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乔治·索雷尔及其党徒的用法，工团主义是指那些为实现社会主义而使用的特殊革命策略。它意味着：工会不应当在资本主义的架构下浪费他们的精力以求得工薪者生活境况的改善。他们应当采取直接行动，不屈不挠地以暴力摧毁资本主义的一切制度。为了实现最后的目的——社会主义，他们必须坚持不懈地斗争。无产阶级决不可让自己受资产阶级那些漂亮口号——自由、民主、代议制政府——的欺骗。他们必须在阶级斗争、流血革命以及彻底消灭资产阶级的过程中，求得自己的解放。

在“直接行动”的意义上，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的一些观念，是由一些知识分子发展出来的，而这些知识分子，却是马克思宗派中那些思想一贯的信徒不得不称为资产阶级的一伙。但是作为社会组织的一种制度，工团主义的观念乃“无产阶级心灵”的一件纯种产物。它正是天真的被雇佣者所认为的，可改善他们物质福利的一个公平而便利的手段。消灭那些懒惰的寄生虫——企业家和资本家，把他们“不劳而获的”所得给予工人！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事情了。

如果有人仔细想想这些计划，他就不会在讨论干预主义问题时来处理它们。他就会认识到，工团主义既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也不是干预主义，而是异乎这三个主义而自具特色的一种制度。但是谁也不会认真地去思考工团主义的方案，也从未有人认真地想过。谁也没有糊涂到把工团主义当做一种社会制度来公开颂扬。在经济问题的讨论中，工团主义曾经扮演过角色，只是在某些方案无意中包含着工团主义一些特征的场合。在政府和工会干预市场现象的某些目标中具有工团主义的一些要素。而且，还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社团主义，这两种掺和着工团主义成分的主义，以掩饰和避免一切社会主义和干预主义所固有的政府万能理念。

干预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认为，一切物品是由一个社会的生产过程制造出来的。等到这个过程结束并收获其产品时，第二个社会过程，也即产品分配过程，就紧接着把产品分配给各个社会成员。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乃分配的不平等。有些人——企业家、资本家和地主们——据为己有的多于他们应得的。因此其余的人分得的就相应减少了。政府当然要取长补短，没收前者的超出部分以补偿后者。

早期的社会改革者志在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他们分配给社会每个成员的土地是相等的。在这些乌托邦的理想社会里没有分工和专业化的余地。如果把这种社会秩序称为农地社会主义，那是个严重的错误。它只不过是一个个相并列的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家庭单位而已。

课税是必要的。但是，在累进的所得税和遗产税这一误导的名称下被普遍接受的差别税制，与其说是一种课税方式，不如说是对成功的资本家和企业家的一种变相的没收方式。不管政府所豢养的食客如何称赞，它总归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累进的所得税和遗产税充其量也只能权当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把从1913年开始演变至今的美国联邦所得税税率作一回顾，我们就难以相信，这种税不会在很快的将来把超过工会领袖之薪水的所得统统用100%的税率课征掉。

作为对外贸易国有化的一项政策，外汇管制是完成“社会主义代替市场经济”这个过程中的一个步骤。此外，从任何其他的观点来看，它都是无效的。无论在短期还是在长期，它都无法影响汇率的决定。

由所有社会主义者和干预主义者所拥护的“非正统”学说的一个精义，说的是经济萧条的反复出现正是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一个固有现象。但不同之处在于，社会主义者认为只有以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才能消除这个祸害，而干预主义者则主张把矫正市场经济运作的权力委之于政府，并由此实现他们所说的“经济稳定”。如果这些干预主义者的反萧条计划旨在彻底摒弃信用扩张政策，那么，他们是对的。但他们一开始就拒绝这个想法。他们所求的是一而再的扩张信用，而同时采用特别的“反循环”或反周期措施以防止萧条。
在这些计划中，政府像神一样地伺立和工作于人事轨道之外，它独立于人民的行动，而且掌握从外部干预这些行动的权力。它拥有非人民提供的储蓄和资金，并可以自由地按统治者的意图使用它们。而如何最有利地行使这个权力，只需听取专家的建议。

这些新社会主义者说，老一辈社会主义者（指1920年前的所有社会主义者）的严重错误，在于相信社会主义必然要废除市场和市场交易，乃至相信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要义和实质所在。他们无可奈何地承认的这个信念，在他们看来是荒谬的，其果真实现的结果定然一塌糊涂。他们又说，所幸还有较好的方法实行社会主义。他们开出的处方是，各个生产单位的经理不妨用他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采用的方法，来经营本单位的业务。市场社会里某公司的经理，不是为自己的打算而自冒风险的，而是为了公司也即股东的利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他也可以以同样的心态来工作，惟一不同的是，他的努力将使全社会富有，而不是使股东富有。他仍然可以像从前一样，在市场上买卖、招募工人、给工人发放工资并设法获取利润。从成熟的资本主义经理制向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理制的过渡，将很顺利的完成；除了投入的资本的所有权外，没有任何改变。用“社会”来替代股东，人民因而分享股利。如是而已。

没有人曾经建议，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引入一些发起人和投机者继续他们的投机事业，然后把他们的利润上缴国库。那些建议为社会主义创设准市场的人，也未曾想到保留证券和期货交易所，保留银行家和借贷者作为市场的建制。我们不能“玩”投机和投资。投机者和投资者乃把他们自己的财富和命运作为赌注。这个事实迫使他们向消费者负责。如果我们解除他们的这个责任，就等于取消了他们的特征。他们就不再是生意人，而只是一群由统治者分配任务的人；统治者把指挥一切工作的权力交付给他们，于是他们（虽然不是名义上的统治者）就变成一些实际意义上的统治者，同样要面对那名义统治者无法解决的问题，即经济计算。

鼓吹准市场计划的那些人，在认识到这一想法的荒唐之后，有时又含糊不清地推荐另一个办法。即统治者应该像一个银行一样，贷款给那些出价最高的人。这又是一个注定要失败的想法。显然，在社会主义社会，凡是能叫价借款的人，都没有自己的财产。他们的叫价，并不会因为利率过高所可能构成的经济风险而受到限制。他们丝毫无助于减轻统治者的责任负担。贷款给他们是不安全的，不像资本主义信用风险会因借款人自身财产的部分担保而减轻。因此，所有不安全的危险，只能落在“社会”这一一切可用资源的所有者身上。如果统治者毫不迟疑地把可用资金借给那些叫价最高的人，那他简直是在奖励胆大粗心和夸夸其谈之徒，等于让位给最不检点的狂人和恶棍。他还不如把社会资金如何利用的决定权留给自己。但这样一来，我们又回到了问题的起点：统治者在指挥生产活动的时候，并没有借助资本主义制度下，使经济计算实际可行的那种智力分工。

社会主义制度具备市场和市场价格这一观念，其自相矛盾正如说“四方形有三个角”。生产活动，或者由逐利的商人来指挥，或者由一个享有至高权力的统治者来决定。所生产出来的，或者是企业家希望赚得最高利润的那些东西，或者是统治者所要生产的那些东西。问题在于：谁应该是主人，消费者还是统治者？既定数量的生产要素应该用来生产消费品a，还是消费品b？应该由谁来作出最后的决定？这些问题的答案必须直截了当，丝毫不能模棱两可。

社会主义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只有“一个”不可分的意志在指挥整个社会的一切生产活动。当社会主义者宣称要以“秩序”和“组织”替代“无政府”生产，以有意识的行动替代所谓的资本主义的无计划，以真正的合作替代竞争，以为使用而生产替代为利润而生产的时候，他们所想的，无非是以“一个”机构的垄断权力来替代消费者，以及那些为消费者服务的企业家和资本家的无数的计算。社会主义的实质在于完全消灭市场和人的行动学意义上的竞争。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没有市场、没有生产要素市场价格以及没有竞争的制度：一切的一切皆无限制地集中统一于一个权威之手。在草拟那统摄一切经济活动的至高无上的计划时，公民的合作——如果有的话——只体现在对统治者及其组织委员会的选举上。在其他方面，他们只能无条件地服从统治者的命令，并仰赐统治者施舍的福利。社会主义者所说的社会主义的一切优点，以及他们寄希望于社会主义的实现所得到的一切幸福，皆被形容为这绝对统一和集中的必然结果。

但与此同时，社会主义的知识领袖却正忙于设计一种社会制度，其中市场、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以及人的行动学上的竞争都将被保留下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完全承认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计划的分析和批评是正确的和不容反驳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可能有经济计算这一论断的频频告捷，的确是人类思想史上空前的事情。社会主义者不得不承认他们将最终失败。他们再也不能说，因为取消了市场、市场价格和竞争，使得社会主义无比优越于资本主义。相反，他们现在急于声明，即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可以保留这些东西。他们正在着手起草一种包含市场价格和竞争的社会主义纲领。

这些新社会主义者的倡议，实在很矛盾。他们既想废除生产手段的私有权、市场交易、市场价格以及竞争，同时又企图构建一个社会主义的乌托邦，使生活于其中的人民能够在这些被唾弃的环境中行动。这无异于让人民像幼童玩战争、铁路和学校游戏一样“玩”市场。他们忘记了小孩的这些游戏活动与其模仿的真实事物完全不同。

对于计划是否最适合于生产要素在各部门间的配置，企业家和资本家并不能预先确定。计划的对错，只能得之于事后的经验。因此他们用的是试错。有些社会主义者说，既然企业家和资本家可以用这一方法，为何社会主义统治者就不可以呢？

试错，可以应用于“最终得到的正确解决方法及其表征，与试错本身无关”的一切场合。比如一个人丢了钱包，自然会四处寻找；如果他找到了，他就认得这是他的东西。他的试错无疑取得了成功，他解决了自己的问题。埃利希研究梅毒疗法，曾经实验过几百种药物，最后才发现一种既能杀死螺旋状病菌而又不伤害人体的药物。此药物被命名为“606号”，而这一兼具两种特征的标号，乃来自实验室的试验和临床的经验。

如果正确解决的惟一标记，乃由一个被认为适合解决此问题的方法达成，事情就不同了。两个因数相乘的正确答案只有从算术程序的正确运用才能得到。用试错来猜固然也可以，但在这种场合，试错绝非运算程序的替代。如果运算程序未曾提供一个区别对错的标准，那它就是无用的。

社会主义经济计算的问题恰好是，如果生产要素没有市场价格，盈亏的计算是不可能的。

我们不妨假定，在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着消费品市场，而且消费品的货币价格是由此市场决定的。我们还不妨假定，统治者按期分配给每一个社会成员定量的货币，并把消费品卖给那些出价最高的人；或者还可假定，统治者用实物的方式，把消费品按一定的量分配给每个成员，并且他们可以自由地在一个有交易媒介（某种货币）的市场上相互交换。但这一社会主义体制的特征在于，生产商品乃由一个机构控制，并按照统治者的意志行事，即生产商品是非买卖的，它们没有价格。如此，投入和产出自然无法用算术方法来比较。

社会主义者的论著什么都讨论，可就是回避社会主义最基本和最独特的问题，即经济计算。只是到了最近几年，他们再也无法躲避这一根本问题了。他们已经觉察到，马克思的门徒对“布尔乔亚”经济学的臭骂，实在不是一个实现社会主义乌托邦的有效方法；他们开始尝试用一套社会主义的理论来代替马克思教条中的黑格尔学说，并且已经着手设计社会主义的经济计划。但他们的这项工作，注定是要惨败的。对于他们的那些不是建议的建议，本来没有讨论的必要。但对它们加以检讨，可以使市场社会和假想的非市场社会两者的基本特征有一个明显对照的机会。

这些建议可分为如下几类：

1.以实物计算代替货币计算。这个方法是没有价值的。谁都无法对不同种类的数量（即异质数量）进行加减。

2.从劳动价值论的观念出发，建议用劳动作为计算单位。这个建议没有考虑到原始的物质生产要素，而且忽略了同一个人和不同的人，在不同工作时间完成的工作质量的不同。

3.以效用的“量”为单位。但是，行动人并不衡量效用。他只把效用分等级。市场价格不是等值的体现，而是交换双方评价值之间的一个分歧。现代经济学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基本定理，即附着在n－1个单位供给量当中的一个单位的价值，大于附着在n个单位供给量当中的一个单位的价值。

4.建立一个人为的准市场，使计算成为可能。

5.借助微分方程式来计算。

6.借助试错使计算成为多余。

社会主义者的论著什么都讨论，可就是回避社会主义最基本和最独特的问题，即经济计算。只是到了最近几年，他们再也无法躲避这一根本问题了。他们已经觉察到，马克思的门徒对“布尔乔亚”经济学的臭骂，实在不是一个实现社会主义乌托邦的有效方法；他们开始尝试用一套社会主义的理论来代替马克思教条中的黑格尔学说，并且已经着手设计社会主义的经济计划。但他们的这项工作，注定是要惨败的。对于他们的那些不是建议的建议，本来没有讨论的必要。但对它们加以检讨，可以使市场社会和假想的非市场社会两者的基本特征有一个明显对照的机会。

这些建议可分为如下几类：

1.以实物计算代替货币计算。这个方法是没有价值的。谁都无法对不同种类的数量（即异质数量）进行加减。

2.从劳动价值论的观念出发，建议用劳动作为计算单位。这个建议没有考虑到原始的物质生产要素，而且忽略了同一个人和不同的人，在不同工作时间完成的工作质量的不同。

3.以效用的“量”为单位。但是，行动人并不衡量效用。他只把效用分等级。市场价格不是等值的体现，而是交换双方评价值之间的一个分歧。现代经济学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基本定理，即附着在n－1个单位供给量当中的一个单位的价值，大于附着在n个单位供给量当中的一个单位的价值。

4.建立一个人为的准市场，使计算成为可能。

5.借助微分方程式来计算。

6.借助试错使计算成为多余。

100多年来，以社会主义取代私人企业已经成为一个政治问题。赞成和反对共产计划的出版物何止成百上千。在私人圈子里、报刊上、公开集会中、知识分子团体内、竞选场合以及国会内，再无其他问题比这问题讨论得更加热烈了。也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引发了多少战争，血流成了多少条河流。但在此其间，根本的问题却始终没有被提出。

如果责备历史学派和制度主义也无视人类最重要的一些问题，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两大思想体系狂热地诽谤经济学；在他们对干预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宣传中，经济学被称为“忧郁的科学”。但他们无法完全消灭经济学的研究。令人费解的事情，不在于这些诽谤者为何认识不到这一问题，而是为什么经济学家也犯同样的错误。

数理经济学家差不多只专心于他们所谓的经济均衡和静态的研究。前文曾经说过，[插图]一个稳态循环经济的假构是经济推理必不可少的心智工具。但如果把这一辅助工具视为非假想的结构，同时忽视它既非实际存在，也无法一致贯通至其最终逻辑结论的事实，那就是严重的错误。数理经济学家的偏见，使他们总以为经济学必须按照牛顿力学来建模，并且可以借助数学来研究。实际上他们完全误解了其研究对象，他们研究的不是人的行动，而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受一些不可再分的神秘力量的驱使的机械。在稳态循环经济的假构里当然不存在企业家活动的余地。所以数理经济学是把企业家排除在外的。他们不需要这种引起变动的人物，因为他们永无止境的“干扰”，会使那假想的制度无法达到完全均衡的静态。他们怨恨企业家的这种干扰，照他们看来，生产要素的价格取决于两条曲线的相交，而非人的行动。

因此一个可能的结果是，在数理经济学家的著述中将出现一个社会主义的假构，而且这一结构被视为一个可实现的分工合作制度，一个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制度的替代物。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统治者就能够合理地，也即通过计算来配置各种生产要素。人们在社会主义分工下合作，生产要素得以合理使用。他们既自由选择社会主义，又不放弃经济地选择使用生产手段。社会主义并非不考虑生产要素的合理使用，它也是社会行动的另一种“合理”形态。

这些错误的一个明证，乃苏俄和纳粹德国的社会主义政府的实践。人们看不出它们不是孤立的社会主义制度。虽然它们的运作不排除货币制度，但它们之能够经济计算，靠的是国外的物价。如果没有这些物价的帮助，他们的行动将会是无目的和无计划的。只因为能够借助外国物价，他们才能计算和记账，才能准备其时常自夸的计划。

社会主义者也并不认为经济计算是完全不可能的，只不过他们认为资本家的计算往往是错误的。当然,错误永远是在所难免的。因为人的行动面对的都是不确定的未来。即便最周密的计划，如果其关于未来的预测成为泡影，也注定会失败。我们是从现有的知识去计算未来的情况。我们不涉及这个统治者能否准确预测未来的问题。我们考虑的是，他不能从自己现有的价值判断去预测未来，不管他的价值判断如何。如果他今天投资罐头产业，一旦消费者改变了嗜好，或者关于罐头食品的卫生观念有了改变，他的投资就变成错误的投资。这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但他在“今天”如何能够发现，应该怎样建立和装备这个罐头工厂才是最经济的呢？

我们不妨承认，在开始的时候，一个社会主义政府在某种程度以内可以依赖资本主义的经验。但情况在急剧的变化，以后怎么办呢？1900年的物价对1949年的统治者有何用处？1980年的统治者又能够从1949年的物价信息中得到什么教益呢？

计划过程的矛盾在于它无法计划，因为它缺少经济计算。凡是被称为“计划经济”的，根本就不是经济。它只是一种黑暗中的摸索。因此不存在为实现最终目的而合理选择手段的问题。所谓有意识的计划，正是有意识的行动的终结。

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在于只有“一个意志”是主动的。至于这是谁的意志并不重要。统治行为的主要表现是，一切生产要素的利用只由某一个机构来指挥。只有一个意志在选择、决定和发号施令。所有其余的人只能服从命令和指示。组织和计划的秩序替代了“无政府”生产，以及个人的创造力。分工下的社会合作由一套独霸的体系来保障，即一个统治者独断专行地命令他所有的子民绝对服从。

这个统治者既名之曰“社会”（马克思主义者即如此）、“国家”、“政府”或“当局”，人民就容易忘记它们毕竟是一个人，而非一个抽象的观念或一个神秘的集合体。我们也不妨承认这个统治者及其团体，既具备卓越的能力，又极其聪慧和满怀善意。但是如果认为他们是全知的和无错的，则无异于痴人呓语。

拿人的行动学来分析社会主义的一些问题，没有必要涉及这个统治者的道德和伦理性格。我们既不讨论他的价值判断，也不讨论他的最终目的的选择。我们要研究的只是这个问题：我们这样的凡夫俗子，仅具备人类心灵的逻辑结构，能否胜任统治社会主义的那些任务。

我们假定这个统治者能够掌握并自如运用其所处时代的一切技术，而且他还收集了全部可用的物质生产要素和劳动力的详尽资料；而且还能够聚集成群的专家向他提供完全的信息，准确无误地回答他的一切问题。似乎是万事齐备只欠东风，但他行动前仍然必须在许许多多不同的计划中进行选择，选择的结果，当然是使生产要素用于优先满足他认为的最迫切的欲望，而非投入他认为的那些次要的欲望。

这个问题与最后目的的价值判断根本无关，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它只涉及为达成最终目的而选择的手段。我们假定这个统治者对最终目的已经有了自己的价值判断。我们可以不顾他作了哪些决定，也可以不顾他的人民或子民对此决定赞成与否。为了方便讨论，我们甚至还可假定，有一种神秘的力量使得每一个人皆一致地赞同统治者对终极目标的价值判断。
我们的问题，也即有关社会主义的决定性的和惟一的问题，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因此只涉及手段而不涉及最终目的。

社会主义的纲领乃立基于三个信条：
第一，“社会”乃全能全知的存在，它摆脱了人的缺陷和弱点。

第二，社会主义的到来不可避免。

第三，历史是不断进化的，从较不完善的情况进化到较完善的情况，社会主义的到来是可喜的。

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人的行动学和经济学的惟一问题是：社会主义能够作为一个分工制度来运作吗？

马克思做的，只是把社会主义教条融合进社会进化论里。社会主义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仅凭这一点，就可以证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高级许多。因为资本主义在前，社会主义在后。赞成或反对社会主义的讨论皆无济于事。社会主义将因“无情的自然法则”而必然来临。参阅马克思《资本论》。只有白痴才会提出“必然到来的东西是否一定比以前的更好”这类愚蠢的问题。只有受贿于剥削者的人，才会无礼到寻找社会主义的毛病。

如果我们把“马克思主义者”用来称呼所有接受这一论断的人，则当今时代的大多数人都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了。这些人相信，社会主义的到来绝对不可避免，而且可喜可贺。“未来的潮流”驱使人类走向社会主义。当然，他们对于应该由谁来驾驶这艘社会主义的航船，彼此间存在着争议。这个职位有许多候选人。

马克思企图以双重方法证明他的预言。第一是黑格尔的辩证法。资本主义的私有权是个人财产权的第一否定，必然产生它自己的否定，即生产手段公有制的建立。参阅马克思《资本论》。事情竟如此简单，简单如同像马克思时代横行德国的那些黑格尔主义作家所想像的。

第二个方法是渲染资本主义带来的不如意之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评，是错误的。甚至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敢真正支持它的一个要义，即资本主义将使工资收入者越来越贫困。但即使为方便讨论计，姑且接受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的一切谬见，也得不出如下两个结论：社会主义必然到来，而且它不仅是比资本主义更好的制度，甚至是最完善的制度。这个制度的终将实现将带给人间永恒的至福。所有见诸马克思、恩格斯及其信徒的著述的演绎推论，都无法掩盖一个事实，即马克思的预言乃最终源自于一个所谓的“灵感”，正是借助这一灵感，马克思宣称他发现了决定历史进程的那些神秘力量。像黑格尔一样，马克思是一个先知，是把自己得之于神灵启示的那个冥冥之音传播给芸芸众生的先知。

从1848年到1920年之间，社会主义史中的一个突出事实，即关于社会主义如何运作的一些根本问题几乎没有触及。对所有有关社会主义国家经济问题的检讨，马克思主义者一概斥之为“不科学的”。谁都没有足够的勇气冒犯这一禁忌。社会主义的朋友也好，敌人也好，都默认社会主义是一个可以实现的人类经济组织。讨论资本主义缺陷和社会主义文化的文献汗牛充栋，却从未涉及社会主义那样的经济学。

马克思并非社会主义的始祖。在他接受社会主义信条的时候，社会主义的观念已经是羽翼丰满，完全成熟了。在社会主义先驱有关社会主义制度的人的行动学论述之上，已经没有多少补充的余地，马克思也毫无贡献。他对早期和当今那些反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论述，不但没有加以反驳，他甚至从未想这样去做，似乎他完全知道他不可能成功。在捍卫社会主义方面，他只是祭出了“多元逻辑论”这面旗帜。

但马克思在宣传社会主义方面的贡献，就不只限于多元逻辑论的发明了。更为重要的是他的“社会主义不可避免”说。

马克思生活在一个社会进化论被普遍接受的时代。一只无形的神圣之手，在牵引着人从较低的较不完全的阶段走向较高的较完全的阶段，而人本身的意志不起作用。人类历史的一个无法抗拒的趋势是不断进步和改善，越往后，就越加进入更完善的阶段。除此之外，别无永久不变的人类事物。在马克思初露锋芒的前几年告别人世的黑格尔，在其迷人的历史哲学中，曾经阐述过这一论断。

这个假想的君王父权政制，其特征是所有国民都无条件地服膺集权统治。大家以国王号令是从。这不是一个市场经济，不再有生产手段的私有权。市场经济的称号虽然保留着，但事实上不再有任何生产手段私有权，没有真正的买卖，也没有市场价格。生产活动不是由消费者在市场上所表现的行为，而是由官方命令来指挥。政府指派每个人在社会分工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决定其应该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以及每个人可以消费多少。这就是现在所谓的德国式样的社会主义统制。

这个假想的君王父权政制，其特征是所有国民都无条件地服膺集权统治。大家以国王号令是从。这不是一个市场经济，不再有生产手段的私有权。市场经济的称号虽然保留着，但事实上不再有任何生产手段私有权，没有真正的买卖，也没有市场价格。生产活动不是由消费者在市场上所表现的行为，而是由官方命令来指挥。政府指派每个人在社会分工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决定其应该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以及每个人可以消费多少。这就是现在所谓的德国式样的社会主义统制。

现在，依然有些经济学家把这个假想的制度——在他们看来是道德律本身的具体化——与市场经济相比较。关于市场经济，他们能说的不过是，它不会引起一个完全不同于独裁统治的状态。他们之所以赞成市场经济，只是因为市场的运作所达成的最终结果，正是完美君王所需要的。所以，把“义利兼顾”和“集权独裁之计划”（为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斗士所青睐）等而视之，是所有旧自由主义者一致赞同的。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当他们试图以这种假想世界取代现实中邪恶无耻的暴君政治时，他们就已经导致了这种混淆。当然，对自由主义思想家而言，这一完美境界也许不过是一种推理的辅助工具，一种能够作为市场经济参照物的模型。但人们最终还是会自然而然地提出质疑：为什么我们不把这个理想的境界从思想上进行现实的转化呢？

一旦人们开始赋予“国家”道德和智慧的完美化身，这种做法在逻辑上即不可避免。自由主义哲学家曾经把他们假想的国家形容为完全利他的组织，只专注于增进其子民的福利。他们也曾发现，在一个市场社会的框架里，公民的自利行为，注定会使此利他的国家的目的得到实现。正因为此，所以他们认为市场经济是应该保留的。但如果人们开始把至善和全知都归之于“国家”时，事情就不一样了。这时，你就不得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不会犯错误的国家，在生产活动方面必定比容易犯错误的个人做得更好。企业家和资本家导致经营计划失败的那些常有的错误，国家都可以避免。因此，错误的投资和稀缺资源的浪费，都不再发生，财富因而倍增。与万能国家的计划相比，“无政府”的生产显得浪费。社会主义的生产模式显然是惟一合理的制度，而市场经济则似乎是不合理的具体化。在社会主义者的心目中，市场经济只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短暂的越轨时期。那些受了历史相对论影响的人，更认为市场经济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一个低级的社会秩序，它必然被更高级的社会秩序即社会主义制度所消灭。这两种思路都同意理性本身将保证向社会主义的进化。

天真的人所说的理性，不过是其自身价值判断的绝对化。他把自己理性的产物和绝对理性这一可置疑的观念等而视之。社会主义者何曾想过：他赋予其无限权力的那些个抽象的东西——不管被称为人类、社会、民族、国家或政府——都可能做出与他愿违的事情。社会主义者鼓吹社会主义，是因为从充分相信，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一定是英明无比的；会努力去实现他完全赞成的那些目的；会选择他希望的那些手段。每个社会主义者只把完全满足这些条件的制度，称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而其他的都是假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者都是一个伪善的独裁者。反对它的人都无疑会遭殃，甚至丧失其生存权，并必然受到“清算”。

天真的人所说的理性，不过是其自身价值判断的绝对化。他把自己理性的产物和绝对理性这一可置疑的观念等而视之。社会主义者何曾想过：他赋予其无限权力的那些个抽象的东西——不管被称为人类、社会、民族、国家或政府——都可能做出与他愿违的事情。社会主义者鼓吹社会主义，是因为从充分相信，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一定是英明无比的；会努力去实现他完全赞成的那些目的；会选择他希望的那些手段。每个社会主义者只把完全满足这些条件的制度，称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而其他的都是假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者都是一个伪善的独裁者。反对它的人都无疑会遭殃，甚至丧失其生存权，并必然受到“清算”。

经济学不是用来检讨盲目的信仰和偏执的。真正的信仰经得住任何批评。在计划者看来，批评是一种侮辱，是邪恶者的反叛，是对其偶像之尊严的亵渎。经济学只讨论社会主义的某些计划，并不关心驱使人们信奉这些新宗教的心理因素。

所有权是指对那些可来源于商品的服务的完全控制。这个人的行动学上的所有权和财产权观念，有别于各国法律所界定的所有权和财产权。政府机构以强制的手段使任何人免于其权利被侵占，这是立法者和法院在定义财产权时所持有的法律观念。如果这个目的得到适当的实现，则财产权的法律概念和人的行动学概念是一致的。但是，现在却出现了一些废除私有权的趋势，即通过变更法律，对财产所有者行使其财产权的范围进行调整。尽管名义上还保留私有财产，但这些改革的目的，其实在于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因此这一趋势，体现出各种天主教社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之改革计划的明显特征。但在这些派别的领袖中，像纳粹哲学家斯潘那样露骨的倒也不多。斯潘曾公然宣称一旦他的计划实现，私有权这个制度，将只保留在“形式的意义上，而实际上只有公有权”。[插图]之所以有必要提及这些事，是为了免于流行的谬见和混淆。交换学在讨论私有财产的时候，针对的是实际的控制权，而不是法律的名词、概念和定义。私有财产是指由财产所有者决定生产要素的使用，而公有制则是指由政府控制生产要素的使用。

古典经济学家有关“正确理解之利益和谐”的学说，存在着一些缺陷。这是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市场的民主程序是不完全的，因此在某些次要的事例中，即便是未受束缚的市场经济，也会出现垄断价格。但更明显的是，他们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决不可能成为一种社会经济组织制度。古典经济学家的利益和谐论，乃立基于一个错误的假设，即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毫无例外地受生产程序的驱使，不得不按照消费者的愿望来运用他的资产。现在，这个命题必须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存在经济计算的可能”这个知识的基础上。

确认这个事实，并不等于贬抑反社会主义者从社会主义阻碍生产力的角度，得出的推论的确切性和说服力。其实它是很有说服力的，以致理智的人都会据此毫不犹豫地选择资本主义。但它仍然属于对经济组织的不同制度的选择，即接受或拒绝某一个制度。我们的看法是，这根本不属于二中取一的事情。社会主义之不可能实现，乃因为这种制度的建立非人力所能及。因此，这不是两种制度之间的选择，而是资本主义和混乱之间的选择。好比在一杯牛奶和一杯氰化钾之间做选择，选择的已经不是饮料，而是生与死的选择。一个社会，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做选择，也已经不是两种制度之间选择，而是社会合作和社会解体之间的选择。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的替代物，而是人类能够生活于其中的任何制度的替代物。强调这一点，是经济学的任务，正如强调氰化钾不是饮料而是致命毒物，是生物学和化学的任务。

事实上，基于生产力的立论是强有力的，以致社会主义的鼓吹者不得不放弃他们的旧策略而寻找新的借口。他们急于把焦点从生产力问题转向垄断问题。所有当代社会主义的宣言，无不在垄断力量上大做文章。政治家和教授也争先恐后地描述垄断的罪恶。以至于我们这个时代，被称为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因此，今天偏袒社会主义的前锋理论，都涉及垄断问题。

前面曾经指出，垄断化的趋势是不存在的。的确有不少产品，在国内或国际市场上都以垄断价格出售。但这些垄断的事例，几乎全是政府干预商业活动的结果，并不取决于活动于自由市场上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因此它们不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而是为抵消市场价格的决定力量而付诸实施的那些政策努力的结果。所谓“垄断资本主义”是歪曲事实的说法，更恰当的说法应该是“垄断的干预主义”，或“垄断的国家主义”。

在一个不受束缚和政府干预，或不存在政企合谋的自由市场上，也可能出现垄断价格，但这并不太重要。在产量有限并相对集中于某些地区的情况下，一些原材料的确会出现垄断定价，因而这是一种地域性的有限空间的垄断。在此情况下，即便政府没有直接或间接地干预，垄断价格也有出现的可能。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消费者的主权有时是不完全的，市场民主程序的运作也会有限制。因此在某些例外和少量的次要事件中，即便是未受政府干预、束缚和破坏的市场，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和其他人群之间也会发生冲突。但是，这些冲突的存在，并不损害市场经济中大家利益的一致性。市场经济是惟一能够运作并实际已经在运作的社会经济组织。社会主义的不可实现，在于它无法开发出一种经济计算的方法。干预主义的后果，从它的主张者来看，一定比它企图替换的那个自由市场经济的情形更坏。而且，当它被推行到越过一个狭窄的合理领域后，就会立即自我毁灭。既然如此，惟一能维持并进而加强社会分工的社会秩序就是市场经济。凡是不愿看到社会合作终归瓦解而退回原始野蛮状态的人们，都乐于市场经济恒久存在。

第二个根本错误则来源于他们的工资理论。他们没有看出工资是对工人的工作成就，即他对产品生产的贡献支付的代价；或者如大家说的那样，工人的劳动增加了原料的价值，工资就是此新增价值的代价。无论计件还是计时工资，雇主总是购买工人的劳动而非购买其时间。所以，在不受约束的市场经济里，工人对其工作没有兴趣的说法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者说，那些以小时、日、周、月、年计时工作取酬的工人，即便不受其自利心的驱使，也会产生工作效率。这是极端谬误的。计时工资下的工人之所以不敢疏忽瞎混，并非什么崇高的理想和责任心在起作用，而是一些非常实际的考虑在督促他。工作越多越好的人，得到的报酬也越高，想赚得更多的工人，必须增加和提高工作的量和质。雇主不会糊涂到让自己受偷懒工人的欺骗，也不会糊涂到像那些给大量滥竽充数之官僚照例发放薪水的政府一般。反之，工人也不可能愚昧到不知道偷懒和无效率，在劳动市场上必将受到严厉的惩罚。

以他们对工资的交换学性质的错误理解为基础，社会主义作家进而又提出一种异想天开的神话：劳动生产力将因他们的计划的实现而增加。他们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工作热情受到严重损害，因为他知道自己并不收获劳动成果，他的辛劳只增加雇主——那些寄生和不劳而获的剥削者——的财富。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每一个工人都会知道，他的工作为的是社会利益，而他正是这个社会的一分子。这一认识将促使他倾其所能地工作。劳动生产力于是大大增加，财富也因此大大增加。

把每个工人的利益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视为一体，只不过是法律和形式上的一种纯粹的虚构，与实际情况了无关系。尽管工人加倍工作的代价，仅由他独自承担，而因此增加的产量中，他只能分到极小的一部分，改善不了多少个人福利；但如果一个工人偷懒，却可以完全享受到这份清闲，尽管他的懒惰减少了产量，他个人所得的份额却减少得微乎其微。在这种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下，资本主义制度下激发个人自利心的一切诱因都完全消失了，懒惰者实际上得到了奖励。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利心激励每个人勤奋工作，而社会主义制度则使人懒惰和懈怠。社会主义者还继续发出狂言：社会主义社会的降临，将使人性发生神奇的改变，高尚的利他心将取代卑鄙的利己心。但是面对现实，他们再也不应该沉溺于这个神话。

任何有判断力的人，都会从这些明显的事实得到一个结论：在市场经济里，劳动生产率不知要比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高出多少倍。但是这个认识并没有从人的行动学的，也即科学的观点，解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之间争论的问题。

19世纪的改革家也没有放弃对原始人间天堂之神话的钟爱。恩格斯把他纳入了马克思的人类进化论。但他们不再把“黄金时代”的极乐世界作为社会经济改造的模型，而是把他们所谓的资本主义的邪恶，和未来人们将生活其中的社会主义乐园的理想幸福相对照。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将会解除资本主义用以抑制生产力发展的那些束缚，将会无限制地提高劳动生产率，无限制地增加财富。自由企业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保存，只有利于少数寄生的剥削者，对大多数工人是有害的。因而在市场社会的架构里，“资方”和“劳方”之间普遍存在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这种阶级之间的斗争的消失，只有等到一个公平的社会组织——或者是社会主义，或者是干预主义——取代了显然不公平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这种说法几乎成为现代普遍接受的一种社会哲学。尽管它的盛行得益于马克思及其门徒的著作的推动，却并非马克思的创造。今天同意这个说法的，不仅有马克思的门徒，也有许多强调反对马克思的团体，以及口头上赞成自由企业制度的人。它其实是罗马天主教的社会哲学，也是安格鲁天主教的社会哲学；而且还得到了新教各派和东正教中的许多著名人物的支持。它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德国纳粹主义以及所有形形色色的干预主义教条的一个必要成分。同样，它也是德国霍亨索伦王室和法国力图复辟波旁——奥尔良王朝的保皇党人的政治哲学，美国罗斯福总统的新政，以及亚洲和拉丁美洲民族主义也奉其为圭臬。这些团体和党派之间也存在敌对情绪，但只与一些偶然事件（如宗教、宪政制度、外交政策等），尤其是与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的选择有关。此外，它们都同意这个基本的命题：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有害于工人、手工艺者和小农等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因此，必须高举社会正义的旗帜，彻底废除资本主义。

所有社会主义和干预主义作家，以及不少政客，在分析和批判市场经济时，都以两个根本错误的观点作为依据。第一，他们没有认识到，所有为未来欲望的满足所作的努力，也即所有的人的行动，都必然是投机性的。他们天真地假定，有关为消费者提供最佳服务的方法选择问题，没有必要讨论。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需要“生产独裁”（或中央生产管理局）去投机。他只需简单地借助那些他认为有利于其子民的方法。主张计划经济的人们，从未意识到这项工作是为了满足将来的那些不同于今天的欲望，因而必须以最便捷的方法去使用各种可得的生产要素，以使未来不确定的欲望得到满足。他们没有想到，这是一个如何把稀缺的生产要素配置到各个生产部门，而且能够使那些更迫切的欲望优先得到满足的问题。这是个经济问题，不得和技术问题相混淆。技术知识仅只告诉我们，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下能够取得多大的成就。它并不回答诸如“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及“如何选择生产工艺”等问题。由于不懂得这一点，那些主张计划社会的人，只能迷信于主管生产的独裁者永远不会作出错误的决定。在市场经济中，企业家和资本家都难免有严重错误，因为他们既不可能准确预测到消费者的需求，也同样无法得知竞争者在做什么。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大老板”是不会犯错误的，因为只有他有权决定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而且他的计划不受他人行动的干扰。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由政府来管制生育率。人民的性生活也和其他方面的行动一样，必须纳入统一的组织。但在市场经济里，每个人是自觉自愿地处理这一问题，他不愿生下“不足够降低其家庭生活水平就无法养活的孩子”。因此，出生率被自然限制在资本供给量和技术知识水平所决定的适度人口以内。每个人的利益与所有其他人的利益是一致的。

那些反对生育节制的人们，为的是废弃那维持人类和平合作和社会分工所必需的一种机制。凡是平均生活水准因人口的过度增加而下降的地方，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必然发生。在生存斗争中，人人互相为敌，把消灭敌人作为增进自己福利的惟一手段。那些宣称生育节制违反上帝旨意或自然法则的哲学家、神学家，对自然条件限制了改善人类生活之必要资源的事实可谓视而不见。自然条件如此，人就不得不在相互仇杀和社会合作二者之间作出选择。但是，如果人人纵欲生殖，社会合作就不可能。人之所以节制生育，正是要把自己调整到适合自然条件。性行为的合理化是人类文明和社会纽带不可缺少的一个条件。如果这个条件不具备，从长远看，生存的人数不会增加只会减少，而且每个人的生活都将穷困潦倒，退化回人类远古时代。

亚非两洲的情形大体上是一样的。这些落后地区的人民，仅仅从西方接受了一些现成的防治疾病的技术。的确，在这些地方，引进外国资本以及用本国微弱资本而采用外国技术，也会提高劳动生产力，从而使平均生活水准得到逐步改善。但是这并不足以抵消由于死亡率下降，而出生率没有相应降低所导致的相反趋势。其实，落后地区的人民与西方的接触，并没有赚到什么便宜，这是因为他们的心灵没有因此受到影响，尚未从古老的迷信、偏见和误解中解放出来；改变了他们的只是一些技术和医疗知识。

东方民族的一些改革家也想使其同胞得到西方国家所享受的物质福利，但由于为马克思主义的、民族主义的以及军国主义观念所左右，他们以为只要引进欧美技术就能实现这个目标。斯拉夫民族的布尔什维克和民族主义者，以及他们在印度、中国和日本的同路人，都没认识到他们的人民最需要的并非西方的技术，而是在许多别的成就外还产生了这些技术知识的那个社会秩序。他们最为缺乏的，是经济自由和民间的原创力，是企业家和资本主义。因此他们实际寻求的只是工程师和机器。东西方之间的差别在于社会和经济制度。产生资本主义的那种西方精神，东方人仍然陌生。如果他们仅输入资本主义的一些皮毛，而排斥一揽子接受资本主义，则没有多大用处。在一个非资本主义的或非市场经济的环境里，既不可能取得也不可能保持住资本主义文明的成就。

如果亚洲人和非洲人要进入西方文明的轨道，他们就必须毫无保留地采纳市场经济。唯此，他们才能超越贫困现状，并像资本主义国家人民那样实行生育节制；才能改变人口出生过多对改善生活的障碍。但如果东方民族还只继续接受西方的物质成就，而拒绝接受后者的基本哲学和社会理念，那里的人民就将永远滞留于贫困的劣势。虽然那里的人口可能大大增加，但贫困依旧如故。因此这些羸弱可悲的民众对西方国家的独立，不可能构成严重威胁。而且，只要武器还有需求，市场社会中的企业家就决不会停止有效武器的生产，以保障其同胞国人凭借优越的军事装备，打败那些仅具黩武精神的非资本主义的东方人。两次世界大战的军事经验再一次证明，资本主义国家在军火生产方面也同样优越。资本主义文明，除非它自我毁灭，决非外国侵略者所能摧毁。凡是资本主义的企业家精神容许自由发挥的地方，武装力量总能得到优良装备，而不致落败于仅拥有庞大军队的落后国家。有人一再强调，秘密武器的制造技术如果泄露的话，是非常危险的。这未免过于危言耸听。即便战争再起，资本主义世界的研究力量也总能把那些只会抄袭模仿的民族甩在后头。

经济学的任务，不是去揭示那些复活威金斯人精神的企图。它必须驳斥的说法是：作为一种事实的恒有的武装冲突，是经济学理论的终结者。关于这个问题，有如下几点需要强调：

1.交换学理论涉及的并非某一特定历史时期，而是以生产手段私有和分工这两个条件为特征的一切行动。在生产手段私有的社会里，无论何时何地，人们都不仅为直接满足自己的欲望而生产，同时也消费他人生产的物品。这时，交换学的理论绝对有效。

2.市场外的盗窃劫掠可视为市场的一种基据。行动者必须考虑到谋财害命者的威胁。如果谋财害命肆行到任何生产行动都无可奈何的程度，则生产性的行动将完全停止，人类因此陷入人人互斗的局面。

3.为了获得战利品，必须先有东西可供劫掠。英雄们必须有足够可以被掠夺的“布尔乔亚”才能生存。因此生产者的存在，是征服者生存的一个条件。但没有征服者，生产者却可生存。

4.当然，除了生产手段私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外，可以想像还有其他立基于分工的社会制度。黩武主义者渴望建立社会主义。整个国家最好组成一个战士的社会，而其他非军事人员除了供应战斗部队需要的一切东西外，别无他事可做。

如果有人相信，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付偷懒的工人也不用强迫手段，因为每个人都将自觉自愿的恪尽职守，那么，这个人无疑陷入了无政府主义的幻想。

今天，人类又面对着一种以强迫劳动代替自由劳动的企图，这种企图阻碍自由人把他的工作能力当做“商品”在市场上出售。当然，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同志”从事的工作，与奴隶或农奴被迫做的工作有着本质的不同。他们说，奴隶的血汗是为一个剥削地主而流淌的。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的产物归之于辛勤工作者所组成的社会，因此工作者是为自己而工作。这一逻辑忽视的是，把同志个人与那633拥有全部劳动成果的同志全体相互等同起来，只不过是一种虚构。政府官吏追求的目的与每个同志的欲求是否一致，还是次要的问题。重要的是，个人对此集体财富的贡献，不是以市场决定的工资形式来回报的。社会主义国家缺乏任何经济计算的方法；它无法分别决定产品总量中各种辅助生产要素应有的份额。因为它不能确定社会得自每个人贡献的量，所以它不能按照各人的成就支付其报酬。

为了便于讨论，让我们假设，有很多甚至大多数工人会忠心耿耿地尽最大努力完成其上司分派给他们的工作（我们且不提社会主义国家在分派工作时将遭遇的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如何处分那些玩忽职守的人呢？除了惩罚别无他法。在其上司一方，必须借助主观权威，给出判罚的理由并执行相应的惩罚。这实际上是以权力的束缚替代契约的束缚。工人因此成为其上司任意权威的附属物，人格上成为后者的“阶下囚”。

很多历史学家在研究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生活条件演进史的时候，不但对经济学无知，而且还炫耀这种无知。但对健全的经济学理论的蔑视，并不意味他们的研究不带任何理论的成见或偏见。指导他们研究活动的实际上是政府万能和工会神圣之类的谬见。毫无疑问，韦伯夫妇和布伦塔诺以及一些二三流的作家，一开始就感染了一个偏见，即对市场经济的极端厌恶，对社会主义和干预主义的热烈赞成。他们的确是这些信念的身体力行者。作为个人，他们的坦诚的确可嘉可恕；但作为历史学家，他们的坦诚就不可宽宥了。不管一位历史学家的意旨多么单纯，但不能因此而原谅他采用了荒谬的学说。历史学家的首要职责是要对他自己用以处理问题的一切学说加以仔细的检查。如果他忽略了这一点，轻率地为混淆视听的时论所左右，那么，他就不是一位历史学家，而不过是一个诡辩者和鼓动家。

历史的经验是不可度量的。货币决非价值和欲望满足的标尺，因而不能用它来比较不同时期的人们的生活标准。然而，凡是其判断力未被离奇偏见搅乱的历史学家都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曾经使得资本品的增长加倍超过了同期人口的增长。今天的资本设备，无论是全部人口的人均份额，还是全部工作者的人均份额，都比50年前、100年前或200年前多出不知多少倍。同时，工资收入者从产出的物品总量中得到的份额也大大增加，而且这个总额本身也比过去大得多。大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与以往情形相比，如奇迹一般。在“快乐”的往昔，甚至最富有的人所过的生活，与今天美国、澳洲工人的平均生活水平相比，也只能是相形见绌。马克思在不假思索地一再称颂中世纪雍容华美的同时，却认为资本主义的一个必然趋势是使工人越来越穷。其实，资本主义已经使工资收入者的生活日益丰富，尽管他们还不时反对采用那些能进一步改善其生活的发明创新。试想一下，如果一个美国工人被迫生活在中世纪地主的庄园中，（砌墙时）没有铅锤可用，或者缺乏其他一些在今天被视为当然的新玩意，他将如何地苦恼！

物质福利的改善，改变了工人对闲暇的评价。当他的生活更加舒适时，他很快会发现，当劳动的增加带来的负效用，不能被它产生的直接满足弥补时，劳动就变成一件痛苦的事情。于是他就急于想缩短每天的工作时间，并使其妻儿免于得不偿失的辛劳工作。由此可知，使工作时间得以缩短，使已婚妇女和儿童免于打工的，不是什么劳工立法和工会的压力，而正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使工资收入者有能力为他及其家属购买较多的闲暇时间。19世纪的劳工立法，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把市场力量的互动已经促成的某些变化，给以法律承认而已。劳工立法有时走在工业发展的前头，但财富的迅速增加又立即使立法与实际相符。如果劳工立法的内容既非对已有变动加以承认，又非对即将发生的变动加以充分的考虑，这些立法就将损害工人们的物质利益。

“社会利益”这个名词，具有极端的误导作用。愿意每周工作48小时的工人，如果法律强迫他不得工作40个小时以上，或者强迫雇主为了工人的利益而负担一定的费用，也不见得有损于雇主而惠及工人。不管社会安全法的内容如何，它引起的负担最终还是会落在工人而非雇主身上。它会影响那些拿回家去的工资数量，如果工人不得不为看一次演出而支付高于潜在市场价格的费用，由此制度性的失业在所难免。社会安全法并没有责成雇主多花钱购买劳动，而实际上是对工资收入者花费其总收入进行了限制，限制了工人自主安排家政的自由。

这样的社会安全制度是好是坏，本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也许有人会以工人缺乏远见和道德自律，而不足以主动考虑未来生计为由进行辩解。但立即会出现更难以回答的另一些问题：把国民福利的决定，委托给那些法律本身即认为缺乏自我管理能力的投票人，这岂非自相矛盾？明明是些需要监护人约束其胡乱花钱的人，却俨然主宰着政府的行为，这岂非荒谬？把选择监护人的权力委托给被监护人，难道是合理的吗？德国，这个创立社会安全制度的国家，之所以成为反民主制度——马克思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的摇篮，可见决非偶然。

一般的见解，囿于传统教条和马克思的口号，对于这个事实的把握非常地迟钝。它甚至至今还固守着一个习惯，即把工资收入者视为奴隶，把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工资，等同于奴隶和牲畜的主人维持奴隶和牲畜生存的基本费用。在这种见解的持有者看来，工资收入者因为穷不得不沦为奴隶。而资产阶级的法学家却把这种隶属关系称为自愿的，解释为雇佣双方平等的契约关系。其实，工人是不自由的，他在胁迫下工作；实际上像奴隶一样被套上了枷锁，因为被社会遗弃的人是别无选择的。甚至那表面的选择权利也是虚假的。雇主间公开或默契的合谋，统一规定雇佣条件，以致使这种自由变成虚幻。

如果你以为工资只是补偿给工人自保劳力和繁衍能力的费用，或以为工资的水平取决于传统，那么，你自然会把劳动契约中工人方职责的每一次减轻，都视为工人单方面得到的利益。如果工资水平不随工作的质量而变化，如果雇主不按市场决定的价格支付工人工资，如果雇主购买的不是确定量和质的劳动，而是一个奴隶，如果工资率低到自然的或历史的最低标准以下，那么，你就可以用强迫缩短工作日的时间以改善工资收入者的命运。于是，就可以把限制工作日的法律等同于17、18和19世纪初，欧洲各国用以逐步减轻而最终废除地主对农奴课征徭役的那些法令，或视之为减轻囚犯工作量的那些法律。于是，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化而引起的工作日的缩短，被认为受剥削的工资奴隶对抗那些自私的雇主所取得的胜利。所有责成雇主让利于工人的法律皆被称为“社会的利益”，被称为“工人无须任何牺牲而得到的施舍”。

在一般人看来，这个说法的正确性来自以下一个充分的事实：工资收入者个人对劳动契约条件的决定，只有微不足道的一点影响。关于工作日的长短、周假日出工、用餐时间及其他事情的决定，工人都无缘过问。他们只有屈从这些条件，否则只好饿死。

在前面数节中，我们已经指出了这一推理过程的基本错误。雇主要的不是一般的劳动，而是适合完成他们需要的那些工作的工人。正如企业家必须为他的工厂选择最适合的区位、设备以及原材料一样，他也必须雇佣最有效率的工人。他必须这样来安排工作条件，使它们对他需要的工人具有吸引力。单个工人的确对工作条件的安排没有什么影响。工作条件与工资率水平、物价、消费品品种一样，是无数的个人在市场活动中相互作用的结果。作为一种众相，它们不大受到单个人的影响。但是，如果说个人的投票，因为淹没在千百万计的投票中而没有影响，或者说不属于任何党派的人的投票实际上也无足轻重，则是对事实的扭曲。即便你为了争辩而承认这种说法，也无法据以推导出“用集权主义替代民主程序的选举更能使政府官吏真正代表民意”这样的结论。在市场经济民主方面，与此相对应的说法是，个别消费者无法对抗众多的供给者，而个别的被雇佣者也无力对抗众多的雇佣者。当然，为大众消费而大量生产的产品的特性，不取决于某个人的嗜好，而取决于大多数人的愿望和喜好。而各地各产业的劳动契约条件，也不取决于单个求职者，而取决于众多求职者的行为。如果午饭的时间，习惯上被安排在中午和下午1点之间，那个想在下午2点和3点之间用餐的工人就无法满足他的愿望。但是，在这个例子中，这个工人所不得不服从的社会压力，这并非来自雇主而是来自他的大多数伙伴。

按照马克思和德国历史学派的说法，工资率是一个历史事实而非交换学的现象。现在我们把这种学说与货币购买力的回溯定理[插图]比较，也许是有用的。

回溯定理确认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任何一样商品，如果其在作为交换媒介之初，不具备有交换价值的其他用途，就不可能用作交换媒介。但这个事实并不严重影响货币购买力的日常决定，因为货币购买力的决定，是货币的供给和那些想保持现金的人们对货币的需求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回溯定理并没有说货币与物品、服务之间的任何实际交换率只是一个历史现象而与今天的市场情况无关。它只解释一种新的交换媒介如何开始被使用和继续被使用。只是在这个意义上，它才说在货币购买力的形成过程中有历史的因素。

这与马克思和德国历史学派的“定理”完全不同。照后者的说法，市场上出现的工资率水平是一种历史现象，与消费者（劳动的间接购买者）和工资收入者（劳动的卖者）的主观评价完全无关。工资率由过去的历史事件决定，既不会高于也不会低于历史所决定的水平。例如，今天瑞士的工资率比中国的更高的事实，只能用历史来解释，正如只有历史才能解释，为何拿破仑一世是法国人而非意大利人，为何他成为了一位皇帝而非科西嘉的一名律师。在解释瑞中两国的牧人和泥水匠之工资率的差异时，不能借助于那些在每一个市场上无条件运作的因素，而只能靠这两国的历史来解释。

按照马克思和德国历史学派的说法，工资率是一个历史事实而非交换学的现象。现在我们把这种学说与货币购买力的回溯定理[插图]比较，也许是有用的。

回溯定理确认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任何一样商品，如果其在作为交换媒介之初，不具备有交换价值的其他用途，就不可能用作交换媒介。但这个事实并不严重影响货币购买力的日常决定，因为货币购买力的决定，是货币的供给和那些想保持现金的人们对货币的需求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回溯定理并没有说货币与物品、服务之间的任何实际交换率只是一个历史现象而与今天的市场情况无关。它只解释一种新的交换媒介如何开始被使用和继续被使用。只是在这个意义上，它才说在货币购买力的形成过程中有历史的因素。

这与马克思和德国历史学派的“定理”完全不同。照后者的说法，市场上出现的工资率水平是一种历史现象，与消费者（劳动的间接购买者）和工资收入者（劳动的卖者）的主观评价完全无关。工资率由过去的历史事件决定，既不会高于也不会低于历史所决定的水平。例如，今天瑞士的工资率比中国的更高的事实，只能用历史来解释，正如只有历史才能解释，为何拿破仑一世是法国人而非意大利人，为何他成为了一位皇帝而非科西嘉的一名律师。在解释瑞中两国的牧人和泥水匠之工资率的差异时，不能借助于那些在每一个市场上无条件运作的因素，而只能靠这两国的历史来解释。

工资至少要高到足以使他能够维持与他社会地位相符的生活标准，这的确是工资收入者的想法。每一个工人关于他应有的社会地位、身份和习惯，正如他关心自己的效率和成就一样，都有其特殊的想法。但这样的自以为是和自我陶醉与工资率的决定毫无关系，他既不影响工资率的上升，也不影响工资率的下降。有时，工资收入者所乐于接受的工资率，比他自己想像中的符合其地位和效率的工资率要低得多。假如雇主给他的工资高于他所希望的，他可以受之无愧。在工资铁律和马克思的“历史决定工资率”的说法得以流行的自由放任的时代，实际工资率保持着逐渐上升的趋势，尽管这个趋势有时会短暂中断。工资收入者的生活标准的确上升到了史无前例的水平。

工会组织要求，名义工资率至少要适应单位货币购买力的变动而经常提高，以保持工人原有的生活标准不致降低。即便在战时，他们也坚持这一要求。他们认为即便在战时，通货膨胀也好，扣缴所得税也好，都不能影响实际工资的净额。这个主张隐含着《共产党宣言》所说的“工人无祖国”和“失去的只有锁链”的宗旨。因此他们在资产阶级剥削者发起的世界大战面前是中立的，国家的胜利或灭亡，他们并不关心。经济学可以不管这些事情，它要确认的惟一事实是：无论有多少种理由，赞成把工资率提高到自由市场决定的工资率水平之上，都不重要。如果由于上述要求，实际工资率果真提高到劳动边际生产率决定的水平之上，必然会有相应的后果出现，而此后果与工资率赖以提高的理论没有任何关系。

德国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学派，把工资率等同于物价和利率，都归入所谓的“历史范畴”，因此在处理工资率的时候，它使用的是“适合个人社会阶层地位之所得”的概念，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这个学派的要旨是否定经济学而代之以历史。使我们觉得惊奇的倒是，马克思及其门徒竟浑然不知，当他们赞成这一学派的时候，却正在彻底粉碎所谓的马克思经济学体系。当1860年代早期英国出版的那些论著，使马克思坚信再也不能墨守古典经济学家的工资理论时，他就修正了他的劳动力价值学说。他宣称“所谓自然欲望的范围及其满足的方式，其本身乃历史演进的结果”，而且“大体上取决于那个国家达到的文明程度，尤其取决于自由劳动阶级赖以形成的那种生活水准的一些条件和习俗”，因此“历史和道德的因素为劳动力价值的决定所必需”。但当说及“就某一时期和某一国家而言，最低生活所必需的平均量是一个既定的事实”。他便陷入了自相矛盾而且开始误导读者。他的心中不再有“不可或缺的必需品”了，而充斥的是依传统观点不可缺少的那些东西，也即为维持工人在传统社会阶层中的地位而必需的东西。借助这样的解释，就等于放弃了经济学或交换学有关工资率决定的任何阐述。工资率被解释为历史事实，不再被视为市场现象，而被视为来自市场以外的东西。

然而，即便是那些认为实际工资率水平由市场外因素决定，但迫使市场接受的人，也难免推演出一种理论，而把工资率的决定解释为消费者评价和抉择的结果。如果缺乏交换学的工资理论，则市场的经济分析就不会是完全的，在逻辑上也难以自圆其说。把交换学的研究对象仅限于物价和利率的决定问题，而把工资视为历史事实来接受，简直是荒谬绝伦。值得被称为经济理论的，在工资率决定的问题上，必须超越“历史和道德因素”的解释。经济学的特征，是它把那些市场交易上表现出来的交换率解释为市场现象，它的决定必然受到一些事件之间相互连续的规律性的影响。这一点，正是经济概念与历史解释不同的地方，也即理论与历史不同的地方。

“最低生活需要”这个观念，缺乏科学的严密性。原始人的生活环境，是那些养尊处优的资本主义后裔无法忍受的，但原始人却能够适应。可见，并不存在一般的所谓最低生活需要的事实。为维持一个人的健康和生育能力，需要一定的热量，为恢复工作体力，则需要更多的热量，这个想法同样站不住脚。这些关于豢养牲畜和解剖标本鼠的观念，无助于经济学家对有目的性的人的行动的理解。“工资铁律”，以及本质上相同的马克思主义教条中的“劳动价值”（决定于为它的生产因而也为它的生产所必须的工作时间），是交换学所不屑的观念中最无根基的。

有一种说法是，求职者必须在任何价格下出卖其劳动，不管这价格如何地低，因为除了工作能力外，他别无任何其他的谋生来源。他无法待价而沽，只好被迫接受雇主赐予他的“恩惠”。工人阶级的这一固有弱势使雇主能够轻易地压低工资率。由于雇主对劳动的需求不如工人对满足基本生活的需求那样迫切，因此，如果必要的话，他们可以较长时间地等待。这种说法是有漏洞的。它把“边际工资率和与较低的垄断工资率之间的差额，被雇主们作为垄断收益掠为己有，而非通过产品价格的降低转移给消费者”视为当然。但事实是，如果作为一个企业家和产品出卖者的雇主，依生产成本的降低而降低产品价格，工资的削减并不能使他们获利。这全部的收益将转移给消费者，因而也转移给了同时作为产品消费者的工资收入者，企业家只能以消费者的身份分享此收益。雇主如果想要扣留来自“剥削”工人的那份额外利润，则他们在出卖产品的时候，就必须联合起来，统一各种生产活动，从而形成一种普遍的垄断。但如上所言，这种局面的形成，只有靠在制度上把企业家阶层的进入渠道严密地封闭起来。

问题的关键在于：亚当·斯密和公众舆论所说的那种垄断性的雇主结盟，必然是一种需求的垄断。但我们已经知道，这种所谓的需求垄断事实上是一种特殊性质的供给垄断。只有在一种情况下，雇主才可能联合起来压低工资，即他们垄断了那种所有生产都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并以垄断的方式来限制这种要素的供给。但由于事实上没有一种物质要素是每种生产所必不可少的，他们就必须垄断所有的物质要素了。这种情形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可能出现，在那里，既没有市场，也没有物价和工资。

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地主，任何物质要素的所有者都不可能组成一个与工人利益相对抗的普遍性的卡特尔。生产活动的特征，无论在过去还是在可预见的未来，都必然是劳动的稀缺性大于天赋自然要素的稀缺性。因而劳动的稀缺性决定了相对丰富的自然物质要素被利用的程度。之所以存在未开垦的处女地和矿藏，是因为我们缺乏足够的劳动来利用它们。如果已耕种土地的地主，为谋取垄断收益而组成一个卡特尔，那么，边际下的地主的竞争必然使他们的如意算盘落空。同理，人造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如果没有自然要素所有者的合作，也无法组成一个普遍有效的卡特尔。

对行动人而言，他自己的劳动不仅是一种生产要素，而且也是劳动负效用的来源；因此，他在对劳动进行评价时，不仅要考虑预期中的间接满足，而且要考虑劳动引起的负效用。但是，在他或任何人看来，凡是在市场上出卖的他人的劳动，都不过是一种生产要素。一个人处理他人的劳动，与他处理所有稀缺性的物质生产要素是完全一样的，即评价法则是一样的。工资率和任何物品的价格皆由同样的市场过程来决定。在此意义上，我们不妨说劳动也是一种物品。至于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人，是否在感情上接受这个说法，则无关紧要。此处我们只需附带地强调一下就足够了：雇主将劳动与其他物品一样地对待，是因为消费者的行为迫使他不得不如此。

一个工人如果他觉得“使他们甘受劳动之负效用的，不是他自己对那约定的报酬有较高的评价，而只是不公平的社会制度”，那他就会转而仇恨他的工作。一旦接受社会主义宣传的蛊惑，他就无法了解劳动的负效用，这是无法用任何社会组织的方法来消除的一个既定事实。马克思主义会进一步使他相信，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作不会带来痛苦，带来的只是快乐。

所有这些非货币学说的支持者都拒绝承认，他们在犯错误时所表现的那股狂热显然是政治偏见的一个展示。马克思主义者正式把商业危机解释为资本主义固有的罪恶，解释为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的”生产的必然后果。非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者和干预主义者，也同样急于论证市场经济无法避免经济萧条之一再出现。因为在今天，通货和信用的操纵，乃一些反资本主义的政府为建立其万能的统治权而采用的主要手段，所以他们更热心于攻击货币理论。

受了马克思“无政府状态的生产”这一口号的引导，现在的一些货币的循环理论用“趋势”的说法来解释商业的循环波动，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存在一个固有的趋势，即各生产部门的投资额趋向于不平衡的发展。这些不平衡的学说并不否认每个商人都想避免这样的错误，只是这样的错误将使他遭受严重的金钱损失。企业家和资本家的活动，最要紧的是不从事那些他们认为无利可图的经营计划。如果有人假设商人在这些努力中必定趋于失败，则意味着所有的商人都是短视的。他们甚至笨到无法避免某些陷阱，因而一再地在事业上失败。从而整个社会都要为这些笨拙的投机者、发起人和企业家的过失而承受损害。

许多社会主义作家强调，经济恐慌和商业萧条的一再出现乃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一种必然现象。而社会主义制度则可避免这种祸患。

商业的循环波动并非源自自由市场的一种现象，而是由于政府硬把利率压低到自由市场所应有的水平以下，因而干扰商业活动所引起的结果。关于这一点，前面已经说明，以后还要讲到。这里我们只讨论社会主义计划下所能保证的稳定。

必须认识到，使经济恐慌得以出现的乃市场的民主过程。消费者对企业家的生产要素安排投了反对票。他们的不赞成，体现于他们的行动——购买和不购买。由于受到压低了的市场毛利率这个幻觉的误导，企业家没有把资本投向大众最迫切需要的生产部门。一到信用扩张停止的时候，这些错误就显露出来了。消费者的态度迫使企业家重新调整他们的活动以满足消费者的欲望。通常所谓的萧条，指的就是这一清算的过程——清算市面繁荣期所犯的错误，并就消费者的愿望作重新调整。

但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下，只有政府的价值判断是算数的，人民无权使自己的价值判断有效。执政者并不在乎大众是否赞成他作的决定。将多少生产要素投资于消费品的生产，或投资于资本品的生产，取决于执政者。如果他投资过多因而削减了目前的消费品，人民则必得饿着肚子闭着嘴。这当然不会有恐慌发生，因为人民没有机会宣泄他们的不满。在完全不存在商业活动的地方，商业活动既称不上好也称不上坏。这种地方有的是饥荒，却不存在有问题的市场经济意义的萧条。在个人没有选择自由的地方，人民无法反对那些指挥生产活动的人们采取的某些方法。

技术完善与经济便利之间的区别，并非如浪漫的工程师要我们相信的那样，属于资本主义的一个特征。为了认知有关的事实而做的一切计算，只有经济计算才可提供机会，而经济计算也仅在市场经济中才有可能。社会主义的管理是无法用数学方法来确定现象的。所以它不知道其计划及其实施，能否以最适当的程序去满足它的“人民”的最迫切的欲望。假若它真能计算的话，它就不会浪费有限的生产资源去满足那些较不迫切的欲望，如果这方面的满足会妨碍更迫切的欲望的满足。它就不会忙于抛弃那些尚可利用的生产设备，如果置换新设备所需要的投资，会妨碍更迫切的生产扩张。

技术完善与经济便利之间的区别，并非如浪漫的工程师要我们相信的那样，属于资本主义的一个特征。为了认知有关的事实而做的一切计算，只有经济计算才可提供机会，而经济计算也仅在市场经济中才有可能。社会主义的管理是无法用数学方法来确定现象的。所以它不知道其计划及其实施，能否以最适当的程序去满足它的“人民”的最迫切的欲望。假若它真能计算的话，它就不会浪费有限的生产资源去满足那些较不迫切的欲望，如果这方面的满足会妨碍更迫切的欲望的满足。它就不会忙于抛弃那些尚可利用的生产设备，如果置换新设备所需要的投资，会妨碍更迫切的生产扩张。

技术完善与经济便利之间的区别，并非如浪漫的工程师要我们相信的那样，属于资本主义的一个特征。为了认知有关的事实而做的一切计算，只有经济计算才可提供机会，而经济计算也仅在市场经济中才有可能。社会主义的管理是无法用数学方法来确定现象的。所以它不知道其计划及其实施，能否以最适当的程序去满足它的“人民”的最迫切的欲望。假若它真能计算的话，它就不会浪费有限的生产资源去满足那些较不迫切的欲望，如果这方面的满足会妨碍更迫切的欲望的满足。它就不会忙于抛弃那些尚可利用的生产设备，如果置换新设备所需要的投资，会妨碍更迫切的生产扩张。

社会主义者的许多著作中充满了这样一些幻想。不管他们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或非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者，技术主义者或单纯的计划者，他们都在极力地告诉我们现实的安排是如何愚蠢；如果人们赋予改革家独断专行的权力，他们本应生活得如何愉快。人类之所以不能享受现代技术知识水平可提供的一切舒适快乐，只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对。

这种唯理的浪漫主义的根本错误，在于误解了可利用的资本品及其稀缺性的特征。今天可以利用的一些中间产品，是我们的祖先和我们自己在过去生产出来的。引导这些资本品生产的一些计划，乃源自当时流行的关于目标和技术程序的一些观念。如果我们面临不同的目标和不同的生产方法，我们就必须作出选择。为了使某些可利用的资本品不被弃用而可重新制造现代化的设备，我们就必须尽可能地调整生产程序，以适应现有可利用的资本品的特征。这种选择，在市场经济里总归依赖于消费者。他们的行动——买或不买，即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在老式的房屋与具有一切新式舒适设备的房屋之间，在火车与汽车之间，在煤气灯与电灯之间，在棉纺织品与人造丝制品之间，以及在丝袜与尼龙袜之间的等等选择中，人们所选择的，实际上是继续利用原先积累下的资本品呢，还是把它们作废。因为房客不准备付较高的房租以换租新式更舒服的房子，而宁可用钱来满足其他欲望，所以那幢还有几年可住的老房子没有被提前拆掉改建新的，由此即可明显地看出现在的消费如何受过去的情形的影响。

国际资本市场的消灭彻底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接近自然资源的自由因此消失。如果一个经济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府缺乏开发其自然资源必要的资本，就没有任何补救的方法可资利用。如果这个制度在100年以前被采用，则墨西哥、委内瑞拉和伊朗的油田就不可能被勘采，马来西亚的橡胶园就不可能兴起，中美洲的香蕉生产也不可能发展到今天的地步。但是，如果认为进步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将会偃旗息鼓，则是一种幻想。为了获得迫切需要的原材料，他们将不得不采用那惟一方法，即武力征服。战争，是国际资本市场所提供的对外投资自由的替代品。没有对外投资的自由，只好诉诸战争。

外国资本的流入，并不伤害接受国的利益。美国和英国的一些自治领地的经济之所以突飞猛进，乃得力于欧洲的资本。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如果没有接受外国资本的帮助，就不得不在很长时间内无法享受今天如此之多的生产和运输设备，而其实质工资率和农业方面的收获也不会像今天这样高。现在几乎所有国家都热盼美国的借款，单凭这个事实就足以推翻马克思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的无稽之谈。

国际资本市场的消灭彻底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接近自然资源的自由因此消失。如果一个经济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府缺乏开发其自然资源必要的资本，就没有任何补救的方法可资利用。如果这个制度在100年以前被采用，则墨西哥、委内瑞拉和伊朗的油田就不可能被勘采，马来西亚的橡胶园就不可能兴起，中美洲的香蕉生产也不可能发展到今天的地步。但是，如果认为进步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将会偃旗息鼓，则是一种幻想。为了获得迫切需要的原材料，他们将不得不采用那惟一方法，即武力征服。战争，是国际资本市场所提供的对外投资自由的替代品。没有对外投资的自由，只好诉诸战争。

外国资本的流入，并不伤害接受国的利益。美国和英国的一些自治领地的经济之所以突飞猛进，乃得力于欧洲的资本。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如果没有接受外国资本的帮助，就不得不在很长时间内无法享受今天如此之多的生产和运输设备，而其实质工资率和农业方面的收获也不会像今天这样高。现在几乎所有国家都热盼美国的借款，单凭这个事实就足以推翻马克思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的无稽之谈。

西方国家开始储蓄和积累资本之所以能够占先，乃出于一些无法一味委之于环境作用的观念因素。可称为“人类文明”的，指的是从统治权约束下的合作向契约约束下的合作的发展。但是有许多种族和民族在这个发展过程的早期就停止了，其他的种族和民族则继续前进着。西方国家的优越，在于他们更成功地抑制住黩武主义的掠夺精神，并因而创建了一些有利于大规模储蓄和投资的社会制度。甚至马克思也不否认这个事实：个人的创始力和生产手段的私有制，乃从原始人的贫穷境况进化到19世纪西欧和北美那种较富裕的情境必不可少的阶梯。东印度、中国、日本以及一些回教国家缺乏的，是保障个人权利的一些制度。巴夏、卡帝、拉吉、满大人以及大名的武断统治，是不利于大规模资本积累的。法律上有效地保障个人财物以免征用和没收，是西方空前的经济进步赖以实现的基础。这些法律并非什么机遇和历史的偶然，或者地理环境的结果。它们乃理性的结晶。

马克思主义者蓄意控诉外国借款和投资为的是战争、征服和殖民地的扩张。事实上资本市场的国际化，连同自由贸易和自由迁徙，乃有助于消除战争和征服的经济诱因。对于个人而言，本国的政治疆界划在什么地方，再也不关重要了。企业家和投资者并不受这些疆界的限制。正是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对外贷款和投资最多的国家，受累于爱好和平的“堕落的”自由主义观念。最有侵略性的国家如俄国、意大利和日本都不是资本的输出国；他们自己还需要外国资本来开发本国的自然资源。德国帝国主义者的冒险，也没有得到企业界和金融界巨子的支持。

西方国家开始储蓄和积累资本之所以能够占先，乃出于一些无法一味委之于环境作用的观念因素。可称为“人类文明”的，指的是从统治权约束下的合作向契约约束下的合作的发展。但是有许多种族和民族在这个发展过程的早期就停止了，其他的种族和民族则继续前进着。西方国家的优越，在于他们更成功地抑制住黩武主义的掠夺精神，并因而创建了一些有利于大规模储蓄和投资的社会制度。甚至马克思也不否认这个事实：个人的创始力和生产手段的私有制，乃从原始人的贫穷境况进化到19世纪西欧和北美那种较富裕的情境必不可少的阶梯。东印度、中国、日本以及一些回教国家缺乏的，是保障个人权利的一些制度。巴夏、卡帝、拉吉、满大人以及大名的武断统治，是不利于大规模资本积累的。法律上有效地保障个人财物以免征用和没收，是西方空前的经济进步赖以实现的基础。这些法律并非什么机遇和历史的偶然，或者地理环境的结果。它们乃理性的结晶。

马克思主义者蓄意控诉外国借款和投资为的是战争、征服和殖民地的扩张。事实上资本市场的国际化，连同自由贸易和自由迁徙，乃有助于消除战争和征服的经济诱因。对于个人而言，本国的政治疆界划在什么地方，再也不关重要了。企业家和投资者并不受这些疆界的限制。正是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对外贷款和投资最多的国家，受累于爱好和平的“堕落的”自由主义观念。最有侵略性的国家如俄国、意大利和日本都不是资本的输出国；他们自己还需要外国资本来开发本国的自然资源。德国帝国主义者的冒险，也没有得到企业界和金融界巨子的支持。

如果不了解这种大规模的资本输出的重要性，就不可能懂得最近几百年世界局势和东西方关系的发展。西方给予东方的不仅是技术和医学的知识，也给予了许多可以直接应用这些知识的资本品。东欧、亚洲和非洲的这些国家，由于外国资本的输入，也就能够提早收获现代工业的成果。为了积累足够的资本品，他们已不必那么减缩他们的消费了。这就是他们的国家主义者和马克思门徒责骂的所谓西方帝国主义剥削落后国家的真实情况。这是进步国家的财富在经济落后国家发生的授胎作用。

经济分析不得不把所有成本项目还原到价值判断。社会主义者和干预主义者把企业的利润、资本的利息、地租等称为“不劳而获”，是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工人的辛劳才是实在的，才值得给以回报。但是，客观的现实并不对辛劳付酬。如果劳动被投入于好的计划，它的结果就会增加可用于欲望满足的手段。不管人们认为怎样才算公平，惟一相关的问题总是一样的：哪一种社会组织更适合于达成人们愿意为它们而辛劳的那些目标，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此外没有第三种解决之道。具有非市场价格的市场经济观念，是荒诞不经的。成本价格的想法亦是空中楼阁。即便成本价格的公式只用于计算企业利润，它也会使市场瘫痪。如果物品和服务一定要在市场价格之下出售，供给必然不敷需求，这时，市场既不能决定什么东西应该或不应该生产，也不能决定谁可以享有这些物品与服务。结果是一团糟。

经济分析不得不把所有成本项目还原到价值判断。社会主义者和干预主义者把企业的利润、资本的利息、地租等称为“不劳而获”，是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工人的辛劳才是实在的，才值得给以回报。但是，客观的现实并不对辛劳付酬。如果劳动被投入于好的计划，它的结果就会增加可用于欲望满足的手段。不管人们认为怎样才算公平，惟一相关的问题总是一样的：哪一种社会组织更适合于达成人们愿意为它们而辛劳的那些目标，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此外没有第三种解决之道。具有非市场价格的市场经济观念，是荒诞不经的。成本价格的想法亦是空中楼阁。即便成本价格的公式只用于计算企业利润，它也会使市场瘫痪。如果物品和服务一定要在市场价格之下出售，供给必然不敷需求，这时，市场既不能决定什么东西应该或不应该生产，也不能决定谁可以享有这些物品与服务。结果是一团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