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进到吴京溃兵被迫逃进鹅爹领地，最后反被鹅军包饺子。

伍德罗.威尔逊、罗斯福、杜鲁门、卡特等：
没想到吧，大支终究是我们的亲儿子，关键时刻还得听我们的旨意，我们含辛茹苦把大支养这么肥壮，岂能容忍没有血缘关系的干爹抢走？为了今后我党能更好地毁灭米国，我们决定和芝麻共和好如初。

我也想知道怎么爆金币

蜘蛛一贯地没有逻辑。
最早可以追溯到关东军和张作霖之间的关系：
蜘蛛既对张作霖杀李大钊恨之入骨，又咬定张作霖所乘返奉专列是关东军炸的，这种逻辑漏洞它们也能吃得下去。李大钊是什么团体的代表？张杀李动了哪一方的利益？动动脚趾头都能想到的事。
以及，芝麻“远征军”的性质，那时东南亚各国基本没有主权，远征军千里迢迢跑去帮殖民者打仗、镇压当地独立运动居然也能叫“保家卫国”？同理帮金家侵韩也是一样。

很多人都不知道，苏联之所以能迅速建立，是美国人在背后大力支持的结果。
美国自从南北战争之后就走向了极权独裁的道路。
这群全球主义者始终都是一群祸害。

北洋政府和皇军总体上来说相安无事二十年（即使有西原借款事件也无伤大雅）。
孙蒋二人非要卖国破坏这个局面，真是欠的慌。

颠倒黑白的不一直贵美帝吗？白人殖民的国家菲律宾印度缅甸一年饿死几百万民不聊生，而皇国经过合约合法驻军的国家满洲台湾朝鲜直到1944年实现了全民普选，精白能不能别出来祸害世界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吧？

南屠三十万、“七七事变”、“九一八事变”、“侵华”特色进步史观。

美軍40年代以來一直在幫倒忙，實在讓人費解。
總是在不該干涉的時候瞎搞，還撈不到利益。

这个是日治满洲保持常规军队到1945年后，腊肉只能缩在陕北破窑洞的世界线。

就觉醒年代拍这b样，就算支共倒台，汁那的电视剧也不可能正视路人如何受到虚假的反日宣传参与通州血案、大山事件的真相

这不你自己也承认了？整个东亚战场，美国人一直都是反面角色一一坐看共产党一步步壮大吞没整个亚洲，而精美民小们如今一直YY美国人反共的巨大贡献是非常可笑的。
美国人若真心反共至少应该维持日满自治联盟的军事力量不变，而不是去打击错误的战略目标。

因为美国政府糊涂到底的战略，如今多少民族要为它的错误行动还账？

那美国人当年至少应该做到不要横加干涉东亚的事物，然而连这么基本的都做不到，因为美国政府错误地迷信支那国民党的谎言，亲手毁灭日满同盟的后果就是亚洲反共力量被彻底干碎。
首先大规模使用细菌武器的是支那军队、多次打劫外商外侨制造外交碰瓷的也是汁那军队，然后你看看当时美国人在做什么糊涂事？

带一把RPG去

花木兰一个突厥人关汁那猪什么事？

項羽殺進咸陽始終不願意稱帝，被臘肉嘲笑“不可沽名學霸王”。
宋襄公不耍支式花招同樣被嘲笑“蠢豬般的仁義道德”。

“十个猪明火枪兵吓退一万蒙骑”

如果汁那人接受的课纲是真实的知识，能记住也算本事，然而连古代史都是假的，天天吃砒霜有屁智商

“驱逐低端人口”

5000年沼气池

不只是经常在满洲国发表“团结抗日”的演讲，还派特工去新四军靠“传统文化”感化士兵倒戈。
结果就是这帮人虽然在一段时间内反对一共，但后来全变成了红统派。

讲个笑话，汪精卫当年在满洲国靠“复兴传统文化”任意煽动国族情绪，引得数万蜘蛛簇拥而至，接着80年代后原本投靠汪精卫的蜘蛛大部分纷纷投共。只能说皇军当年不给力。

据说汁那法律开断绝证明难如登天。

恭喜啥呀。
拿不出来父母身份证明不知道会不会就卡死了。

我跟中介负责人说他们未满退休年龄就离职了，还要我最好开离职证明。
离职证明这个我有办法开。
但父母身份证复印件真是没办法了.....但他们好像又没那么强硬要求，只是说“是为了更好的通过”。
所以我就想不通，成年人有合法收入留学，还得把我们当未成年人的标准看待吗？...

老蔣和孫文當年的手段就是共產黨，甚至還比蘇共早十幾年，國民黨還沒成立的時候，心甘情願地幫孫文剷除黨內異己(刺殺光復會的陶成章)，之後孫文暗中指示槍殺宋教仁，栽贓給袁世凱，藉口發動內戰二次清黨。之後老蔣煽動學生反帝愛國，他知道英、法不敢向學生開槍於是派他們當前鋒人盾，他們自己顛覆英法租界、撕毀簽訂的所有合約變成過期歷史文件。
以及前腳強迫十幾萬人改姓，後腳就假惺惺轉過頭來說“我們都是一家人”。

“南京是国民首都......应该多杀”。

真实历史上，北元有一次是真的报销了大明五十万军队已经杀到皇城了，包围三天后撤退了

快進到中山艦事件。

你汁诸夏的关键历史节点：
白登之围，匈奴帽顿单于下决心取刘邦的人头，后面也就根本不会有儒毒危害世界。

窝阔台驱逐中原的所有汉人编护齐民。

丰臣秀吉于1592年率军绕过朝鲜直取北平。

慈禧于1900年向八国联军彻底投降。

伯列日捏夫对支正式启动核弹洗地计划。

现在支匪煽动的“从小抓编程代码”和“销售经理”跟明朝八股文科举没有区别，但是比八股文盛行的时代更严重，前两者从根本上禁止所有人的思考，而八股文虽全是中华帝国主义的毒素，可好歹还有部分人意识到朝廷的邪恶并拒绝合作。

“销售经理”和编程代码完美地符合桂枝黑暗森林法则。

在16、17世纪，宗教是欧洲政治争论中的主要问题。到了18、19世纪，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代议制政府和王权专制之争成了主要问题。今天则是市场经济对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一个绝对需要依靠经济分析来解决的问题。诉之于空洞的口号，或诉之辩证唯物主义的神话，都无异于缘木求鱼。

按照马克思主义者和干预主义者的看法，学校里教的历史，被古老的自由主义观念污染了。他们企图以自己的历史解释来替代“布尔乔亚”的历史解释。在马克思的见解中，1688年的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大革命，以及19世纪欧洲大陆的某些革命运动，都是布尔乔亚的运动。这些运动的结果，是封建制度的崩溃，以及资产阶级的优势随之建立。无产阶级大众并没有得到解放；他们只是从贵族阶级的统治，转而受资本主义剥削阶级的统治。为了解放劳工，必须摧毁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干预主义者主张用德国式的社会政策或美国式的新政来实现这个目标。另一方面，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则断言：只有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才能够更有效地解放无产阶级。

对这些争执不下的问题及其隐含的经济学说，如果缺乏明确的立场，是不可能去讨论任何一段历史的。在对待需要共产革命去完成“未竟的革命”的鼓吹面前，教科书和教师们也无法选择一种超然的中立性。每一种关于近300年来历史事件的陈述，都涉及对这些争论的明确的价值判断。人们不可避免地要在独立宣言、葛底斯堡演说[插图]和共产党宣言的哲学之间作出选择。

大多数学生毫无顾忌地拥护教授推荐的干预主义万灵之药。他们相信，当政府实行最低工资率，为每个人提供适当的食物和住宅的时候，或者当人造奶油的销售和外国糖品的进口被禁止的时候，社会情况能够让人完全满意。他们难以觉察出老师的话里存在许多的矛盾，这些为人师表者今天感叹竞争的疯狂，明天又感叹垄断罪恶；今天抱怨物价下跌，明天又抱怨生活费上涨。这些矛盾，大多数的学生察觉不到。他们需要取得学位，需要尽快地在政府或某一强势压力团体中谋得一个职位。

但这并不妨碍一些头脑敏锐的年轻人能够看透干预主义的那些谬误。他们虽然接受了老师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反对，但他们不相信干预主义的那些孤立的措施，能够达成其追求的目的。他们一以贯之地把教师的思想推演到最后的逻辑结论。于是他们转向了社会主义。他们向苏维埃制度欢呼，认为它是一个新的更好文明的开始。

然而，造成今天许多大学成为社会主义温床的上述情形，在经济学系里却不像其他各系那么突出。在经济学系里还可以找到若干杰出的经济学家，甚至在经济学系教授其他课程的教师，也熟悉经济学家反对社会主义的理由。这种情形与许多教哲学、历史、文学、社会学和政治科学的教师不同。后者乃立基于断章取义和漏洞百出的辩证唯物论去解释历史。其中的一些人，即便是因为不赞同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而激烈地反对马克思主义，也仍然受到共产党宣言和共产国际政治纲领所体现的那些观念的支配。他们把经济萧条、大量失业、通货膨胀、战争和贫穷，皆解释为资本主义的必然灾难，而这些灾难只有当资本主义退出历史舞台后才能够被消灭。

这些专家在他们的讲演和所发表的论文中涉及的，都不是经济学，而是各种压力团体的辩解。他们不理睬经济学，因而不得不被某一压力团体的意识形态所俘虏。甚至那些不公开偏袒某一压力团体并自诩中立的专家，也在无意中赞成干预主义者的某些基本信条。在讨论林林总总之政府干预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坚持他们所说的“纯消极主义”。如果他们批评政府采取的措施，也只是为了推荐他们自己标榜的那种干预主义以替代另一种干预主义。他们毫不愧疚地赞成干预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论点——自由的市场经济只有利于无情的剥削者，而不公正地伤害了绝大多数人的切身利益。照他们的看法，凡是论证干预主义徒劳无益的经济学家，就毫无例外地属于被大企业收买并为不公平的权益辩护的人。所以他们主张一定要把这些歹徒排斥于大学之外，而且拒绝他的论文发表在学校的刊物上。

乐观的人们，总希望那些曾经发展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和其文明的国家，至少也可坚守这个制度于将来。对于这个希望确有些肯定迹象，但也有同样多的否定迹象。在财产私有与公有、个人主义与极权主义、自由与独裁这些原则性的意识形态大冲突之间，预测其结果是徒劳无益的。关于这场斗争的结果，我们能预先知道的，可以浓缩成下列三点。

1.在这个意识形态的大冲突中，我们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力量一定会使那些有利于人类的意识形态——社会的纽带和人类的物质福利赖以保持和促进的那些意识形态——得到最后胜利。没有什么东西让我们坚信人类前途一定会更满意，也没有什么东西让我们坚信人类前途不会变得更坏。

2.人们必须在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之间选择。想避免作这种选择而采取所谓“中间路线”，这是做不到的，不管给这中间路线安排什么名称。

3.普遍地实行社会主义，废除经济计算，其结果一定是一团糟，社会的分工合作也就归于解体。

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当半个世界是社会主义的时候，另半个世界就不能仍然是市场经济，反过来说，也是一样。但是，我们没有理由假定这样的两个制度把地球分割而又彼此并存是不可能的。如果真的如此，那么，那些已经放弃资本主义的国家现在的经济制度，也许会无限期地延续下去。这个制度的推行，会引起社会分解、混乱以及人民穷困。但是，低的生活水平也好，愈来愈穷困也好，都不会自动地消灭一个经济制度。只有人民自己的明智足够了解这种制度的改变是有利的时候，它才会被一个更有效率的制度代替。或者是被国外更强大的武装力量摧毁，而那些国外的武装力量之强是由于他们更有效率的本国经济制度提供的。

我们曾经指出，管理制度——即：把经营行为的辅助工作委之于助手，对于他们给以一定范围内的决定权——只有在利润制的架构以内才可能实行[插图]。经理人员之所以为经理人员而异于纯粹技术人员之特征，就是在他的任务范围以内，他自己决定那些使他的行动得以顺应利润法则的方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既没有经济计算，也没有资本会计和利润估计，因而就没有管理活动的余地。但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只要还能靠国外市场所决定的价格作计算，它也可以在某种程度内利用一种准管理的阶层负责制。

把任何一个时期叫作过渡时期，这是个拙劣的权宜之计。在现实的世界里面，总是有变动的。每个时期也就是个过渡时期。我们可以把那些会永久存在的社会制度与那些由于自我毁灭而必然是过渡的社会制度准确区分开来。这已经在上文讲到干预主义的自我毁灭而最终走向德国型社会主义的时候指出。欧洲的大多数国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谁也不知道美国会不会追随。但是只要美国坚守市场经济而不实行全部的政府统制，西欧的社会主义经济还可以作计算。他们的经营行为还不具备社会主义行为的特征；它仍然基于经济计算。如果全世界都转向社会主义的话，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沿着干预主义的道路前行，所有那些尚未选择苏俄式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都越来越多地趋向于所谓的计划经济，即德国的或兴登堡型的社会主义。就今天的经济政策而言，在各个国家之间以及在一国内的各党派和各压力集团之间也已几无区别。历史学派的称呼业已失去其意义。就经济政策涉及的范围来说，只留下了两个特殊的小党派：即列宁式的全盘国有化的支持者和干预主义者。自由市场经济的拥护者对事情的发展过程几乎不再有任何影响。经济自由的一息尚存乃政府政策措施失败的产物，而非一项有目的的政策。我们已经很难发现，在干预主义的支持者中，有多少意识到自己所推荐的政策已直接导致了社会主义的事实，有多少还依然抱守着一个幻想，即一个中间道路体制能够延续为永恒的经济体制——社会经济组织问题的“第三种”解决方案。不管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所有干预主义者都相信政府而且只有政府才能够决定，是否每一件事情应该按市场规则去办，或是否应该采取一项干预主义的行动。这意味着他们只在消费者主权能够带来他们认可的结果的情况下才准备对其加以容忍。一旦在经济活动中发生了任何官僚机构不乐意或引发某一压力集团愤怒的事件时，人们就将诉诸新的干预、控制和限制措施。但是由于立法者的低效率和政府机构普遍的涣散、粗心和腐败，市场经济的最后痕迹要消失也很难。

干预主义这段历史上的插曲，一定会永远沉寂，因为它不可能成为社会组织的一种永久制度。其理由有三：

第一，限制的办法总归是限制生产量，因而限制了可供消费的商品量。某些特定的限制和禁止不管其理由如何，这些限制办法的本身绝无可能形成社会生产的一种制度。

第二，所有干扰市场现象的一切措施，不仅不能实现设计者和主张者追求的目标，而且会引起——从设计者和主张者的观点来看——比他们想改变的原先事态更坏的事态。如果进一步用干预的办法去纠正这些更坏的事态，最终的结果就是市场经济的完全崩溃，从而被社会主义取而代之。

第三，干预主义其实是将一部分人的“剩余”没收而转赠给另一部分人。到了这种剩余被全部没收无遗的时候，这种政策也就难以为继。

现代福利政策的宣传者，至少有一点比老派的社会主义者和改革家高明。他们不再强调，不管结果如何地不利，人们也必须遵守那个武断的所谓“社会正义”。他们赞成功利主义者的观点。他们不反对“评价一切社会制度的惟一标准，乃它们能否实现行动人追求的目的”这一原则。

但是，一旦他们开始检讨市场经济的运作时，他们就旋即把他们的那些健全意识抛在脑后。他们提出一套形而上的原则，不由分说地先把市场经济责骂一顿，因为它不符合这些原则。他们把那个被拒绝于正门的绝对标准的道德观从后门塞进来。在寻求药方对付贫穷、不平等和不安定的时候，他们逐步承袭了老派社会主义者和干预主义者的一切谬见，并由此愈益陷入无法解脱的矛盾。最后他们不得不抓住所有过气的“非正统”改革家攀附的那根稻草——统治者的超人智慧。他们的最后口号是国家、政府、社会或其他用以影射这个超人独裁者的名词。

维持和增加资本这个问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无法解决。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无法进行经济计算。它没有任何方法可以确定它的资本设备是在增加或减少。但是在干预主义制度，以及在还可借助国外价格作经济计算的那种社会主义制度下，事情不至于这样糟。在这里，至少还可能知道情况在如何发展。

节省今天的消费，不仅是为了增加储蓄和积累更多的资本，即便是为了维持现有资本存量，也同样要节制今天的消费。这叫作节欲，即放弃一些眼下本可以满足的欲望。市场经济造就出了一个有节欲余地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中，节欲的结果是积累了的资本，被投资于最能满足消费者最迫切需要的途径。言及于此，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政府的资本积累可否替代私人的资本积累，政府会把积累的资本投到什么地方去呢？这些问题不仅涉及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涉及干预主义国家，不管这种干预主义是全部地或近乎全部地摧毁了私人资本形成的环境。甚至就美国来看，也在明显地逐步滑向这一境地。

福利学说的那些圣诞老人式的童话，其特征在于他们完全不懂得资本的问题。仅据此缺陷，就可否认他们自我标榜的“福利经济学”这个名称。凡不考虑资本品稀缺性的人，就不是经济学家，而是一个童话作家。他说的不是实在的世界，而是一个无限丰富的神话世界。与社会主义作家一样，现代福利学派的一切说辞，皆立基于一个隐含的假定——资本品的丰富供给量。有了这样一个假定，当然就容易找到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那就是“各取所需”，每个人都其乐陶陶，快乐无比。

不过确有一些福利政策的主张者，因困惑于某些有关问题的模糊概念，而感觉到事情的麻烦。他们知道：如果想不损害劳动的未来生产力，就应该保持资本的完整。但这些人也并不了解：即便是仅仅保持资本的不变，也必须借助投资的技巧，它往往是深思熟虑的成果；而且保持资本不变的那些措施，也必须事先进行精密的经济计算，因而必有市场经济的操作。这都是他们不了解的。至于其余的社会政策宣传者，对于所有相关问题都一概置之不理。他们在这方面是否赞成马克思社会改造方案，或是否凭借某一新的幻想，例如借助事物的“自我永续性”[插图]倒无关紧要。无论如何，他们都认为储蓄过多和消费不足会引起不良的后果，因而把消费视为万灵之药来提倡。他们的一切教义都在为这一点作辩护。

有些福利政策宣传者和社会主义者，迫于经济学家的压力不得不承认：要避免一般生活标准的降低，只有靠保持已经积累的资本；经济进步则要靠更多的资本积累。但他们又说，资本的保持和新资本的积累，今后将成为政府的任务，而再也不能委托给私人。私人只关心自己及其家庭的福利；政府则从公共利益的角度来执行这一任务。

战争使那些对军事装备最有贡献的企业家发了国难财是不“公平”的，这个说法我们也不妨承认。但是如果否认利润制度能够生产出最好的武器，那就愚昧了。社会主义的俄国并没有用租借的办法援助美国；在用美国大公司研制的炸弹攻击德国以前，俄国军队屡遭惨败。战时最重要的事情不是避免超额利润的出现，而是要为本国的士兵提供最好的装备。一个国家最坏的敌人，是那些把忌妒心的发泄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的人们。

当然，长期而言，战争与市场经济的维持，是互不相容的。资本主义，本质上是和平国家的制度。但这并不是说，一个被迫起而抵抗外来侵略的国家，必须以政府的管制来替代私人企业。如果政府这样做，它就在自毁最有效的抗战武器。从未有过社会主义国家战胜资本主义国家的记录。尽管德国人特别推崇战时社会主义，可是在两次世界大战当中他们都战败了。

全面战争是侵略性的民族主义的衍生物，这是一致公认的事实。但这只是个循环推理。我们把民族主义称为促成现代全面战争的意识形态。侵略性的民族主义是干预政策和国家计划的产物。自由放任会消除国际冲突的原因，而干预主义和社会主义则招致一些无法和平解决的冲突。在自由贸易和自由移民的场合，没有人会关心国家领土的大小。而在经济国家主义的保护措施下，几乎每个国民在领土问题上都有利害关系。本国领土的扩大，对于他而言乃福利的增进，至少可以解脱外国政府对其福利所加的限制。使皇朝之间的有限战争变成民族之间的冲突的，不是军事上的技术，而是福利国家替代了自由放任的国家。

社会主义者和干预主义者说，市场经济再好也不过是和平时期所能容许的一种制度。一旦战争来临，这种自由放任则不可容许。它只有利于资本家和企业家的私人事业而危害国家。因此任何情况下的现代全面战争，绝对需要政府的经济管制。

几乎无人具备足够的勇气胆敢挑战这一“圣律”。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这一“圣律”成为无数经济管制的借口，有些国家则由此逐步走向完全的“战时社会主义”。当战争结束的时候，有人又提出了一个新的口号，即从战争到和平的过渡时期和在经济“复原”时期，甚至比战时更需要政府的经济管制。而且，在两次大战期间都能够行得通的一种社会制度，为什么不让它长久维持下去，以及时准备应付任何可能的紧急变故呢？

在基尔特的内部，是仅由工人统治，还是与资本家、企业家合作管理，这并不重要。基尔特的管理部门是否有消费者的代表参加，这也不关重要。重要的是：如果基尔特是自治的，它就可以无视市场压力并据此调整自身的活动以满足消费者。它自然会把其成员的利益放在消费者的利益之上。在基尔特社会主义和社团主义的制度下，决不会想到“生产的惟一目的在于消费”。事情恰好颠倒了过来，生产本身变成了目的。

当美国的“新政”开始实行国家工业复兴方案的时候，政府及其智囊团完全知道，他们计划的不过是建立一个机构以便政府对工商业进行全盘控制。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和社团主义者认为，自治的基尔特或行业社团可视为一种可行的社会合作制度。这种自恃显然是一种短见。

在基尔特制度下，再也没有市场的问题。再也没有任何价格（人的行动学意义上的价格）。竞争价格也好，垄断价格也好，都不存在。那些垄断了必需品供给的基尔特，遂取得一种独裁的地位。它生产必需的食物和燃料，供应电力和交通服务，并随意榨取全民利益而无所畏惧。谁胆敢认为大多数人都能忍受这种情形呢？假若这些与基本生活有关的产业滥用其特权地位，而政府又不加干预，则为实现社团主义这个乌托邦的任何企图，将会很快导致暴力的冲突，这是不容置疑的。于是，被这些空想家视为例外措施的政府干预将会变成惯例。基尔特社会主义和社团主义将会转变成政府对一切生产活动的全盘控制。普鲁士的统制经济是基尔特社会主义和社团主义想避免的，但是其发展的结果，却正是这种统制经济。

对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其他根本缺点，这里没有讨论的必要。它和任何其他的工团主义方案一样，都是有缺陷的。它没有考虑到，资本和劳动在部门之间的转移，以及创立一些新的生产部门都是必要的。它完全忽视了储蓄和资本积累的问题。总而言之，它是荒谬的。

社团主义（又称为法团主义），系把整个社会纳入国家指挥下的各种“社团”的理论和实践。工人和雇主都可以加入产业和职业社团，它们是政治代表机关，在很大程度上支配其管辖之内的人员及其活动。

然而，不论是意大利法西斯党，还是奥地利和葡萄牙政府，都没有认真地去实现社团主义的幻想。意大利人给种种机构加上“社团主义的”名称，而且还把大学里的政治经济学讲座改名为“政治的与社团主义的经济学”。但关于社团主义的本质，也即工商各部门的自治，只见之于空谈。法西斯政府首先固执的是干预主义的同样原则（干预主义乃现时所有名义上的非社会主义政府所已实行的经济政策）。然后它逐步转向德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即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全盘控制。
基尔特社会主义和社团主义的基本观念都是：每一产业部门都组成一个垄断体，它被称为基尔特或行业协会（也包括雇主协会和工会——译者注）。这个实体享有充分的自治权；它可自由处理其所有内部事务而不受外在因素或外人的干预。而各基尔特之间的相互关系则由它们之间直接谈判来处理，或由所有基尔特授权的代表大会来决定。在通常情形下，政府不加任何干预。只有在特殊情形下，即当各基尔特之间无法实现一致意见时，才需要政府出面干预。

在草拟这个方案的时候，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对英国地方政府及其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情况，似乎是了然于胸的。他们的目的是要使产业的每个部门都得以自治；像韦伯夫妇所说，他们想把“自治权给予每个行业”。这正同每个地方政府管理它本地方的事务，中央政府只处理那些有关全国利益的事务一样，基尔特对于它内部的事情应有处理权，政府应把它的干预限之于基尔特本身不能解决的那些事情。

在一个分工合作的社会制度下，绝无所谓仅关系到某一特定工厂、特定行业，或特定产业部门，而与他人无关的事情。任何基尔特或行业社团的内部事务的处理都不可能不影响到全国。某一产业部门不仅仅为其业内从业人员服务，它的服务对象是社会每一个成员。任何产业部门，如果它内部缺乏效率，浪费稀缺的生产要素，或者不采用最适当的生产方法，则每个人的物质利益都将受到损害。我们不能把那些关于生产技术、生产数量与质量、工作时间，以及许许多多其他问题的决定都委托给基尔特内部的成员，因为这些事情不仅关系其成员的利益，也同样关系到外部人的利益。在市场经济里面，企业家在作这些决定的时候，是无条件地受制于市场法则的。他只向消费者负责。如果他拒绝消费者的命令，他就要赔本，而且会很快丧失其企业家的地位。但是垄断性的基尔特却不怕竞争。它在它的生产范围以内享有处理一切事务的权力。如果任其自治自决，它就不再是消费者的仆人，而是它主子的仆人。它就可以任意采取牺牲别人以利其成员的一些办法。

工团主义认为的资本主义制度最严重的缺点，以及他们诬蔑为专横谋利者的残忍无情，正是“消费者至上”的结果。在不受羁束的市场经济的竞争情况下，企业家不得不致力于改善生产技术而不顾工人的既得利益。雇主付给工人的工资，势必不能高于消费者对他们的成就所作的评价。如果一个工人因为他的妻子生了一个小孩而要求加薪，而雇主以该婴儿的诞生无益于他的工厂为由拒绝这个要求，这正说明雇主的行为遵照的是消费者的命令。他的消费者并不准备仅为这个工人有个大家庭，而对他生产的物品支付较高的代价。工团主义者的天真幼稚，可以从“他们自己决不会因为生产某一物品的工人经济情况不佳，而出较高的价钱来买这件物品”之事实看出来。

工团主义的原则是要把每个公司的股份，从那些不具体工作的股东手中拿出来，并平均地分配给工人；债本债息的支付应当停止。管理权归于一个由工人选出的委员会，工人也因此成为公司的股东。这种没收和重新分配的方式，显见得无法在任一个国家内部或全世界实现平等。它将使一些工人增加收获，而另一些工人减少收获，前者是人均资本支配额较大的那些工业所雇用的工人，后者则是人均资本支配额较小的那些工业雇用的工人。

一个有特征的事实是，工团主义者在处理这些问题的场合，总是说到管理工作，而从不提及企业家的活动。照一个平凡的低级职工的见解，工商业里的所有事情，无非是一些可委托给管理部门的辅助工作。在他的心目中，现今正在运行的各个工厂或工场，乃永久之基业。它将永不变更。它总是生产同样的产品。事实上，一切情况都处于不停的流变中，产业结构必须天天调整以解决新的问题。他对这些现象一概置之不理。他的世界是静态的。他不理会新的工商业部门、新的产品，以及可以用新的和更好的制造方法制造旧的产品。企业家阶层的基本问题，是为新的产业和已有的产业提供资本，缩减那些需求降低了的产品的生产部门，促进生产技术的改良。但工团主义者全不理会这些问题。如果我们把工团主义称为短视者的经济哲学，或称为顽固的保守份子的经济哲学，并非不公平。这些保守份子嫉妒任何创新，而其嫉妒心之烈，甚至使他们顽固到连那些为他们提供更多质优价廉之物的人们也要咒骂。有些病人，对于那个成功医治好其痼疾的医生反而心怀妒忌，这些保守分子与这些忘恩负义的病人并无二致。

依照工团主义的理想，企业的收益应该全部归于被雇用的员工，不给所投的资本留下利息，也不留下利润。在他们看来，要实现这个理想，不会有任何问题。但就我们所知，如果取消所谓的“不劳而获”，则无异于实行社会主义。

“工团主义”这个名词的第二个意义，是指社会经济组织的一个方案。社会主义的目的是要以生产手段的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工团主义则要把工厂的所有权给予工厂所雇用的工人。诸如“铁路属于铁路工人”、“矿场属于矿工”一类的口号，最能表现工团主义的最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