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改革家也没有放弃对原始人间天堂之神话的钟爱。恩格斯把他纳入了马克思的人类进化论。但他们不再把“黄金时代”的极乐世界作为社会经济改造的模型，而是把他们所谓的资本主义的邪恶，和未来人们将生活其中的社会主义乐园的理想幸福相对照。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将会解除资本主义用以抑制生产力发展的那些束缚，将会无限制地提高劳动生产率，无限制地增加财富。自由企业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保存，只有利于少数寄生的剥削者，对大多数工人是有害的。因而在市场社会的架构里，“资方”和“劳方”之间普遍存在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这种阶级之间的斗争的消失，只有等到一个公平的社会组织——或者是社会主义，或者是干预主义——取代了显然不公平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这种说法几乎成为现代普遍接受的一种社会哲学。尽管它的盛行得益于马克思及其门徒的著作的推动，却并非马克思的创造。今天同意这个说法的，不仅有马克思的门徒，也有许多强调反对马克思的团体，以及口头上赞成自由企业制度的人。它其实是罗马天主教的社会哲学，也是安格鲁天主教的社会哲学；而且还得到了新教各派和东正教中的许多著名人物的支持。它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德国纳粹主义以及所有形形色色的干预主义教条的一个必要成分。同样，它也是德国霍亨索伦王室和法国力图复辟波旁——奥尔良王朝的保皇党人的政治哲学，美国罗斯福总统的新政，以及亚洲和拉丁美洲民族主义也奉其为圭臬。这些团体和党派之间也存在敌对情绪，但只与一些偶然事件（如宗教、宪政制度、外交政策等），尤其是与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的选择有关。此外，它们都同意这个基本的命题：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有害于工人、手工艺者和小农等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因此，必须高举社会正义的旗帜，彻底废除资本主义。

所有社会主义和干预主义作家，以及不少政客，在分析和批判市场经济时，都以两个根本错误的观点作为依据。第一，他们没有认识到，所有为未来欲望的满足所作的努力，也即所有的人的行动，都必然是投机性的。他们天真地假定，有关为消费者提供最佳服务的方法选择问题，没有必要讨论。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需要“生产独裁”（或中央生产管理局）去投机。他只需简单地借助那些他认为有利于其子民的方法。主张计划经济的人们，从未意识到这项工作是为了满足将来的那些不同于今天的欲望，因而必须以最便捷的方法去使用各种可得的生产要素，以使未来不确定的欲望得到满足。他们没有想到，这是一个如何把稀缺的生产要素配置到各个生产部门，而且能够使那些更迫切的欲望优先得到满足的问题。这是个经济问题，不得和技术问题相混淆。技术知识仅只告诉我们，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下能够取得多大的成就。它并不回答诸如“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及“如何选择生产工艺”等问题。由于不懂得这一点，那些主张计划社会的人，只能迷信于主管生产的独裁者永远不会作出错误的决定。在市场经济中，企业家和资本家都难免有严重错误，因为他们既不可能准确预测到消费者的需求，也同样无法得知竞争者在做什么。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大老板”是不会犯错误的，因为只有他有权决定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而且他的计划不受他人行动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