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新社会主义者说，老一辈社会主义者（指1920年前的所有社会主义者）的严重错误，在于相信社会主义必然要废除市场和市场交易，乃至相信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要义和实质所在。他们无可奈何地承认的这个信念，在他们看来是荒谬的，其果真实现的结果定然一塌糊涂。他们又说，所幸还有较好的方法实行社会主义。他们开出的处方是，各个生产单位的经理不妨用他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采用的方法，来经营本单位的业务。市场社会里某公司的经理，不是为自己的打算而自冒风险的，而是为了公司也即股东的利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他也可以以同样的心态来工作，惟一不同的是，他的努力将使全社会富有，而不是使股东富有。他仍然可以像从前一样，在市场上买卖、招募工人、给工人发放工资并设法获取利润。从成熟的资本主义经理制向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理制的过渡，将很顺利的完成；除了投入的资本的所有权外，没有任何改变。用“社会”来替代股东，人民因而分享股利。如是而已。

没有人曾经建议，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引入一些发起人和投机者继续他们的投机事业，然后把他们的利润上缴国库。那些建议为社会主义创设准市场的人，也未曾想到保留证券和期货交易所，保留银行家和借贷者作为市场的建制。我们不能“玩”投机和投资。投机者和投资者乃把他们自己的财富和命运作为赌注。这个事实迫使他们向消费者负责。如果我们解除他们的这个责任，就等于取消了他们的特征。他们就不再是生意人，而只是一群由统治者分配任务的人；统治者把指挥一切工作的权力交付给他们，于是他们（虽然不是名义上的统治者）就变成一些实际意义上的统治者，同样要面对那名义统治者无法解决的问题，即经济计算。

鼓吹准市场计划的那些人，在认识到这一想法的荒唐之后，有时又含糊不清地推荐另一个办法。即统治者应该像一个银行一样，贷款给那些出价最高的人。这又是一个注定要失败的想法。显然，在社会主义社会，凡是能叫价借款的人，都没有自己的财产。他们的叫价，并不会因为利率过高所可能构成的经济风险而受到限制。他们丝毫无助于减轻统治者的责任负担。贷款给他们是不安全的，不像资本主义信用风险会因借款人自身财产的部分担保而减轻。因此，所有不安全的危险，只能落在“社会”这一一切可用资源的所有者身上。如果统治者毫不迟疑地把可用资金借给那些叫价最高的人，那他简直是在奖励胆大粗心和夸夸其谈之徒，等于让位给最不检点的狂人和恶棍。他还不如把社会资金如何利用的决定权留给自己。但这样一来，我们又回到了问题的起点：统治者在指挥生产活动的时候，并没有借助资本主义制度下，使经济计算实际可行的那种智力分工。

社会主义制度具备市场和市场价格这一观念，其自相矛盾正如说“四方形有三个角”。生产活动，或者由逐利的商人来指挥，或者由一个享有至高权力的统治者来决定。所生产出来的，或者是企业家希望赚得最高利润的那些东西，或者是统治者所要生产的那些东西。问题在于：谁应该是主人，消费者还是统治者？既定数量的生产要素应该用来生产消费品a，还是消费品b？应该由谁来作出最后的决定？这些问题的答案必须直截了当，丝毫不能模棱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