马克思的多元逻辑论宣称，人的心灵逻辑结构因其所属社会阶级的不同而不同。种族多元逻辑论与马克思多元逻辑论唯一的差别在于，它认为每个种族，各有一个特殊的心理逻辑结构，并且主张，某一种族的全体成员，不管他们所属的阶级是否相同，都具有同一种特殊的逻辑结构。


这些学说所使用的“社会阶级”和“种族”概念的真意，这里无需加以深究。也没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当某一无产阶级跻身于资产阶级行列时，他将何时并将自己的无产阶级心智转化为资产阶级的心智呢？同样多余的是要求种族主义者解释，那些不具纯粹种族血统的人群，又将拥有怎样一个特殊的逻辑结构呢？


这样，无产阶级的逻辑就不仅仅是某一个逻辑的阶级。“无产阶级逻辑的某些观念并非一党偏见，而是由单纯的逻辑生发而来的。”而且，由于某种特殊优势，某些被无产阶级选中的资产阶级分子不会沾染上资产阶级的原罪。如马克思本人，既是一位富有律师的儿子，又和一个普鲁士贵族的女儿结婚，而且他的合作者恩格斯还是一位富有的纺织制造商。但马恩两人却从不怀疑他们自身已经超越了上述逻辑法则。尽管他们有资产阶级的背景，却并不妨碍他们具备发现真理的能力。


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意识形态”指的是一种学说，一种有利于形成此意识形态之阶级利益的学说，尽管这种逻辑从无产阶级正确的逻辑观来看是错误的。某一种意识形态客观而言是邪恶的，但正是因为他的邪恶性才能够增进思想者所属阶级之利益。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坚信他们已经证实了这种说法，证实的办法是强调“人们并非为知识本身而追求知识”这一观点。科学家的目的在于为成功的行动铺路。理论总是为了实际应用而发展起来的。不存在纯粹的科学和完全客观的真理探索。


为了便于讨论，我们不妨承认，获得真理的每一种努力，其动机都是实际应用于某些目的的考虑。但这并不能够回答以下问题：为什么某一种意识形态的（也即邪恶的）理论会比某种正确的理论更有用。某一种理论的实用性，在于靠这个理论所预测的结果是应验的，这是大家都能接受的事实。一个邪恶的理论从任何观点来看都比一个正确的理论更有用的说法，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对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而言，科学家只为知识而工作的观点，只不过是科学家的一种矫饰。因此他们宣称，麦克斯韦发明电磁波的理论仅仅是为了开辟无线电报业务。这种说法对错与否与意识问题毫不相干。问题在于，促使麦克斯韦发展出一种正确的电磁波理论的，究竟是19世纪的工业化视无线电报为“点金石”或“长生不老丹”这个事实呢，还是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一种意识的上层建筑呢？无疑，细菌学研究不仅是为了防治传染病，而且也是为了改进制酒和乳酪的生产工艺。但获得的结果肯定不具有马克思主义意义的“意识形态性”。


促使马克思发明他的意识形态学说的愿望，在于使经济学名誉扫地。他完全清醒的认识到，他没有借口反驳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计划可行性所提出的异议。事实上，他是如此倾心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以致坚信他是颠扑不破的。他既不知道古典价值理论在聪明学者心中引起的怀疑，即使他有所耳闻，他也理解不了这些怀疑的重要性。他的那些经济观点只不过是当时英国理论的一个断章取义的翻版。当杰文斯和门格尔在经济思想领域开创一个崭新纪元的时候，《资本论》第一卷已经在此前的几年出版了。因而马克思作为一个经济学著作家的事业已告终结。马克思对边际价值理论唯一的反应是推迟了资本论后几卷的出版，但它们出版之时，他已魂归西天好些年了。


马克思发展意识形态学说，是为了专门对付经济学和功利主义的社会哲学。他的惟一用心是要诋毁经济学的声誉，而他又无法用逻辑和推理的办法做到这一点。他为他的学说批上一件普遍法则的外衣，使其放之任何历史阶段皆准，因为他明白，如果某一理论只适用于某一个别历史事件，就不能称之为一种客观规律。根据同样的理由，他不把他的学说的有效性仅限于经济思想，而扩大到任何知识门类。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对于资产阶级的功用是双重的。首先它有利于他们反抗封建制度和君主专制，然后又襄助他们对抗新兴的无产阶级。它为资本主义剥削提供了一种既合理又道德的依据。如果我们想借用马克思死后发展出来的一个概念，就可以说，资产阶级经济学使资本家的一些权利主张“合理化”了。资本家们下意识地为他们卑鄙贪婪的行为感到羞愧，并急于避开社会的谴责，因而鼓励他们的献媚者一一经济学家一一发展一些可使他们在公众舆论面前重新抬头的学说。


对某一个或一群人提出一个理论或一整套理论体系的动机进行心里描述，现在有了合理化这个概念可资利用。但这个概念对形成的理论的有效与否说明不了任何东西。如果这个理论被证明不能成立，则合理化这个概念就是对于使立论者犯错误的那些原因的一种心里解释。但如果我们找不出这个理论的任何错误，就不能指定用合理化这个概念来推翻它的有效性。如果经济学家下意识里果真只想为资本家的不当行为开罪，他们的理论也不乏正确之处。要想揭发一个错误的理论，除去用推理反驳它而代之以较好的理论外，别无他法。在讨论毕达哥拉斯定理或比较成本理论的时候，我们对毕氏和李氏创立这些定理的心理因素不感兴趣，尽管这些因素对史家和专记作家也许是重要的。从科学的角度看，这些理论能否经得住合理的考验，这才是惟一相关的问题。至于立论者本人的社会或种族背景却是题外之事。


人们在寻求一己私利的时候，都会努力利用一些多少为公众舆论所接受的学说，这是一个事实。不仅如此，他们还急于发明和宣扬那些可用以增进他们自身利益的学说。但这并不能够解释，为什么这样一些有利于少数人而有损于其他人的学说会得到公众舆论的支持。不管这种意识形态学说是否是一种“错误的潜意识”的产物一一它迫使某人在不自觉中为自己的阶级利益着想抑或源自一种对真理的有意歪曲，他们都必然遭遇其他阶级的意识形态，并极力想排挤之。因而在对抗性的意识形态之间必然发生冲突。马克思主义者把这种冲突中的胜败解释为一种历史的宿命。“精神”，这神秘的原动者，按一个既定的计划在运作。他（指“精神”）引导人类通过各个初始阶段最终到达社会主义之极乐世界。每一个阶段都是某个技术状况的产物，而其他一切特征又必然是这种技术状况的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精神”导致人类在适当的时期发展某些适合于其生活阶段的技术观念，并且使之得以实现。其余的一切都是技术状况衍生而成的。手推磨早就了封建社会，蒸汽机发动的磨早就了资本主义。在这些变化当中，人类意志和理性只不过起一些辅助作用。历史发展的坚定不移的法则，迫使人们不依其自身意志为转移地按照相应于他们时代之物质基础去思想和行动。当人们相信自己能够在各种观念之间以及他们所谓的真理和谬误之间进行自由选择的时候，恰好是在自我愚弄。他们本身并不思考，而是历史的意志在人们的思想中自动显现出来。


这纯粹是一种神秘学说，只有借助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才能得到证实。资本主义的私有权是个人所有权的首次否定，由于坚定不移之自然法则的作用，它又孕育出了对自身的否定，即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然而一个基于直觉的神秘学说，并不能因其借助于另一个较少神秘色彩的学说而失去其神秘性。这种把戏绝不能回答为什么一位思想家必须按照他所属的阶级的利益而发展某种意识形态。为了便于讨论，我暂且承认人的思想必然产生有利于其自身利益的学说。但是，一个人的利益必定等同于其整个阶级中其他人的利益吗？马克思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组织不断因工人自身之争斗而屡遭破坏。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按照工会工资率被雇佣的工人和那些因这种工资率的强制推行而失业的工人之间，肯定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因为工会工资率的强制推行妨碍了劳动力供需达成平衡的适当价格。同样真实的是，人口过剩国家的工人和人口不足国家的工人，在移民问题上，彼此之间的利益也是互相冲突的。关于全体工人阶级的利益一致，并要求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说法，只是马克思及其他社会主义者的武断假想。这个假想不能仅凭“社会主义观念是无产阶级思想的发扬光大，因而必然有利于无产阶级”这一断言而得到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