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开始储蓄和积累资本之所以能够占先，乃出于一些无法一味委之于环境作用的观念因素。可称为“人类文明”的，指的是从统治权约束下的合作向契约约束下的合作的发展。但是有许多种族和民族在这个发展过程的早期就停止了，其他的种族和民族则继续前进着。西方国家的优越，在于他们更成功地抑制住黩武主义的掠夺精神，并因而创建了一些有利于大规模储蓄和投资的社会制度。甚至马克思也不否认这个事实：个人的创始力和生产手段的私有制，乃从原始人的贫穷境况进化到19世纪西欧和北美那种较富裕的情境必不可少的阶梯。东印度、中国、日本以及一些回教国家缺乏的，是保障个人权利的一些制度。巴夏、卡帝、拉吉、满大人以及大名的武断统治，是不利于大规模资本积累的。法律上有效地保障个人财物以免征用和没收，是西方空前的经济进步赖以实现的基础。这些法律并非什么机遇和历史的偶然，或者地理环境的结果。它们乃理性的结晶。

马克思主义者蓄意控诉外国借款和投资为的是战争、征服和殖民地的扩张。事实上资本市场的国际化，连同自由贸易和自由迁徙，乃有助于消除战争和征服的经济诱因。对于个人而言，本国的政治疆界划在什么地方，再也不关重要了。企业家和投资者并不受这些疆界的限制。正是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对外贷款和投资最多的国家，受累于爱好和平的“堕落的”自由主义观念。最有侵略性的国家如俄国、意大利和日本都不是资本的输出国；他们自己还需要外国资本来开发本国的自然资源。德国帝国主义者的冒险，也没有得到企业界和金融界巨子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