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历史学家在研究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生活条件演进史的时候，不但对经济学无知，而且还炫耀这种无知。但对健全的经济学理论的蔑视，并不意味他们的研究不带任何理论的成见或偏见。指导他们研究活动的实际上是政府万能和工会神圣之类的谬见。毫无疑问，韦伯夫妇和布伦塔诺以及一些二三流的作家，一开始就感染了一个偏见，即对市场经济的极端厌恶，对社会主义和干预主义的热烈赞成。他们的确是这些信念的身体力行者。作为个人，他们的坦诚的确可嘉可恕；但作为历史学家，他们的坦诚就不可宽宥了。不管一位历史学家的意旨多么单纯，但不能因此而原谅他采用了荒谬的学说。历史学家的首要职责是要对他自己用以处理问题的一切学说加以仔细的检查。如果他忽略了这一点，轻率地为混淆视听的时论所左右，那么，他就不是一位历史学家，而不过是一个诡辩者和鼓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