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说法是，求职者必须在任何价格下出卖其劳动，不管这价格如何地低，因为除了工作能力外，他别无任何其他的谋生来源。他无法待价而沽，只好被迫接受雇主赐予他的“恩惠”。工人阶级的这一固有弱势使雇主能够轻易地压低工资率。由于雇主对劳动的需求不如工人对满足基本生活的需求那样迫切，因此，如果必要的话，他们可以较长时间地等待。这种说法是有漏洞的。它把“边际工资率和与较低的垄断工资率之间的差额，被雇主们作为垄断收益掠为己有，而非通过产品价格的降低转移给消费者”视为当然。但事实是，如果作为一个企业家和产品出卖者的雇主，依生产成本的降低而降低产品价格，工资的削减并不能使他们获利。这全部的收益将转移给消费者，因而也转移给了同时作为产品消费者的工资收入者，企业家只能以消费者的身份分享此收益。雇主如果想要扣留来自“剥削”工人的那份额外利润，则他们在出卖产品的时候，就必须联合起来，统一各种生产活动，从而形成一种普遍的垄断。但如上所言，这种局面的形成，只有靠在制度上把企业家阶层的进入渠道严密地封闭起来。

问题的关键在于：亚当·斯密和公众舆论所说的那种垄断性的雇主结盟，必然是一种需求的垄断。但我们已经知道，这种所谓的需求垄断事实上是一种特殊性质的供给垄断。只有在一种情况下，雇主才可能联合起来压低工资，即他们垄断了那种所有生产都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并以垄断的方式来限制这种要素的供给。但由于事实上没有一种物质要素是每种生产所必不可少的，他们就必须垄断所有的物质要素了。这种情形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可能出现，在那里，既没有市场，也没有物价和工资。

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地主，任何物质要素的所有者都不可能组成一个与工人利益相对抗的普遍性的卡特尔。生产活动的特征，无论在过去还是在可预见的未来，都必然是劳动的稀缺性大于天赋自然要素的稀缺性。因而劳动的稀缺性决定了相对丰富的自然物质要素被利用的程度。之所以存在未开垦的处女地和矿藏，是因为我们缺乏足够的劳动来利用它们。如果已耕种土地的地主，为谋取垄断收益而组成一个卡特尔，那么，边际下的地主的竞争必然使他们的如意算盘落空。同理，人造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如果没有自然要素所有者的合作，也无法组成一个普遍有效的卡特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