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战争是侵略性的民族主义的衍生物，这是一致公认的事实。但这只是个循环推理。我们把民族主义称为促成现代全面战争的意识形态。侵略性的民族主义是干预政策和国家计划的产物。自由放任会消除国际冲突的原因，而干预主义和社会主义则招致一些无法和平解决的冲突。在自由贸易和自由移民的场合，没有人会关心国家领土的大小。而在经济国家主义的保护措施下，几乎每个国民在领土问题上都有利害关系。本国领土的扩大，对于他而言乃福利的增进，至少可以解脱外国政府对其福利所加的限制。使皇朝之间的有限战争变成民族之间的冲突的，不是军事上的技术，而是福利国家替代了自由放任的国家。

社会主义者和干预主义者说，市场经济再好也不过是和平时期所能容许的一种制度。一旦战争来临，这种自由放任则不可容许。它只有利于资本家和企业家的私人事业而危害国家。因此任何情况下的现代全面战争，绝对需要政府的经济管制。

几乎无人具备足够的勇气胆敢挑战这一“圣律”。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这一“圣律”成为无数经济管制的借口，有些国家则由此逐步走向完全的“战时社会主义”。当战争结束的时候，有人又提出了一个新的口号，即从战争到和平的过渡时期和在经济“复原”时期，甚至比战时更需要政府的经济管制。而且，在两次大战期间都能够行得通的一种社会制度，为什么不让它长久维持下去，以及时准备应付任何可能的紧急变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