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根本错误则来源于他们的工资理论。他们没有看出工资是对工人的工作成就，即他对产品生产的贡献支付的代价；或者如大家说的那样，工人的劳动增加了原料的价值，工资就是此新增价值的代价。无论计件还是计时工资，雇主总是购买工人的劳动而非购买其时间。所以，在不受约束的市场经济里，工人对其工作没有兴趣的说法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者说，那些以小时、日、周、月、年计时工作取酬的工人，即便不受其自利心的驱使，也会产生工作效率。这是极端谬误的。计时工资下的工人之所以不敢疏忽瞎混，并非什么崇高的理想和责任心在起作用，而是一些非常实际的考虑在督促他。工作越多越好的人，得到的报酬也越高，想赚得更多的工人，必须增加和提高工作的量和质。雇主不会糊涂到让自己受偷懒工人的欺骗，也不会糊涂到像那些给大量滥竽充数之官僚照例发放薪水的政府一般。反之，工人也不可能愚昧到不知道偷懒和无效率，在劳动市场上必将受到严厉的惩罚。

以他们对工资的交换学性质的错误理解为基础，社会主义作家进而又提出一种异想天开的神话：劳动生产力将因他们的计划的实现而增加。他们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工作热情受到严重损害，因为他知道自己并不收获劳动成果，他的辛劳只增加雇主——那些寄生和不劳而获的剥削者——的财富。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每一个工人都会知道，他的工作为的是社会利益，而他正是这个社会的一分子。这一认识将促使他倾其所能地工作。劳动生产力于是大大增加，财富也因此大大增加。

把每个工人的利益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视为一体，只不过是法律和形式上的一种纯粹的虚构，与实际情况了无关系。尽管工人加倍工作的代价，仅由他独自承担，而因此增加的产量中，他只能分到极小的一部分，改善不了多少个人福利；但如果一个工人偷懒，却可以完全享受到这份清闲，尽管他的懒惰减少了产量，他个人所得的份额却减少得微乎其微。在这种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下，资本主义制度下激发个人自利心的一切诱因都完全消失了，懒惰者实际上得到了奖励。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利心激励每个人勤奋工作，而社会主义制度则使人懒惰和懈怠。社会主义者还继续发出狂言：社会主义社会的降临，将使人性发生神奇的改变，高尚的利他心将取代卑鄙的利己心。但是面对现实，他们再也不应该沉溺于这个神话。

任何有判断力的人，都会从这些明显的事实得到一个结论：在市场经济里，劳动生产率不知要比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高出多少倍。但是这个认识并没有从人的行动学的，也即科学的观点，解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之间争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