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我在死刑号关了近一百天， 在这生死一线的剃头刀刃上滚了一百天。在五月上旬的某一夜， 我又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还在水淹的地铁里。死亡的冰水一点点没上来了， 即将把我吞没了。我又濒临死亡， 几乎窒息。就在这时候， 突然一股强劲的清风吹入了地铁， 水也迅速地下降。我张大了嘴， 大口吞吐新鲜的空气。轰隆隆地鸣响， 从地底传来， 那些堵在地铁里巨大的框架、石块、柱梁都随着巨大轰鸣声， 被激荡的水流给裹挟而去。我知道， 这风是生命之风。我在巨大喜悦之中醒来， 三个月来， 我从来没这样醒来过， 百思不得其解， 想： 也许是孙秀珍还没走， 我们还有见面的机会？ 但愿。

       一天， 我突然被提了出来。又走向预审楼。

       我关进死刑号的那几天， 天天风雪交加。如今， 久违的外界天下已然是桃红柳绿。我眯缝着眼， 望着这陌生的花花世界。

       我趟着镣， 进了预审室。预审室里坐了十几个官员。心想， 临了临了， 还来这么一齣， 甚么意思？

       坐在正中间的是一位老军官， 看来， 不是个一般的人物。他和颜悦色地问我： 「张郎郎， 最近学习得怎么样？ 」

       一个临死的人， 哪还有心思学习。既然他这么问我， 也许有转机， 咱们也可以顺坡下驴。只要他不逼我再咬别人， 说甚么都行。

       「反正， 也没别的事儿， 就看看《毛选》学习呗。」他们也知道， 我们只有那一本书。

       「学了哪篇了？ 说说， 说说。」说话听声， 打锣听音。我在这里边儿关了这么久， 还不明白？ 这是给我铺台阶呢。我也不能牵着不走、拉着倒退呀。

       我不慌不忙说： 「最近， 我反复看了《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将革命进行到底》。还看了《别了， 司徒雷登》， 还有..... 」

       「你看了这几篇， 有甚么体会呢？ 」

       「我明白了， 蒋介石八百万军队都被共产党消灭了， 我一个手无寸铁的学生， 还能怎么样呢？ 」

       「看来， 经过学习， 你还是有一定进步的。」这要搁在过去， 我这么回答， 预审员决不会这么回话。他打算说你有理， 你怎么说都有理。打算说你没理， 你说破大天也白搭。

       「最近一个时期， 你在批斗中， 态度还是老实的。学习呢， 也有些收获。所以， 今天决定把你从死刑号转回普通号去。」

       天哪！ 太阳从西边出来啦？ 我连忙真心真意地说：

       「太谢谢您了， 太谢谢您了。」

       「不要感谢我， 要感谢毛主席， 感谢党。我个人是做不了这个主的。」

       我又赶紧感谢该谢的人。

       老军官说： 「从前， 去死刑号的路是单程路， 没人从那儿回来过。关于死刑号的任何事情都是国家机密。今天， 我们会把你的镣铐卸下来， 送你去普通牢房。可是， 镣铐还在我们手上， 如果你不好好改造， 随时都可以再给你带上， 把你送回去。你明白吗？ 」

       「明白， 明白。」那天， 他说甚么话， 都不能改变我的心花怒放。那天阳格外光明媚。那天， 我就是从水底挣扎浮起， 飞出水面。看见了太阳， 苦海有边， 那边就是我生命的地平线。出来后， 听老七说： 有关方面两次都决定枪毙我们了， 最后还

       是周恩来写了「留下活口」四个字才救了我们。平均俩字一条命。而那位把我从死刑号提出来的人， 就是当时的公安部长李震。可惜， 等我出狱的时候， 周恩来先生和李震先生都走了， 苟活下来的我都不知道该去谢谁。

四

       也就是过了那一天， 突然不叫我们出去挨斗了。

       一早开始， 陆续开门， 把这些人一一叫出去提审。一个外号叫背儿背儿的预审员， 叫我出去。他递给了我一根绳子， 让我提着脚镣跟着他走。让我低着头， 不要和其他犯人打照面。我知道这是去预审楼， 就低着头走出了死刑号的小院儿。即使低着头我也能看见， 和我一个方向的大操场上每隔若干米就有一个和我一样的死囚在向前走， 而在我后面， 还有一个接一个的死囚陆续跟我而来， 我的对面， 也是每隔若干米就有一个从预审楼回来的犯人。我们像是一条巨大无比的传送带上的产品。我顿时就明白了， 巨大的国家专政机器啓动了， 开始运转了。那么， 任何人都无法改变它的程序。我们就是这部机器传送带上待宰的猪羊。这几个快乐青年的血肉之躯， 和这硕大无比的钢铁机器抗衡。

       这就是天真， 其实我们从来没想过甚么对抗， 但赶上了这一步也没办法。我不知道， 无辜的热血是否可以浇钝机器上的屠刀。

       这次审讯简单、迅速， 只有几个问题： 你叫甚么， 多大岁数， 哪儿人？ 最后问你犯的甚么罪？ 就完了。我明白了， 这是验明正身的最后审问。

       我回到枪号以后， 就听到走廊里开始人声鼎沸， 进来了一批别样的警察。他们挨个打开门， 问我们的姓名、年龄。他们都穿着崭新的军衣， 还戴着白手套。看看牢门上的号码， 他们议论着哪个号码不太清楚就叫人来， 再好好描描。我知道， 他们是法警， 是死刑的执行者。

       第二天(一九七○年三月五日) 早上大约四点多钟， 就听见许多卡车开到我们墙外。五点钟就让我们全都起床， 每个人发了两个窝头、一块咸菜， 没有菜汤， 也不给水。我知道， 去刑场前还得参加一次公判大会—— 最后的审判， 所以不让我们饮用任何液体。六点钟左右开始叫人， 也是隔几分钟叫一个人， 我们安静地坐在炕箱等待最后的点名。我听见， 他们叫了遇罗克、田树云、孙秀珍、王文满、宋惠德、索家麟、王涛、沈元等等， 最后， 连金豆儿也被叫走了。我们还指着他带口信呢！

       这些都是我认识的， 还有我不太认识的北大毕业生顾文选等等。我听得见， 每个人都是趟着脚镣走到小院里， 然后「轰隆」一声就被撂倒。随着就听见囚犯短暂的挣扎声， 口中呜呜地哼几声， 就安静了下来， 然后被架上汽车， 一辆车开始缓缓开动。

       我明白， 一个人一辆车， 死囚在去公判大会之前都得进行一次必要处理—— 让他们失去喊叫的功能。有人说在他们嘴里塞了一个木球， 有人说是警察用掌侧砍击了犯人的喉头。我在等着， 心想： 我最后的表演， 也不能太差。索家麟他们是练家子， 戴着镣走起来照样潇洒。他们会表现出侠士之风， 我也会亮出书生之格。

       我等着， 等着， 等到最后， 听见他们竟然把死刑号的筒道大门都给关上了。这次没有我？ 是的， 没有我， 也没有老七。

       筒道里死一样的寂静。那天， 他们都没有回来。孙秀珍， 库里娃， 她真的就这么走了？ 我不知道。虽然， 我还在苟活着， 却从此见不到她了。心头滴血。

       我知道， 和遇罗克一样； 所有的死囚躲得过初一， 也躲不过十五。看来， 我还要赶下一播儿了。那天晚上， 又有大批的新人入住。铁打的营盘， 流水的兵， 机器运转如常。

       当新的一批死囚又去游斗的时候， 居然没叫我。我难得清闲。我仔细看着面对的水泥墙， 墙上曾经有人在上面写过字， 也有人刻过字。但都被用锐器铲去了。所以， 那墙上只有斑斑驳驳的表面， 和一些笔划的残余。我明白， 那些人最后还是要留几个字， 谁都明白， 也许只有以后来扫除的犯人才能看见。也许， 只是想留下一句话， 哪怕给一个任何活人看到， 没准就留下来了。也许哪怕只给自己看看也好。

       我想， 如果是这样， 我还能写几个甚么字呢？ 我来到这个世界短短的二十六年， 就这么莫名其妙地走了， 随风而去。别人呢， 他们也是一样。一辈子， 很快地随风而去， 也许重于泰山， 也许轻如鸿毛。然而， 这不过是后人评说而已。对自己来说， 这有甚么区别？ 又有甚么意义？

       活一百岁， 还是活二十六岁， 在大自然来看又有甚么区别？ 想到这里， 我心里就踏实了点儿。我想起来， 圣经里妈妈要我看的两句话， 很符合我这时的想法。略略改过， 我用手铐的弯角， 「吭哧吭哧」花了大概两个钟头， 在水泥墙上刻下了八个大字：

       从宇宙来， 回宇宙去。早年我写过几天《张骞碑》， 这八个字似乎还有点儿金石意思。虽然我不是个基督徒， 写完这几个字心里就平实了。最后的日子， 扮演人生最后时刻那一幕， 自认还算得上心静如水。

    文革爆发了， 田树云在厂里的日子也不好过， 也许家里的日子渐渐没意思了， 他又卷土重来， 告诉小孙自己发现真正爱的人还是她。在中国现实社会中， 他没钱没势， 也没有前途。他们的爱情是没有结果的。他还说， 他已经和苏联联系好了， 只要孙秀珍帮他一把， 定期把他写的信件投到指定汽车里， 建功树业以后， 他们可以比翼齐飞， 一起到苏联去过神仙日子。

       孙秀珍压根对政治一无所知， 也从来不关心。这时候， 她对他的感情也半信半疑。可是， 看他一脸真诚， 就决定赌一把， 万一是真的呢？ 就这样， 变成了这个案件的协从犯。

       进了监狱以后， 她一直和李世佺同学同屋， 也和吴世良女士同屋。经过多少次提讯， 她才知道田树云讲故事， 不过是天方夜谭， 还是在利用她对爱的向往。在监号里， 她心灰意冷， 万念俱灰。所以， 平时温柔可爱的她面对刁难她的女队长， 顿时横眉立目、异常勇猛。难怪吴世良女士说： 小孙， 天生一个美人坯子， 漆黑的头发， 水汪汪的大眼， 窈窕的身材。没想到， 面对强势从不低头。她外表是貂蝉， 骨子里却是猛张飞。

       李世佺告诉我， 其实听老吴这样说， 她也不以为然。那时她只是被逼到那份儿上了。她原本一心想就当一个小女人， 等待有人来疼爱。可是命运作弄了她， 让她面对铁窗， 她只能刚烈。

       在学习班里， 我们之间交换的书信， 我写的那些类似波德莱尔的忧伤情书， 给了她瞬间的喜悦和安慰。或许， 那只是她暗夜中的一缕微光。我写的那些信， 她只给小李一个人看过。

       一次她们嬉笑着看完以后， 小李说： 「他这么动心动肺地喜欢你， 将来， 出去以后， 没准你们俩还真有戏。」她苦笑着说： 「我已经是残花败柳了， 而他不过是个学生， 是个孩子。他哪儿知道我呀， 等他了解我了， 还有甚么戏？ 我们只有此时此刻， 哪儿有甚么将来。」

       她说的也对， 在那个时刻， 外面的世界和我们无关， 我们已经属于了另类的人群。以前喜欢我或者我喜欢的女孩子， 我那时候已然不抱任何幻想。知道将来绝对不会有甚么旧梦重温。孙秀珍—— 库里娃， 就是我黑狱中娇柔的花朵。

       那天， 哭泣的她就坐在我旁边， 几天的批斗之后， 我们都已经是蓬头垢面， 手腕脚踝全都血丝乎拉。她嘤嘤地哭着， 似乎是在回答队长们， 其实我知道她是在对我说： 「我这辈子， 过得太不值了。来都不知道为甚么来， 走也不知道为甚么走。刚想好好活下去， 才发现再没有这个机会了。」

       几个女队长厉声呵斥她： 「别胡说八道， 宣判你了吗？ 你只有老老实实接受批判， 才有出路。」她停止了呜咽， 说： 「甚么希望不希望， 我清楚得很。我不是和你们过去不去， 只是为自己的一生伤心。」

       这场会我们俩是主角。起立准备上场的时候， 我们有机会对视了一下， 我努力对她微笑了一下， 微微点了点头。她透过泪眼望着我， 依然那么楚楚动人。我想， 她也是在为我伤心， 她读懂了我。

       那时候， 我们每天至少出去批斗两场。几十场里有两场， 我永生难忘。

       一次是， 把我拉回自己的母校—— 中央美术学院， 把我拉回那个熟悉的舞台。我曾经在这个舞台上扮演过古希腊的寓言家—— 伊索。在全剧结束的时候， 我曾站在这个舞台上， 这样高呼过： 「人们啊， 听听伊索最后的一个寓言： 狼问狗： 是谁把你喂得这么肥胖？ 狗说： 我的主人！ 狼高喊到： 我与其饿死， 也不戴上那条锁链。人们啊， 让我作为一个自由人而死去吧！ 」没想到， 今天， 我居然会回到这里， 重复这千年前同样的故事。

       那天， 激动发言要求政府枪毙我的老师、同学， 并没让我伤心。我知道， 他们一定是迫不得已， 他们只是期望好好生存下去。人们在生死这个关口， 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我想， 作为演员， 我比他们演得更为真切。

       另一次， 把我拉到我父亲任教的学校——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同时把我父亲和我年幼的弟弟寥寥押在台下陪斗。那天， 我看到老父的头发全都白了， 他为我如此担忧， 更让我难过。很久以后才知道， 当他得知我被判处死刑后， 一夜白发。这和古代伍子胥的故事一样。我看到幼小的弟弟长高了， 他那么无助、瘦弱。希望他能走出我这晦气的阴影。我期望他们能理解我， 可是我却无法说出一个字。

       为了让父老弟兄知道我依然身心健全， 在走入会场的时候， 放稳了自己的脚步， 铿锵有力地趟着我的重镣。这道具很质朴， 你趟好了， 那声响相当沉着。我老爸和弱弟， 也都不含糊， 他们和我一样平静地面对群众的疯狂。淡然处之就是把持一种心态。

       当批斗者第一次喊「现行反革命分子张郎郎」的时候， 中间的警察扯住我的头发， 往后一拉。让我在群众面前亮相。从第一次批斗开始， 我就知道了这个程序。从第二次开始， 每当我将被动亮相的时候， 我已经准备好了一个平和、友善的面孔。让人们知道， 我没有被粉碎， 也没有被打垮。我不是你们心中的假想敌。这次， 我给这场戏， 准备了一个微笑的亮相。参加过这个批斗会的人， 应该是记得的。

       同一天， 我家的居委会主任和两个警察赶到我们家， 他们要找我妈妈谈谈。他们知道我们家孩子多， 万一有人想不开， 会有更恶劣的后果， 所以我妈妈得首先得想得开。妈妈一个人坐在阳台上望着远方。警察走上前来， 说： 「你孩子犯了大事了， 又赶上点儿了， 你可得想开了。这会儿谁都没办法， 你们家的人， 可别胡思乱想， 别出了岔子。」妈妈平静地说： 「我小时听说过车尔尼雪夫斯基他们， 因为写东西被判处死刑， 那时候他们就是我心目中真正的英雄。没想到我儿子也成了这样的人， 我没甚么想不开的， 我为他感到骄傲。」主任连忙对警察说， 老太太疯了， 快走， 快走。

       有时候， 批斗回来我想： 过去常听见「生不如死」的说法， 觉得那是矫情。现在， 我们每天几场示众， 这些演出远不如阿Q那么幸运， 压根没我们表现自己内心感受的机会。连唱一句「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机会都没有， 更没有「带镣长街行， 告别众乡亲」的悲壮场面。

       警察为了赶场， 往往就干脆把我们像生猪一样， 直接扔到卡车的车厢里。我们的脸就被车厢底的铁皮、雪末子蹭出血道子。我的手腕和脚踝都被镣铐磨得鲜血淋漓， 只得撕开自己的衬衣， 嘬着牙花子， 慢慢绑裹自己的伤口。这哪儿是要处死顶天立地的野狼呢， 就想让你像一条癞皮狗一样被悄悄处死。这时候， 我才明白了甚么是「只求速死」的心态。

       当然， 甚么事都有例外。有一天， 我们被拉出死牢， 没想到天气居然开始转暖。天也晴了。也许是天气的关系， 队长们的脾气也见好转， 也有点儿耐心烦儿了。这天， 他们没把我们挨个扔到车厢里， 居然搬了一把椅子， 放在卡车的旁边。两个警察把我一举， 我就站到椅子上了。车上的警察， 又拉了我一把我提着镣轻轻一跃， 就上了车。卡车两边坐满了警察， 我就坐在中间的地下。这时候我看见， 一个熟悉的身影也被架上车来， 那就是我心中的库里娃—— 孙秀珍。她今天比那天的状态好多了， 大概她也想开了。好像自己

       好好地梳洗打扮了一番。她比在学习班的时候消瘦了不少， 似乎更清秀了。原来这辆大卡车， 只拉我们两个人。我想， 大概今儿就是我们的大限了。最后的日子， 还有一个心仪的伴侣， 还不错嘛。

       队长叫她和我背对背坐下， 临坐下来， 她假装看落座地方的时候， 和我在百分只一秒中交换了深深的一瞥。不知道她如何电击了我。我心里一个微小的金色火苗， 被她的目光点燃。

       我穿着一个蓝色的棉大衣， 她穿着一件碎花小棉袄。我们温柔地靠在了一起。四面的警察互相打招呼， 开着玩笑。他们和我们是两类人。这会儿， 他们眼里没有我们， 我们也对他们视而不见。此刻， 整个世界上我心里只有她， 优雅的库里娃。车开动起来了， 我用自己的肩胛骨紧紧地靠着她。她也在尽量在靠近我， 我们的生物电和热量通过后背在无形中浓度交换。在那段时间里， 我心里慨叹不已， 没想到在死刑号， 我还能和她有一次真正的零距离接触。两个死囚， 这样紧靠在一起， 在那些日子里， 今天是唯一的甜蜜。

       原来， 我们是被拉到官园体育场去参加批判大会， 我们俩是唱头牌的。同场有一个师大女附中的孩子叫文佳， 和北医的学生李世佺是一样的案子， 她们都是「反动日记犯」。后来， 听说她们俩都判了十多年徒刑。比我们强点儿， 我们都已经是死囚了。大概那几批死囚中， 也就我们俩， 还在坚持着最后的浪漫。

       晚上， 我们在回死牢的路上， 俩人还是背靠背坐在车厢里地面上。我们运气不错， 回来的车是个大轿车。穿过长安街的时候， 灯火辉煌， 灯光穿过车窗闪烁在车厢里。投下斑斑光影， 给我们最后的浪漫， 抹上几道光彩。我们一会儿轻柔、一会儿紧密地靠在一起。心想， 要是这样天天出来批斗， 也就值了。我心里也明白， 没那么多时间了， 也就这几天了。

       第一天出场回来， 老七就走在我的前面。原来他就关在我的隔壁。进号之后， 趁着队长们正为死囚入仓而忙乱的当儿， 我就趴在小窗口上对老七说： 「看毛选。」然后， 我就开始轻轻敲墙。我试图用毛选当密码本， 用分节的敲击声分别代表第几页、第几行， 第几个字， 以此传送信件。

       敲了半天， 他好不容易开始明白了我密码的意思， 准备有所回应时， 我却忽略了再轻的敲墙声， 照样可以传到队长的耳朵里去。正当我全神贯注敲墙的时候， 突然， 牢门洞开。两个队长抓我一个正着。没话可讲， 我被立刻调了房间， 同时， 把我的手铐改成了背铐。

       其实， 我们也没有甚么机密可言， 无非来日无多， 只是想最后的交流和诉说。

       人， 是有预感的。在饶阳县的时候， 有一天半夜我从噩梦中惊醒。醒来以后， 梦中的画面还在眼前， 挥之不去。我梦见和许多朋友， 坐着大卡车在黑雾行进。感觉还是被押送中。但是四周见不到警察。那卡车就走到一条奇怪的街道上。街道两旁有无数的小巷， 我们的卡车路过每个小巷前都停一下。为了看清看小巷口悬挂着的巨大白幡。那些白幡上， 有许多人的黑灰色的影像， 如魑如魅， 似乎都是注定的鬼魂。我心里明白， 这些都是即将执行死刑的人们。怎么会这样呢？ 突然， 我明白了， 我们这辆卡车里的人， 现在还都五彩缤纷， 我们也将进入某个同样的小巷， 我们也将化为鬼魅似的照片。这时候， 我一身冷汗醒来了。当时还庆幸， 还好不过是个噩梦而已。

       如今， 这个噩梦几乎是不差毫厘地再现了出来， 我想： 那一个个的小巷就是一批批被执行的人。而我们就是急匆匆的后来者， 而当局印发讨论判处我们死刑的资料， 就是那些巨大的白幡。

       进了死刑号以后， 每天即使入睡也绝不香甜。每时每刻一种尖锐的肉体痛苦无法停止， 如刀割心头。那时的噩梦已经没有了以前的那种复杂情节和过程。老是梦见自己漂浮在一个漆黑的地铁里， 地铁里似乎发生过地震， 到处都是横七竪八的钢铁框架、水泥碎块、石柱木梁， 我就被挤在一个狭小的夹缝中。冰冷的地下水一点点漫上来， 自己的鼻子紧贴在地铁的穹顶上， 清楚地知道很快就会窒息， 没有任何逃脱的可能性。只在等那冰水最后淹没。

       每天在醒来前一秒钟， 似乎心里快乐了一下： 哦， 原来是梦。可是， 立刻又在尖锐的痛苦中醒来。原来， 我还没死， 可是我就在死刑程序中。人生， 多数时间都是非常单调和无趣， 只是在无边苦海中挣扎而已。没有甚么值得你去回忆， 只有两种状态， 让你难忘： 要么你在苦海里急速下降， 随时会被溺毙。要么你从海底迅速上升， 将吸到新鲜空气， 会看到蓝天白云和阳光， 还有你苦海的地平线。

       在死刑号的日日夜夜， 我都被压在铅一般沉重的水底， 像终极前的苟延残喘。

       每天， 在两场批斗之间， 我们在分局吃午饭、喘喘气儿。田树云大夫小声告诉我： 「别灰心， 马队长告诉我了： 对咱们是批判从严， 以后处理从宽。」他那双眼睛里居然还充满着生的期望。

       另一次我遇见了社科院近代史所的才子沈元， 他问我： 你说会怎么判？ 我说： 死刑。他微微一笑， 说： 「没那么便宜吧？ 多半儿得去长年苦役。」我说： 「不可能， 遇罗克说了， 上一批都挺了。对咱们这批就特别宽大？ 别做梦了。」他默默看着我， 甚么都没说。回号以后， 他就开始发疯了， 有人说是装疯卖傻， 有人说是真疯。反正最后的日子， 你打算如何扮演这个角色， 也是一种选择。

       有一次， 在重型机械厂礼堂的后台等候出场的时候。孙秀珍进来了， 和我打了个照面。她已然不像在学习班那样—— 仪态万千， 甚至还不如在冀县上车的时候， 她那会儿还那么精神， 那么从容。这时候， 她一副心如止水的模样， 看到我， 微微一楞。眼圈儿顿时就红了。

       在队长的命令之下， 我们俩都坐在地下。

       她的肩膀开始抽搐， 哭了。一个女队长轻轻踢了踢她， 说： 「哭甚么哭？ 今儿怎么了？ 你不是挺豪横的吗？ 」她似乎无知无觉， 自己继续啜泣。

       多年以后， 我遇见了她当年的同屋—— 北京医学院的学生李世佺。她告诉我， 孙秀珍家里是个小康人家， 姐妹三个。一九四九年前父亲是个小业主， 很早就过世了， 三个姑娘都心灵手巧， 特别能干。

       老二孙秀珍骨子里是个爱情至上的弱女子， 却也是个典型「红颜薄命」。她温柔多情， 从骨缝里透出来妩媚秀丽， 可她命苦， 先嫁给了一个每天下班后先到母亲和大姐那儿去报到的卑微男士。她就咬牙忍着， 过着乏味的日子。她是从北京医士学校毕业后， 分配到北京挑花厂当厂医， 那是一个集体所有制的小厂。没想到在那儿遇见了复原回来的厂医田树云， 老田顿时就展开了疯狂地追逐， 海誓山盟一定要娶她。她后来对小李说： 女人一辈子就是在等一个人全身心的爱。

       为了老田， 在那个时代， 她毅然决然和丈夫提出离婚， 整个就轰动了， 从里到外骂声四起， 不言而喻。最后， 居然被她离成了。可是， 老田这时候却没接她这个茬儿， 和一个出身好的姑娘结婚了。孙秀珍这时候才知道： 爱情再浪漫也抵不上现实的份量。

   没甚么奇怪， 几千年来就是这样： 欲加之罪， 何患无词。

       我们平静地聊着彼此的案情， 发现个个都顶着那么大的帽子， 如今我们都是最合适不过的对号入座者。我们聊着， 聊着， 估计过不了几天， 就要一起共赴黄泉了。还互相开玩笑， 最后， 咱谁都不许当场就尿了， 都硬气点儿。谁先到上帝跟前儿， 别跟恶狼似的把糖果都吃了。到了那儿， 就没定量了。全悠着点儿， 等大伙到齐了再一块儿唱歌。我们在那个磁场中， 似乎找到了最后自尊的支点。这时候还照样潇洒依然， 我们对自己就有点儿小小的自得。

       聊着， 聊着， 有人说： 「真的， 家里人这会儿不知道会怎么想呢？ 」「就是， 就是， 要是他们知道我们最后， 还开了晚会， 还都乐呵呵的， 那就好了。」「我说， 咱们这里头， 谁还有可能活着出去？ 」

       我们公认， 只有那个小不点儿—— 他是个小佛爷， 那不至于上刑场。他的名字我真的忘了， 我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金豆儿。我不禁笑了起来， 说： 「谁会想到， 咱们这会儿还开晚会， 还唱歌， 还聊天。」

       「是啊， 这就叫： 望乡桥上唱小曲—— 一群不知死的鬼儿啊！ 」「你们心里都和明镜儿似的， 还有甚么放不下的？ 」那小佛爷问道： 「万一我出去了， 一定把话给你们带到。」

       「我们就想让家里知道， 最后的时刻， 我们没疯、没傻， 没哆嗦， 我们平静、轻松地走完了人生的最后几步。你丫出去了， 一定带话给我们家， 告诉他们， 我们最后都乐和着呢。」

       「好吧， 放心吧， 各位大哥， 到时候我一定把话带到。」

       别看人家金豆儿一个小佛爷， 照样仗义。

       第二天开始， 本来以为这就拉去卢沟桥了。没承想， 哪儿那么便宜啊。政府给我们这帮人每个人准备了一份罪行资料， 并且都已经分发给全北京市的各个单位， 直至街道， 要求传达到每个人。一不留神， 我们也爆得大名了。

       实际上， 我们得去接受各界人民批判， 给人民当反面教员。很简单， 这不过就是传统的杀鷄儆猴把戏而已。

       第一场批斗， 我就大概清楚了当局的目的。

       我们除了原有的手铐脚镣之外， 还在脖子上勒了根儿麻绳。俩警察一左一右， 中间的警察用膝盖顶着我的后腰。同时， 手里攥着勒在我脖子上那根麻绳。人家就还算客气， 事先警告了我， 要是敢乍刺儿， 就立马给我来个锁咽喉。会场前面多少排， 全坐着民兵， 手里还拿着半自动。

       人们批判我们的台词， 都是当局事先印发下来的。而高喊的口号， 那就是实话实说。甚么「万里江山万里营， 八亿人民八亿兵」， 甚么「备战备荒， 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 」甚么「保卫铁打江山， 开除先行反革命分子球籍！ 」甚么甚么的。敢情拿我们开刀， 还不就是为了打仗么。

       战前用另类来祭刀， 那是历来必要程序。古已有之， 中外皆然。记得《战争与和平》那本书里， 描写过库图佐夫放弃莫斯科最后时刻， 也和北京一样把监牢里某些「莫须有罪」的叛国者， 拉到大街上游斗， 最后被活活打死。

       虽然在小说看见过这种连兽类都脸红的暴行， 对受难者无比同情。谁想到： 有一天竟轮到了自己。

     我明明知道， 当时的社会是不允许这类所谓的独立思考， 我还是选择了这样的生存方式。现在， 人家和你玩真的了， 真要为此杀你了。你的认定就出了问题。那， 你还会认同这样的诗句吗？ 我知道： 按照专政程序， 无论现在你再说甚么， 结果都一样。即然如此， 这几句诗依然还可以荡漾在我心中， 让我在自己心底找到一个立足之地。

       这世界上， 没有卖后悔药的地方。我曾经是一个非常喜欢女孩儿的文学青年， 要写诗、要画画， 也有震震她们的潜意识。让我最后悔的是， 我居然没有和她们其中任何一个人有过伤筋动骨的罗曼史。这时， 我就和法国作家左拉所写的《卢贡家族的命运》那本书中所讲的故事如此相似： 一个青年军官在告别未婚妻之后第二天就战死疆场， 没有圆房， 留下永恒的遗憾。

       我是在一九六八年五月一日在杭州龙井和定粤姑娘定的婚， 同年六月十四日就被扭送北京公安局， 一九七○年二月九日我被送入死刑号， 也来个永恒的遗憾。

       好在， 我和她分手的时候， 告诉过她： 「别等我了， 走好自己的路， 你有幸福的未来， 我就知足了。」所以， 这会儿， 这世上我没有放不下的事情。不必为谁担心， 只是为自己短暂的一生有些许惋惜。

       那天晚上， 我们这些死难临头的人， 还举办了一场死刑前的晚会。因为， 我们都是在倏忽间， 突然人人都要面对死亡。我们都在这强烈震撼的磁场中， 每个人都希望走好这最后一步。好在我们都是中国人， 中国文化里有浓厚的戏剧根底， 于是中国人的骨子里也染上了这种色彩(也许几百年来崑曲繁盛， 强化了这种色彩)， 人如戏子， 人生如戏， 游戏人生， 戏剧人生。最后这一齣， 咱们绝不能含糊。

       我记得有一篇日本小说， 叫《乔迁喜麪》。说一个犯人调到一个新的单人牢房， 其他牢房的犯人说， 搬家就得请大家吃喜麪， 在这儿就得给大家出个节目。于是， 他伸手穿过铁窗摘了一片绿叶， 用那树叶给大家吹奏了一支儿歌。

       那晚， 我们也如法炮制， 人人都躺在炕箱上， 开了这个晚会。每当队长或班长们听到了甚么响动， 就打开办公室跑来查看各个牢房。一看， 死囚们都在安静的酣睡中。他们查完号后， 再回到办公室关上房门继续暖和暖和， 而我们则躺在炕箱上又开始小声唱歌。

       我唱了那首曾经教给过遇罗克的苏联歌曲《光荣牺牲》， 据说， 那是列宁最喜欢的歌： 「忍受不自由莫痛苦， 你光荣的生命牺牲。在我们艰苦的斗争中， 你英勇地抛弃头颅?8943 . 」唱到这儿， 我觉得这支歌就是为我们这些人送行而作的。一股热血冲到我的胸前， 一时不能自己。

       突然， 我不再小声哼哼， 而是开始放声歌唱， 用最大可能的嗓音高声唱道：

       「哦， 我的太阳， 那就是你， 那就是你！ 」在死刑号里， 我还是用意大利文在高唱。这还是在老七家学的呢， 我估计这也是前无古人的第一遭。至少， 我还没听说过汪精卫、金璧辉他们学过意大利文。犹如石破惊天， 一时间， 队长、班长跑出来一走廊， 脚步杂沓、熙熙攘攘、挨屋查看。而死囚们依然那么安宁， 似乎还都在睡梦中。他们小声七嘴八舌嘀咕着： 「肯定是做怕梦了。」「准时撒呓症。」「到这儿来能不作怕梦吗？ 」然后， 脚步渐杳， 又都走了。我笑出声来， 天哪， 我居然还笑得出来。那晚， 我们继续唱歌， 用不着再低声吟唱了， 也犯不着纵情怒唱了， 我们只是在唱人间熟悉的歌。他们也不再出来折腾了。

       我开始吟唱起在外面最喜欢唱的意大利歌曲《来到海上》， 别人都静了下来， 听我的歌。那时候， 会这首歌的人还不怎么多。我唱完了。他们就小声说： 唱得好啊。听见这话音儿， 我就知道， 他们这会儿都下地了。一定是站在门前， 趴在观察孔的小窗户旁边呢。嘿， 我都没听见任何动静， 他们就都下地了。顿时我就明白该干嘛了， 我也在炕箱上， 抬起双腿， 然后绷直两条腿， 把脚镣的铁链绷成一条直线。然后坐了起来， 再转动一百八十度， 整个过程中没有铁链碰撞的任何响声。这时， 我已经坐在面对牢门炕箱上。我依然绷着双腿， 落在地上， 然后躬身起立， 自己就自然地靠在小窗户旁边。这时候， 我才听见， 人们早就起来聊天了。这会儿， 谁都不会去睡觉。不久就会永睡不起了， 梦醒时分变得无比珍贵。

       我们来看看这些小声聊天的人们。

       索家麟和王涛都是旗人， 索家麟说， 他不能算八旗子弟。因为他的祖先索三是内府的， 就是今天说的大内高手的头儿。在他们那个圈儿里， 内府的比八旗子弟还高一等。索家麟从小就习武， 这些练家子供奉的是「达木苏王」。而王涛属于玩主， 所以供奉的是「浪子燕青」。这些团伙， 在政府眼里那会儿自然就是反动集团了， 说他们要成立一个莫须有的「救国军」。这会儿， 他们聊得好着呢， 没一点儿肝儿颤的意思。

       宋惠民据说是历史反革命， 在运动中逃命， 越过了黑龙江。据说， 让「苏修」装到麻袋里， 又扔回了国境。他也兴致勃勃地和老田聊天呢。

       这田树云可不是个等闲之辈。他告诉孙秀珍， 为了未来的幸福， 她必须把一些信件投入到苏联大使馆的小轿车里。孙秀珍从小就没关心过政治。即使如此， 也没过过幸福的生活。为了自己爱的人， 她铤而走险， 居然十九次成功地将田某写的书信， 投入到那些黑牌车里， 一次都没被抓到过。最后一次， 也许是她看花了眼， 也许是公安局下了套儿。总之， 那次投信后， 很快他们就被捕了。

       至于我和老七， 除了「恶毒攻击中央首长」的罪行之外， 还有里通外国的「罪行」。我的专案组组长说： 事实上， 我已经是法国间谍了。我的上线就是留学生马丽雅娜。正好在审问我的时候， 《人民日报》刊登了法国红卫兵走上街头， 而其中的一个学生领袖就是玛丽亚娜， 嘿， 还有照片。在巴黎他们紧跟打倒资产阶级法权的毛思想， 人们把他们称为毛派红卫兵。

       我反问这专案组长： 我的上线怎么成了毛派革命者了呢？他很平静地回答我： 「也许她在巴黎是个革命者， 是个毛派红卫兵。在这儿， 她的身份就是法国间谍。」

       「你说我是间谍， 出卖情报。她一分钱也没给过我呀。」

       「你主动提供， 说明你更反动。」

       我们之中， 除了遇罗克之外， 还有个不同凡响的人物。他叫沈元。

       沈元是社科院近代史所的有名的才子， 还在北大历史系三年级时就被打成右派而开除。后来， 困难时期后政策缓和。他居然被当时近代史所的领导刘导生和院领导黎澍破格录用。然而， 到了文革， 他们俩为此挨斗无数次。沈元处境之悲惨则可想而知。他最后也化妆成黑人， 逃向苏联大使馆(一说马里使馆)， 自然成了长期蓄谋， 叛国投敌。

       还有， 还有， 还有。我们一起聊天， 有的生， 有的熟。现在， 我们所有的人都站在同一条生死地平在线上。

    在这之后， 这帮老红卫兵看书， 找书蔚然成风。

       这些听众中后来也写东西的有郭路生、牟敦白、任智明， 还有红卫兵发轫者之一杨冀平， 慷慨激昂的郭大勛， 老谋深算的老范， 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老贺， 浪漫骑士哥儿俩老狗和小涛， 后来老狗一度天下闻名。还有第一个在大会上喊「中央文革中某些人别那么狂了」的苏色， 等等， 那真是「忆昔午桥桥上饮， 坐中多是豪英」。居然， 这些人都被我一个说书人的书给拿住了。后来， 闻声赶来的彭小蒙， 还扑了一个空.....

       那些日子， 我除了讲故事， 还爱讲笑话， 当局正贼着谁在散布旗手的笑话呢。你想想， 再不通缉我那就怪了！ 贴着我两寸照片的通缉令贴满大街小巷， 让我无处遁形。第二

       天， 所有的照片都被严小毛等一批老兵全给撕下去了。

       当时北京公安局的军管会， 把我们俩—— 这两路水火不容人马的祸头子， 居然放在一个房间里。也许这是故意的。大有以毒攻毒的意思。

       当局万万没有想到， 我们竟会殊途同归。两个完全不同背景的人， 竟有同样的文化喜好。生活在社会不同的层面， 竟有同样的价值系统。一个是出生延安的红孩子， 一个是「工厂主」的后代， 居然会有类似的思维框架。

       开始我们俩互相提防， 互相看不上， 到后来我们争论辩解， 推心置腹， 终于变成了朋友。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 也出乎我们自己的意料之外。

       即使如此， 我们俩在监狱里的生存方式， 还是大不相同的。

       遇罗克在狱中一直在和当局恶斗， 乐此不疲。不但在自己的案子上和当局不懈缠斗， 还自愿充当宋士杰， 帮助其他犯人分析案情， 写状子， 出主意， 争取最轻的判决。他真是一个天生斗士， 而我却是一个魂不守舍的散漫学生。

       他了解了我的案情以后， 认为我的案情太复杂了， 靠我自己根本无法解脱。他告诉我， 进来之前， 他已经设法和陈毅老总建立了联系。他相信陈毅先生是个明白事理的开国元勛， 等他出去以后， 一定会为我去斡旋。否则， 我那罪行， 弄不好让人玩儿个底儿掉。

       他似乎比我懂得当今的法。听了这话， 我心情沉重， 但又觉得不至于吧。对他的好意， 还是很感激。我心里想： 他不太了解我党的高层运作， 估计他的许诺根本做不到。即使如此， 有这句话， 也就够了。

       后来， 我被调到监狱学习班去学习， 那时候， 我以为自己的问题很快将得到解决。在那儿， 见到了侃侃而谈的老丁， 原来他就是负责遇罗克案件的主审员—— 丁大个儿。犯人们小心地问他： 遇罗克的问题会怎么解决？ 丁大个咬牙切齿地说： 「这小子， 又臭又硬。死不认罪， 以为我拿他没办法。好啊， 我不信那个邪， 咱们就耗吧！ 总有一天， 他一定得赶上点儿。」

       他和丁大个都不幸言中， 我和他都折进了死刑号。

       我万万也没想到胸有成竹、百折不挠的他， 竟然也折到了这儿。但， 到了这儿， 他还是值得佩服的。都甚么时候了， 谁还能像他那样—— 自信而主动， 不乱半点方寸。

       也许， 明天早上我们就要走上刑场了。这晚谁还能入睡？ 我躺在炕箱上， 看着高高房顶上铁丝网罩里的电灯。走廊里， 还有人陆续「叮当」进来。看来， 我们是新来的一批人。也就是说， 我们是下批要被执行的人。许多人都曾问过我， 那时候你害怕吗？

       用「害怕」这个词都难以形容当时我的心情。我就像一个看见蛇的老鼠， 被震慑住了。脑海里一片空白。我， 死刑， 二者怎么相连？ 整个不明白。我的「罪行」无非就是「胡说八道」， 就至于非枪毙不可吗？ 可是毋庸置疑， 这儿可不是在群众专政的时候， 这不是吓唬人的那种虚张声势。锅是铁的。

       你和一批人押入死刑号， 这就是事实。遇罗克仅仅是为一篇文章进来的， 他也没想到会进死刑号。何况你呢， 你的「罪行」比他多得多。

       那一夜我的脑子以极快的速度， 把自己这辈子的经历， 像过电影一样一遍又一遍。我在审视自己， 到底我做错了甚么？ 多年来， 理想主义的教育， 让我相信世界上有真理存在。既然有真理， 就有标准， 必然有对错之分。我严格地用当今法律来检测自己， 最后得出了结论， 我没错， 是他们错了。这样， 我的心里似乎踏实了一些。我想起来， 在牢房里玩写诗游戏的时候， 我曾写下过这样的句子：

       我们都是快乐的青年，
       为自由被关进了牢监。
       我们的道路是自己选定，
       绝不后悔也永不改变！

       我知道， 写这些句子的时候， 就是认定自己没有做危害国家和社会的事。在一个历史大潮中， 在一个转折点上， 一定得有人被当成筹码， 当成牺牲品。而自己的最大过错， 不过就是为自由二字而已—— 自由的创作， 自由的思想， 自由的话语。

三

       死刑号里的炕箱高度不到半尺， 还是封死的。犯人无法钻到床下去， 也无法把东西藏到床下。炕箱占了整个屋子的四分之三， 只是在靠门那边留出了一条水泥地， 那里还有一个抽水马桶。在普通牢房里， 绝没有这个设备。在马桶后面的墙上有一个观察孔， 上面嵌了玻璃。另一个观察孔则在牢门上。这和其他牢房一样， 那观察的小窗户旁边有个按钮， 如果你有事情找看守， 可以按这个按钮。和医院一样， 你房号的那牌子就会翻下去。这里的牢门有两道。里门是动物园那种铁栅栏， 外门则是厚厚的铁皮木门。在木门的底部有个猫洞， 原来可以从这里把饭递进来。人们想得很周全， 一个犯人锁到这里头以后， 不用打开门， 吃、喝、拉、撒、睡全都解决了。

       我心里没底， 更要想下去。正在绞尽脑汁的时候， 听见有人打牌儿找看守。我忙屏住呼吸仔细听来： 「报告班长， 和我一批进来的犯人都去见马克思了， 因为我有重要的问题要交代， 才留了下来。你们怎么也不提审我呢？ 」一听到这嗓音、这腔调， 我就知道了： 这是遇罗克， 他是利用报告班长的方式告诉我们， 我们来到这里意味着甚么。一句话： 每个人都要准备走上刑场。

       这就是遇罗克， 这就是他的风格。他在监狱里无论甚么时候， 都那么主动， 那么从容不迫。从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 就已经是这样了。

       大约在我进监狱半年左右的时候， 官方安排调号， 把我们俩调到六筒同一个房间。那时候， 他在监狱里已经非常有名， 人们都知道他， 是因为一篇轰动全国的《出身论》而被捕的。

       此前， 在「血统论」笼罩下发生了八一八后的红色恐怖， 当时， 全国出身不好的人都被压得喘不过气儿来。遇罗克借着形势的变化， 横空出世—— 一篇《出身论》如彗星划破漆黑夜空。而出版这篇文章的《中学文革报》， 一时洛阳纸贵， 风行全国。每天， 遇罗克和这个报纸编辑部收到的读者来信， 得用麻袋来装。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简直形成了一个类似狂热会道门似的旋风。

       中央文革注意到了， 有关方面注意到了....... 最后， 决定抓捕遇罗克。遇罗克从进来那天起就没有屈服过， 他似乎就是个天生盗火者。他把入狱当成必然的结果， 这里是和当局智斗的现成平台。他理所当然地成为当时人数众多「被侮辱被损害」弱势群体的精神领袖， 先行者， 也是个殉教者。

       而当时， 我的罪行中还有所谓「联动思想后台」这么一条， 因为我当时的许多小哥们儿都是联动的骨干。其实， 在他们最得意的时候， 我却坚决反对「老子英雄儿好汉」那个血统论对联。我认为， 这和德国法西斯的「人种优生」一说， 没甚么区别。

       我是在他们被江阿姨耍了之后开始思索、最不得意时候， 才和我成了哥们儿。他们还救过我一把。

       最近， 在北京我和这些老朋友相聚的时候， 大家在笑谈中， 都认为当年当局这样给我定这个罪实在荒唐。其实， 当时他们真正的思想后台， 应该是石油学院的老范， 而我是他们文化艺术的啓蒙者。

       我压根儿就是一个说书人。当年， 这伙老红卫兵， 居然能整天整宿安静地围坐在我的周围， 从《基督山恩仇记》开始， 一本本中外名着听下去， 给他们打开了一个从未接触的天地， 精神美酒照样能让他们迷醉。他们不让我休息， 轮流给我倒茶， 给我点菸， 甚至给我买来饭。除了上厕所， 或者最后累得睁不开眼的时候， 我们才横七竪八地胡乱睡去。醒来， 再接着侃。

       然后这车就撒开了往北开， 路边的城镇飞速后退。深州、安平、献县、河间?8943 . 我知道了， 这车离北京越来越近了。我兴奋了起来， 本以为在这备战时期， 一时半会儿绝回不了北京呢， 这一大挪动还真不赖， 心里就涌现出小学课本里的诗句：

       「车过鸭绿江， 好像飞一样。祖国， 我回来啦！ 祖国， 我的亲娘。」在我心里改成了： 「北京， 我回来啦！ 北京， 我的亲娘。」可惜， 那时候的汽车可没现在的那么快， 还没飞起来。

       一直到凌晨两点， 我们的车才开到北京。轻车熟路， 又开回了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 半步桥四十四号。

       几辆大轿车停在看守所的大操场上， 操场四周里三层外三层地围满了警察， 而在警察外面， 还有荷枪实弹的军人。那时候的警察也都穿着军服， 不过他们没枪。在这地方， 我们管警察都叫队长， 管军人都叫班长。从这些大轿车里涌出了几十个全套打扮、上下一起砸的「哗啦棒槌」， 在队长们的指挥下， 我们稀里哗啦地走向操场的西北角的小门。

       我顿时明白了： 今天的「戏」是要命的戏！

       在北京看守所半步桥这个大院里， 关押犯人的建筑一共分为二十四个筒。所谓筒， 就是建筑物里的筒道。分属于三个部分。K 字楼， 三层， 每层四个筒， 从一筒到十二筒都在这个楼里。五角楼， 两层， 每层五个筒， 从十三筒到二十二筒都在这个楼里。第二十三筒， 官称死刑号。就在西北角的这个小院儿里。二十四筒， 是后来新盖的也在这个小院儿里。这两个筒是死刑号， 也被犯人称为「枪号」。

       我关押在看守所里学习班的时候， 有机会出去劳动， 也来过这个小院里干活。一次是打扫新盖的二十四筒牢房， 二十四筒里有几间牢房「设备先进」， 那就是所谓的橡皮监狱， 四面的墙都钉满了泡沫塑料， 和沙发差不多， 关押一些特殊犯人， 让他们没法自杀。另一次是去清理房间， 就是拉一个小车把刚刚腾空的枪号里所有东西都堆到小车上， 推到库房那个院子里。据说， 事后会有犯属来这里领取遗物。当我看到那双皮鞋， 心里就感到非常别扭， 因为我知道昨天这双鞋的主人还活着， 而现在， 说没就没了。

       还有一次， 是帮这儿的警察冲洗死铐、死镣。上面确实有主人生前留下的血迹。冲洗干净后， 帮警察装箱， 留给后人用。干这些活儿的时候， 我万万没想， 竟然会轮到自己。

       我们这些人一字排开， 面对小院儿的高墙蹲在地下。这里的强光灯明如白昼， 连我对面老墙上的青苔一丝一毫都历历在目。这时候我才注意到， 这个现代化的大院儿里竟然还保留着这么一堵历史性的老墙。那些砖缝都磨凸出来了， 每块砖的风化程度不同， 因此各有各自的风姿。我听说过， 这里曾经关押过刺杀摄政王载沣未遂的汪精卫， 还关押过着名的川岛芳子—— 金璧辉， 据说她就是在这个小院里被处决的。

       我们身后的警察开始叫名字， 叫到谁， 谁就到院子中间的桌子那里去登记， 然后拿着自己的东西进入筒内。我被「扭送」到北京公安局已经一年半了， 被提审了几十次了。一会儿说要宽大， 一会儿说要从严。时间长了， 人也就皮实了。后来知道了， 无论他们和颜悦色还是横眉竪眼， 无非是要我交待背后「长胡子的人」。逻辑很简单， 我讲的那些笑话和「反动谣言」， 如果交待出「谣源」， 我的罪过不过是个传谣者。如果交待不出来， 我就是个造谣者。我自己很清楚， 如果我是个传谣者， 也许只判个三年、五年。如果我是造谣者， 就可能判个无期， 最少也得二十年。这年头儿数字， 对我说来都差不多。要是为了从宽， 交待出来别人， 我关了三、五年出去， 照样还是个现行反革命， 还得内疚一辈子。再说， 在里面二十年也不一定比在外面难过， 何况， 二十年后指不定怎么样呢。所以， 无论他们来软的还是来硬的， 我还是那样， 我心里有底。每次， 我都会自问： 最坏又能怎么样？ 自己触触底， 心里反而踏实了。

       这次， 我蹲在那里又想用以往模式那样来思考， 最坏又怎么样？ 突然发现， 心里没底了。最坏？ 那就是玩儿完了。「杂耍要收场了—— 没戏啦！ 」正这么想着， 警察就叫我的名字。

       他们把我的名字登记在册， 然后让我打开行李。只让我拿了一条被子， 一个脸盆， 一条毛巾， 牙缸、牙刷、牙膏， 一个饭碗， 还有一本毛选。其他衣物， 连褥子都不许带， 就挥手让你进号。前面一个警察领路， 自己稀里哗啦跟在后面。我心里想， 进去以后赶紧问问同屋老犯人。进屋以后才知道， 每屋只有一个犯人。心里没底， 照样没商量。

       我像一个麻包一样， 「咕噔」一声坐在炕箱上。也好， 终于可以自己安静一会儿， 放松下来。让绷紧了一整天的神经， 稍微缓一把。

   当时， 孙秀珍风度与众不同， 是典型的知礼小女子。我误以为她是个日本女孩儿。在听别人叫她的时候， 听错了， 以为她叫「库里」或者「库里娃」。我同屋的薛新平是国际关系学院日语系学生， 他悄悄告诉我： 「如果发音是库里的话， 那就是黄昏的意思。这名字真的很符合她的形象， 那么迷茫， 那么优雅。」原来， 他也和我一样为她晕菜了。薛新平就在自己的板凳上， 用毛笔写了类似「暮扎」两个汉字行书， 这在日语里读作库里， 意思是黄昏。每次开会， 他就故意亮着板凳上的字样经过孙秀珍的身旁， 可她视而不见， 一点儿反应都没有。小薛以为， 这是她应有的矜持。

       后来， 我和老七不知天高地厚， 似乎忘了这是甚么地方。半夜我俩推心置腹， 发现我们俩心仪的对象并不重合， 都松了一口气。他告诉我： 他喜欢的是「馅儿饼」周， 我告诉他我喜欢的是「库里」。我们俩反复商量如何向她们表白—— 在铁窗中照样有热烈真诚的爱慕。

       有一天开大会。周姑娘带领女犯队伍入场， 她是小组长。看得出来， 她这种长相的人， 单纯大方， 心地善良。老天有眼， 那天，周姑娘正好就坐在我前面。好啊，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我连忙写了个纸条： 「周同学， 你好： 请问， 坐在你后面第三位那个女同学叫甚么名字， 能告诉我吗？ 张郎郎」我把纸条叠成了团， 回头看看没人注意， 低声说了一个字「信」， 手一垂， 就扔到她鞋边儿。她似乎没听见也没看见， 直视前方认真听讲， 还一边儿记着笔记呢。我心里开始七上八下： 糟了， 要是她不接这茬儿， 我不就现了吗？ 我心如大鼓一样咚咚响。再仔细一看， 那纸条已不见踪影。我松了一口气。老天爷， 行， 这姑娘真够麻利的。我又回头假装四处张望， 人们都在认真听讲呢。她自言自语咕哝说： 「小心有狗。」嘿， 她真是胆大心细， 还不忘给我提个醒。

       散会时， 她站起来整队， 带队退场。路过我跟前， 她望着前方喃喃说： 「原来意在沛公啊！ 」哎呦喂， 原来已经看了字条， 还不大高兴。但愿这误会别让她就此跟我翻脸吧？ 心里继续打鼓。

       直到下一次歌咏活动， 路过我身边， 她也扔给我一个小纸团。是这样写的： 「张同学， 你好： 她叫孙秀珍。这样通信太危险了。以后， 你把信用图钉钉在土箱底下。」回去和老七看了这封信， 喜出望外。嘿呀， 这孩子真聪明， 简直是个天生的地下工作者。于是， 我们俩赶紧分别给她俩各写了封信。傍晚倒土， 我们俩自报奋勇， 抬着土箱把垃圾送到院外的垃圾站。信就钉在箱底儿。把土箱就留在那儿， 要到第二天早上才取回土箱。

       我们就这样建立起来秘密的通信渠道， 我和老七天天帮男犯院子倒土。女犯那边呢， 是由周姑娘和学生李世佺倒土。后来， 李世佺告诉我， 小周很聪明， 知道孙秀珍案情严重， 而她和小李从进监狱就关在一起， 信得过， 决定让小李跟她一起倒土。刚开始， 小周没想到老七会给她写信， 有点儿意外， 犹犹豫豫， 但老七勇往直前， 坦诚热情。很快他们就进入白热化。我和孙秀珍的通信也迅速升温。当然， 这一切都在虚拟幻想的世界中。但在那个年代， 谁都没想到在会监狱里发生这样的童话故事， 我们四个人都非常珍惜。在监狱学习班， 几乎所有犯人都发现就我们四个精神抖擞， 跟打了鷄血似的， 觉得其中必有蹊跷， 时不时旁敲侧击。而我们俩只能装傻充楞。

       在学习班认罪阶段， 孙秀珍做了发言， 我才知道， 她和我一样都有「里通外国」的罪名， 而且她案子里还有一位男性的主犯。我想， 那一定是她的男朋友， 生死相依呀。即使如此， 也不影响我给她写情书的热情， 她和我的通信中对那个主犯一个字也没提。

       那时候在监狱， 早已告别了社会上的生活与身份， 交换这柏拉图式的情书， 我们都很愉悦， 读得脸红心跳。那是黑暗的日子里最艶丽的一道晨光， 显示着顽强的生命力。

       可惜， 在一号通令下， 我们并没被分配到同一个地方。

       我们是邻县， 她和英若诚、吴世良两口子、学生李世佺等人都被发配到了冀县。她从冀县上车来， 即使她变成了「哗啦棒槌」， 可举手头足还那么风韵万般， 她见到我的时候还有些害羞， 脸微微一红， 低头笑了。依然那么天真， 那么动人心魄。

二

       我本来想过两天找个机会告诉他们仨， 都销毁了才保险。可计划不如变化。

       大年初四(一九七○年二月九日)， 监狱里人们前两天遇上了难得的改善， 肚子里终于有了点儿宝贵油水。混了个肚儿圆， 大家心情就爽朗了起来。

       刚喝完早饭的粥， 张所长就提了镜面盒子炮上了房， 解放军也在房上架起了机枪。这里的犯人们， 非但不会为此而紧张—— 对他们来说这早就是家常便饭了—— 反而都兴奋起来。人们嘀嘀咕咕： 「有戏！ 今儿肯定有戏！ 」哪齣戏并不重要， 有戏就有得看。

       老张头看各路人马都布置齐了， 在房上开始发话： 「田寿鹏， 出来！ 打开库房， 叫到名字的人自己把行李搬出来， 再到库房把自93 己东西都拿出来， 在当院打好铺盖卷， 然后都就地咕嘚着等叫名字。叫谁谁出来。」人们都兴奋无比， 人挪活、树挪死。再不挪， 我们耳朵后头该长青苔了。

       「索家麟， 王涛， 宋惠民， 朱章涛， 田树云， 张郎郎... 」老张头儿这么挨个点名， 接着他还点了我的同案老七等等。我同屋的其他人都对我拍拍打打， 表示祝贺， 说： 好啊， 你小子发了， 别忘了我们哥儿几个。我一边收拾东西， 一边说： 「发甚么发？ 纯粹是骑驴啃烧鷄—— 这把骨头指不定扔哪儿呢！ 」人们纷纷说： 挪就好， 挪就好。

       干净麻利快， 没过几分钟， 被点名的这七八个人收拾好了， 都蹲在院子里。然后， 老张头一个一个往外叫， 间隔大约五分钟。

       轮到我出去， 到了外院儿一看， 头皮顿时就麻了。先出来的那几位都已经加工过了—— 被砸上了死铐、死镣， 傻大黑粗还都带着铁链子， 和电影里见过的那些死囚的行头差不离。我被命令坐在地上， 两个警察叮哐几下给我砸上了死镣， 又给我带上了死铐。我想： 也许这是为了押解安全， 所以才搞了这么大的阵仗。

       然后， 我们这些人被命令起立， 走向大门外。大年初二的饶阳县城响起一片清脆的脚镣声， 打破了清晨的寂静。

       没想到我这宁静的七十年代刚拉开幕， 就闹这么大一个响动。我们走到监狱大门口， 这条街已经被封锁了， 远处街口堵满了翘首以望的好奇市民。我们自己提着行李， 走到车边交给警察， 他们和当地的工作人员一起， 把我们的行李绑在汽车顶上。我们这些叮叮铛铛的人， 陆续上车坐在指定的位子上。过去听老狱底们说过， 这种捯饬的犯人被戏称为「哗啦棒槌」。

       一位警官在开车前宣读了一篇甚么文件， 那文件并没说为甚么要挪动， 去哪儿， 干甚么， 只是警告我们在押送途中， 必须老老实实， 否则「勿谓言之不预」。他们从来不说要紧的， 光说万一的。

       我们路过冀县， 那里也有一批犯人上来， 上来的也全是「哗啦棒槌」。打头儿的是位名叫孙秀珍的女犯， 在监狱学习班的时候， 我就和她认识了。她可是这儿的第一大美女。后来， 我又和她的同案犯田树云大夫关在一起， 可以说， 我和他们俩都是老熟人了。她和我对视的时候， 微微一笑， 看来， 她在冀县也关烦了， 也觉得只要挪动就好。

       你别听她这个名字简直俗不可耐， 可她那个人， 绝对清纯出众。我们进了监狱学习班， 第一次集合的时候， 她的身影就吸引了我。那时候， 我在监狱里已经关了一年了。人们说： 这时候男犯眼里「母猪都赛貂婵」了。可我到底还是美术科班的， 别看她一点儿不张扬， 一点儿不打眼， 低眉顺眼， 说不出的温柔而迷人。在铁窗水泥块中， 更透出了一股不凡。那会儿， 多数男犯的目光都被外号叫「馅儿饼周」那位女士给吸引住了。她的确是北京着名老字号馅儿饼周家的嫡孙女。可能因为是回民， 所以皮肤白里透红， 浓眉大眼， 人也爽朗、大方， 必然抓住了众人眼球。

人生何处不相逢， 杨秉荪万万没想到， 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 饶阳县， 见到了上一次在莫斯科见到过的老朋友李友钿。你想想那年头儿， 有几个人出过国？ 老杨人家是苏联、匈牙利双料留学生， 在那儿学的是小提琴。老杨和我属于一个大案子进来的， 都是因为传说了文化旗手的笑话。

       老李从来不说政治笑话。他本来是上海的一位名厨， 阴错阳差被外交部选中， 派往国外常驻， 在莫斯科和布达佩斯都呆过。在文革中， 有人在国外揭发他买菜中间可能有猫腻， 北京外交部造反派就勒令把他押解回京。他一听脸就白了， 那个火红年代押解回去， 肯定凶多吉少。天生慈眉善眼温顺的他， 半夜就逃出使馆， 企图「叛国投敌」， 结果， 还是被抓了回来。

       当年， 老杨是使馆请来的艺术家， 给国际政要献艺。老李则负责演出后给大家准备上好的佳肴。你想想， 那时候他们是甚么架势， 甚么派头？ 吃甚么？ 喝甚么？

       在饶阳这里， 他们大眼瞪小眼， 喝着白开水， 等着下顿的黑李逵饼子。这儿的饼子刚下锅的时候是黑红黑红的， 近似巧克力颜色， 等凉了下来就黑得像铁疙瘩一样。这是全高粱麪的饼子， 所谓全面就是在磨麪的时候， 把能磨的东西都磨进去。不出麸子不出糠。这样的粮食实惠， 所以才那么黑。

       老杨和几个同屋的人， 每个人都拿着各式各样的本子， 各种各样的笔， 一本正经围坐在老李的周围。老李用他无锡口音普通话给大家讲解一道道名菜的做法。

       这是一项重要的文化活动。固然， 越写越饿， 越饿越写。别看老李已经饿成细脖大脑壳了， 可讲起来菜谱， 还是当年着名大厨的谱儿， 言简意赅， 形容准确， 细细道来， 不紧不慢。专业人士就是专业人士， 他口中的每一道菜都精致无比。无论中餐还是西餐都可以录入最顶级的菜谱。就这样， 我国的饮食文化得到了一次成功的传承。

       我这人虽然也喜欢吃好的， 但绝不是一个美食家， 所以向来对饮食文化就兴趣不大， 这会儿又饿得要命， 他们还一本正经坐在那儿进行精神会餐， 那胃脏一定更加难受。所以， 我不去听。老杨说： 不会， 精神会餐可以分散注意力， 就减轻胃脏的痛苦。再说， 你学好了这些手艺， 出去以后一定大显身手， 自己彻底伺候自己一把。

       当时我们屋子里大概有十二、三个人， 七、八个人都参加了那个精神宴会。

       我呢， 正给几个小年轻侃故事。当我侃完一个故事， 他们正七嘴八舌争辩的时候， 一位叫段铎的小伙儿突然说： 「你别就光给我们穷侃了， 干脆教教我们， 也玩玩文学、写写诗。」

       段铎那时候大概还不到二十岁， 饿瘦了更显年轻。原来， 他发现我在牢房里靠侃故事就可以占据一席之地。在这儿， 这也算一种本事， 要练别的本事， 这里边儿没条件。要练文学， 就是练嘴、练笔， 在饶阳绝对有这条件。不练白不练。

       他话这么一说， 其他几个年轻人都同声附和， 齐齐嚷嚷要拜我为师。段铎学习的根底很好， 因为出身问题， 没被大学录取， 只好上了一个中专。虽然他一直喜欢文学， 可没机会玩文学。另一个同号叫王涛， 是青龙桥的一个着名玩主， 那片儿住的都是正儿巴经的八旗子弟。于是， 他们就开始听我侃诗。

       年底之前监狱进行调号， 把老杨和老李他们都调走了。

       我和这些北京来的小伙子们还留在这个大号里， 就开始一起写诗、评诗。段铎是个非常聪明的青年， 他本来是在中专学电机的。我先教他背一些新诗、旧诗， 让他体会诗的意境是甚么， 优美在甚么地方， 如何在文字里寄托笔者的情愫。

       从苏东坡的《水调歌头.大江东去》到柳永的《雨霖铃》， 从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到艾吕雅的《你好， 哀愁》等等， 我给他瞎背一气， 他就瞎记一堆。

       别人聊天的时候， 他就在那里瞎背。为了记得清楚， 他就把刚趸来的货都抖搂给王涛。不用几个月， 他和王涛， 还有景山东街的小亓都背了不少从我这里趸去的二手诗作。

       后来， 以小段为首的这伙孩子， 一人钉了一个本子用来抄诗。后来， 把我搜肠挖肚的所有零七八碎都背完了， 就只好一起命题自己来写诗， 每个人都写。他们各有千秋， 全都进步神速。你想想那个王涛， 本来是个玩主， 现在居然和我们一起写诗。小亓喜欢写古诗， 写完后也和我们切磋一番。小段两样都试试， 虽然他是浅尝辄止， 写的诗味还是很浓的， 对一个学理工的孩子来说， 就很不容易了。

       除夕那一夜， 我们都没睡觉。除了留下来中午的一个饼子以外， 我们还把晚饭稀饭里的胡萝卜， 也留了下来当年夜饭。我们把胡萝卜围放在「扫地风」的火口边， 真都烤成了透明的胡萝卜。吃起来有点咬劲儿， 还香甜无比。后来， 看到莫言的小说里描写的透明胡萝卜， 似曾相识。那天晚上， 我们约定在一小时内各自写一首诗。

       王涛写了一首自由体的新诗， 题目就叫我们大为惊叹—— 《我是流氓！ 》他生动热情地标榜自己就是一个流氓， 谈到流氓的快乐， 流氓的自由， 流氓的流浪， 流氓的超越。我们纷纷叫好， 每个人还都和了一首—— 《可惜我不是个流氓！ 》、《我心里就是个流氓！ 》、《我也想当个真正的流氓！ 》

       我们轮流朗诵， 笑得满地打滚。那时我们非常快乐。我们把这几首诗钉在一起， 封面上我用美术字写上《流浪者之歌—— 一群快乐的流氓》。我看大家越来越上瘾了， 写作热情高涨， 就说： 干脆咱们办个报纸， 当年在渣滓洞人家陈然还办了个《挺进报》， 咱们也在这里办个解闷儿的文艺报， 怎么样？

       他们三个齐齐喝彩， 我就开始主办这个报纸了。其实， 每次只是一张大纸， 那是我们用粥把几张纸粘在一起。这张报纸只有正反两面， 一共两版。我本来就是学美术的， 所以我先画好了版样， 他们的稿子， 也都由他们自己抄写在预留给他们的版面上。我还给每首诗都画了插图。用了两个下午， 我们第一期就出版了。

       当然， 我们很小心。每次出版以后， 大家悄悄传阅。当然， 只是在我们这几个人中间， 多一个人看了， 我们被发现的机会就多了不止一倍。不是特别近的朋友， 决不传阅。我们本来商定， 看完就毁掉， 可是， 每次大家还是舍不得， 于是就分别保存着。我们说好了， 谁的万一被发现了， 就说是自己写着玩的， 别人就尽快销毁。

       阴历大年初二， 又调号了。这次我分到一个只住五个人的小号， 和杨秉荪分在一个房间， 我很高兴。就在半夜他值班的时候， 我悄悄地把我保存的那份报给他看了， 他看了非常快乐， 拼命忍住笑声。不过， 他抹抹眼睛， 叹口气， 说： 「别舍不得， 快点儿销毁了吧。这地方， 这件事就可以算是重新犯罪。安全第一呀。」

       我知道他说得对， 我就是为这种罪折进来的。于是， 立刻把它塞进了火炉， 眨眼间， 这张报纸就化为一缕青烟。这也是在县大狱的好处， 这里没有暖气。冬天只好生炉子， 要是在北京看守所要销毁点儿甚么就没这么容易了。这里销毁一篇文章之类的东西实在太方便了， 原始环境有原始环境的好处。

       这县公安局看守所老所长， 也姓张。他还是老区传统做派： 不穿官衣。就爱穿着对襟黑棉袄， 一条絻裆裤， 手里提着个抗战时期的镜面盒子炮， 和当年闹日本那会儿的捯饬还一个模样。估计那是他一生中最闪光的年头儿， 那年代绝不能忘。

       饶阳这地方到处都是盐硷地， 还非常缺水， 真是「咬在瓜把儿上了—— 苦得厉害」。周边的几个县， 从来都不怎么富裕。有些县农忙一完， 就整村整村出去「混穷」， 去讨饭， 把自家的粮食省下来。饶阳县的人， 很要面子， 丢不起那人。他们也到全国各地去「混穷」， 可绝不要饭， 他们耍的是本乡绝门手艺—— 劁猪。就拿着一个劁猪刀子， 走遍全国， 吃万家饭， 和古代侠客有几分神似。

       除夕之夜， 这个穷乡僻壤老乡们噼里啪啦放了不少炮仗， 好像这儿炮仗不要钱似的。原来， 这块大盐硷地产硝。所以「搓炮仗」就成了这儿的重要副业之一。今儿晚上人们放的炮仗都是自己生产的， 才能可劲儿地造。

       我们这伙人， 是一九六九年底从北京公安局看守所(就是那着名的K字楼和王八楼) 押解到这儿来的。其实不过才三个月左右， 已经把我们给彻底饿废了。

       现象是， 这伙人里连大小伙子们都不会跑马了， 的确也没马可跑了。甚至连生病都不会发烧了。人们开玩笑说， 咱们都成人干儿了， 细菌也全饿死了。

       人们坐在炕上闲聊， 有人发现我们这些人(甚至包括我们中间最胖的李友钿先生在内) 紧并着的两条大腿之间都出现了一个横拳那么宽的空隙。大腿上的脂肪理所当然地消耗殆尽。

       北京公安局规定看守所里一人一天八两粮食。每个窝头二两， 正好四个窝头， 一天两顿。在北京， 人们已经觉得饿得前心贴后心。据说， 当年批这个定量指标的人， 是北京公安局长冯基平先生。文革中， 他也被关到这儿来了。人们传说， 他为此后悔不已。谁会想到， 八两粮食怎么这么不禁吃啊？

       每天除了这窝头之外， 就一碗菜汤。甚么菜便宜， 就是甚么汤。偶尔有点儿肉末儿， 那就属于上上佳肴了。当然， 逢年过节如果「形势大好」， 我们还会有点儿改善。那阵子， 我们已经被改造成了这种人—— 天天想的就是一个「吃」字。除了睡觉时间以外， 肚子全天候都在和你较劲。

       到了饶阳， 每天倒是三顿， 定量也是八两。早晚各喝二两粥， 中午有两个号称二两的「饼子」。就连当地的农民进来以后， 第一次开饭的时候惊讶得眼睛都直了， 绝没想到伙食这么凄凉。有人当场就掉泪， 也有人用脑袋去撞墙， 刚进来的人， 胃酸都劲儿大。

       我们喝的稀饭可以当镜子照， 身体也都和那粥差不多， 饿得快透明了。可是当地人， 比我们招儿多， 他们很快就找到「抗饥」的窍门， 那就是， 越饿越得有存粮， 中午那两个高粱麪的饼子， 最多吃一个。一定得咬牙留下来一个， 到后半夜饿得无法睡眠的时候， 一点儿一点儿， 慢慢品。那就可以减弱胃酸对你的折磨。为了防止犯人自杀， 每晚牢房里的犯人都得轮流值班， 每个人两个小时。房上值班的解放军也是每两小时一班， 他们在房顶上踱来踱去， 随时都可能点名。

       这个县城， 竟然没有起脊的大瓦房， 一码儿的平顶黄色土房。机关或有钱人家才是砖房。我们监狱因为重要， 是砖房， 但也还是平顶房。房顶可以当场院用， 可以晒粮食， 还可以放哨。

       这样的款式让值班解放军看守方便， 来回踱步。他们在房上叫到几号， 那个号值班的犯人就立刻站到门前大声喊道： 「二号五个犯人， 一切正常。某某某值班。」

       你想想， 这时候要不是有存粮钉着， 你怎么熬过那漫长黑夜里的两小时？ 我们这屋「扫地风」比别的屋子也大一号， 给的煤饺子也比别的屋子多一倍。这儿的煤球不是用筛子摇出来的， 所以不是圆的， 这儿是把煤末子和黄土和成了煤泥之后， 就用我们的饭碗当工具做煤饺子， 擓出一个个月牙形的煤泥， 往地下一磕， 就齐活了。一开始， 这活儿都把我们这伙人看呆了， 那煤泥绝对是煤少土多， 那颜色一点儿都不黑， 快和新四军的军装颜色差不离， 灰不拉唧的。我们想， 这成色的煤饺子， 有法儿着吗？ 没想到， 这儿的煤还挺好烧， 就这种灰色煤球着得旺着呢。

       为了节约， 我们屋一个星期才分给一百个煤饺子， 平均每天只能烧十四个， 而其他小号每天只能烧七个。二十四小时都烧， 绝对不够。所以一到傍晚我们就必须封炉子， 一直封到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 才打开火。封火的时候， 把半块煤饺子研成细粉再用水和成煤泥， 糊上炉口以后， 再用一根磨细了的筷子扎一个隐约可见的小洞。从那洞口， 隐约见到煤火的红色这样才能耗到第二天。

       所以， 每夜下来， 我们碗里的剩水都结了冰， 被口嘴边那儿， 都有一块由我们整晚哈气形成的白霜。每个值夜班的， 都冻得只能坐在炉台上。所以， 每个犯人棉袄的背后都有一绺如屋漏痕般的焦黄—— 那是封火后的微小火眼升腾出来的热气所为。

       那时候， 我和拉小提琴的杨秉荪正好在一个房间。我们那个房间是个把角儿的大屋子， 住了十来个人。别的小号才有五六个人。我们屋连炕都没有， 在地上铺了些麦秸算是我们的铺位。所长对我们说： 这些麦秸在这里也是「稀罕物」， 麦秸比稻草隔寒隔潮， 是打地铺的上好材料。

       话是这么说， 对我这个风湿性心脏病患者来说， 这地铺再「高级」， 在这不见阳光房间里地气阴潮， 照样让我忐忑不安。

       当然， 这儿也有这儿的好处。北京倒是住楼， 还有电灯， 还有够份量的窝头， 还干燥爽朗。但那儿管的太严了， 每天除了改造自己， 就是批斗别人， 其余时间都得坐在那儿学习， 还得坐得笔管条直。你连找个人聊个天， 都得和地下工作者那样机警， 才能偶尔进行。

       这里物质条件差多了， 可是根本没人搭理你。你爱看书就看书， 爱聊天就聊天， 爱干嘛就干嘛， 只要你别打架闹事， 他们只要求你老实呆着就行了。

     一

       一九七○年代， 我听说许多人在全国各地草棚里、油灯下， 一肚子理想， 满脑门子深刻。在写着、画着、唱着， 做着文艺梦。都是形形色色、不同层次、不同境遇的理想主义者。玩文学的差不多都是这种人。他们琢磨、创作， 试图活出个模样， 寻找意义。

       也许他们就这样歪打正着， 一不留神为中国文学艺术传承做了很多事。

       在那个年代， 大面儿上看来是个文化贫瘠的时光， 他们这些活动渐渐形成了文化潜流， 在地下交汇着、涌动着。所以， 到了八十年代才会有那样一次划时代的文化群体勃发。

       我也许是由于喜欢写东西， 曾经组织过一个文学沙龙， 还在酒后茶余口无遮拦， 于是， 在那个年代蹲进了监狱。也算是那个年代里间接对文化传承「有所贡献」。大概， 正如鲁迅老头儿说的： 咱萌不了芽， 还当不了供天才们生长的泥土吗？ 那些年头， 的确我当的就是最底层的泥土。

       一九七○年代开始的那个午夜， 我和许多年轻人一样， 是在油灯下守岁。不过， 大多数人在农村、在农场。而我却在牢房。平时屋里再冷， 今夜炉子一定要火旺。也许， 这意味着来年没准儿会转转运。我们这儿的炉子， 你一定没见过。这是当地名为「扫地风」的全泥炉子。「扫地风」没有炉膛， 没有炉箅子， 没有任何其他炉子必备的金属附件。整个炉子都是用土坯砌成的。当地人凭多年经验， 知道如何利用炉子内部特别的结构形成空间， 还有炉子底部有别样通风口。不用风箱， 自来就有风， 所以得此名。「扫地风」是当地穷苦人专利。除夕那晚， 「扫地风」威风八面， 炉火通红。

       那是在河北省饶阳县大狱里。

       此前， 我从没到过这个地方。这是衡水专区的一个县， 这儿属于一个革命老区， 曾经是抗日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老乡至今还记得吕正操、程子华这些当年在这里亮剑的英雄好汉。我们这群北京政治犯， 被下放到这里， 这是当时副统帅一号命令所决定的。那时全国、全民都在准备打仗。

       是得准备， 于是我们这些北京犯人被准备成了饶阳犯人。

       当时我党应付局势的架势与心态和保卫延安时候一模一样。「要有准备」是多方面的。必然包括对脑瓜子里有问题的文化人进行必要准备。保卫延安时候， 给王实味准备一把斧子就行了。这会儿王实味们实在太多了， 全准备斧子也不行。

       于是， 一批批我们这种人从北京被押送出来。这些脑瓜子里不对味儿的人中， 包括「大小刘麻子」英若诚和他太太吴世良， 中央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杨秉荪， 歌唱家刘秉义、郑佐成、王芃等等。当然， 也包括我和老七这些无名鼠辈。把这些不安份和不可靠的家伙放在老根据地， 有利于战时管理。这个地区有革命传统经验。

       后来， 我听当地的一个老干部告诉我， 在打日本那会儿， 他们晚上经常的任务是「掏窝子」， 就是清除异己的意思。半夜三更， 几个县大队的小年轻， 就去甚么人家把目标人物罩上眼睛、堵上嘴， 拉出村。宣布他的罪行， 然后为了省子弹， 就手工处理了。有一次， 他们去某村去掏一个汉奸嫌疑， 没掏着， 就把他老婆掏出来了。为了打击汉奸， 这老婆扔进枯井也能灭他们的威风。在扔下枯井之前， 小年轻们都上下其手「摸摸」。小王是近视眼， 也抢着去摸。别的队员笑了， 说： 「瞎子， 看清楚喽， 那是你姑啊！ 」那些村的人， 很多都有亲戚关系。小王说： 我不管， 我摸的是汉奸婆！ 众人齐声喝止： 我们都行， 就你不行， 汉奸归汉奸， 也不能乱了辈份。

       听到这儿， 我明白了。人家这儿管我们这类人有经验着呢。

       我前面说这是县大狱， 其实是传统习惯说法。确切地说， 我们由于还是未决犯， 所以关的地方还不是监狱， 而是公安局下属的看守所。

收到！

好可惜，沒找到講當今支那的濫情的民族主義那條影片

羨慕

可否解释一下两者的区别和定义，不是很懂

就跟移民了找到份水管工干了一天终于能跑到离家不远的小酒馆喝两口的芝麻人那样一副拘谨窘迫相，习近平，你生在民主国家就只能当个水电工！

汉人是这样的，奴的文化培养出万代的奴才，主子是谁也没差，总会把主人伺候得舒舒服服。于是一代代照旧做着奴才，到头来还要给自己找个藉口：主子再能耐不还是需要咱奴才，还需要我们奴性的文化传统么？

冲浪主义文学运动是时候发起了????

想想有人比你更惨就能开心点，虽然很阿Q，但是当当也无妨的。

我同意你所讲的善恶是由人主观去区分的观点，但是对于中共有没有善恶之分我想跟你探讨一下。我认为中共是有善恶之分的，因为当善恶是由人的主观意识去决定的时候，事实上就跟中共没有善恶之分产生了冲突。

譬如说有一个人很疲惫，突然有张无比舒适的床给他去躺去睡，他会觉得我干怎么会有这种好事。碰巧这人是个反革命分子，这床给他拿去睡了在优秀红卫兵眼里就成了一张反革命的邪恶大床，拿去当柴烧都是侮辱了无产阶级的先进空气。于是这张床在两个不同的人眼里具有不同的好坏善恶属性。同理可以推到一切事物上，因为人的主观意识会根据不同的原因将事物分成善与恶。空气、海啸、风灾、地震等等都能这么区分。

但是这种区分的方法是有缺陷的，即是一张床本质上并不具备善与恶，如果没有人的主观意识，床就只是一张床，把它摆在原地一万年，自然腐烂成一堆尘土，仅此而已。空气、海啸、风灾、地震这种事物，在几亿年前，没有人的时期，就只是自然存在的事物或地质运动。就像一把刀，拿来杀人成了罪恶的凶器，拿来防卫就成了救命的东西。刀本身没有善恶的区别，只是人的主观意识决定了它的属性。

那中共是不是这样一种没有人的主观意识，所以本质上没有善恶的东西呢？不是。中共是由人组成的，这个党所做的一切事都是由人的主观意识去决定的。它并不是放在那里谁都不去动它（由人组成的集体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它就自然消亡的床或者飓风。相反，这个党因为人的意志，有时是飓风，有时是刀，有时是摇钱树。它的行为完全是由它的组成物质--也就是人所决定的。既然中共是由人组成的，那它怎样成为不具备人的意志的东西呢？

不同的人由于立场、利益、观点造成的主观差异，对于这个党所做的事有不一样的善恶看法。就像64，中共权力核心决定镇压抗议群众，在他们眼里这就是一群颠覆国家的恐怖分子，所以要开枪镇压，直至如今都有中国人赞同。

在另一些人眼中，中共这么做就是邪恶的屠夫行径。参与抗议的学生只是在天安门静坐绝食，甚至自发将向毛泽东画像泼墨的人送到公安局，就为了不让中共认为他们有冲进中南海颠覆政权的嫌疑，结果还是被开枪屠杀，这种暴行实在无比邪恶。

到这里，只能说人做的事，在不同人眼里有不同的样子。但中共本质没有善恶吗？不，因为中共的组成物质也就是人，所做的绝大多数决定都有利于他们自己，所以在他们眼里中共也即他们本身就是善，所以他们要求得到歌颂。反过来一样可以说明，如果他们认为所做的事情是错误的、罪恶的，那么从这一层已经可以证明中共有善恶之区分。

#破大防了
今天接到公司通知要全体接种，真的麻完了，有过拒绝接种经历的家人们给小弟支一招啊

我真的麻了，今天接到通知要全体接种，浪友们有没有拒绝接种的经验，给小弟指条路吧，真的全麻手术了这回

#经典回顾

#新闻
河北「瘦肉精羊肉」風暴：中國的315黑心企業整肅大匯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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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嚴令禁用瘦肉精，但大家交相賊、照樣餵藥也是吃了10多年！」中國官媒《央視》周一晚間播出了一年一度的黑心企業踢爆大會〈3．15晚會〉調查報導，並揭穿了華北的牧羊重鎮——河北省滄州市青縣——畜牧業竟長年對食用肉羊餵食非法「瘦肉精」，其內容物質不只包括低使用風險的萊克多巴胺，更還有高毒性、過去屢屢在中國造成大規模食物中毒的沙丁胺醇與克倫特羅。儘管各級單位在新聞播出後，隨即發動大規模逮捕並控制新聞中的涉案業者，但陽奉陰違的「瘦肉精全面禁令」與各級官民交相賊的「洗肉」私宰問題，卻也讓錯愕而憤怒的中國民眾不免擔心起這起羊肉醜聞，是否只是中國非法瘦肉精肉品的冰山一角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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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的起點，是《央視》記者在河南省鄭州的幾個畜產批發市場，發現了清晨時分的「洗羊交易」。許多攤商與貨車，會趁著夜黑風高的時候，直接在市場停車場裡，交換購買來自河北青縣的「不明私宰羊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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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批隨便扔在地上集中、不顧衛生條件等待搬運的羊肉肉品，明顯肉質結實、色澤較深、瘦肉含量也普遍較高，但眾人的換貨交易卻頗為異常，除了完全沒有相應的衛生與監管文件外，交易行為似乎也都故意避開常規的市場內銷售，「這是因為這些羊肉『無法通過食安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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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圖索驥來到青縣後，採訪記者卻發現地方的畜牧業者對於外地來者戒心極重。臥底團隊雖然不斷發現外地來的羊肉經紀人，陰陽怪氣地暗指「這裡產的羊肉品質穩定、好賺錢，很捨得『用東西』」，但具體使用的特殊物質為何？卻都沒有人願意講開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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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記者透過長時間的臥底採訪，取得了數名牧羊人、飼料業者、羊肉經紀人與屠宰通路的信任，並用釣魚的方式取得了畜牧業第一線的關鍵口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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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養羊沒好的，全都餵了瘦肉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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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視》團隊在臥底的養殖場內，私自偷取了混成飼料的「特殊物質樣本」，經由實驗室化驗後發現，養殖業者不僅大量使用瘦肉精，除了近兩年與美國貿易爭執的「萊客多巴胺」之外，更還包括了毒性超出數千倍的沙丁胺醇（台灣過去也曾不當使用），與過往多次在中國釀成大規模食物中毒的克倫特羅...等經典的「瘦肉精濫用三劍客」。

#乳制品

#节目效果
节选自《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到二月一日下午，毛要我到他那里去。

 

毛稍微睁开眼睛，说：「你看我的病还有救吗？可以治得好吗？」

 

我说：「只要你肯治，当然有救，可以治得好。」我感到毛大大松了口气。

 

毛让我摸他的脉搏。脉很细，而且不规律。

 

毛说：「怎么治法呢？」

 

我说：「以前向你报告过了，要采用消炎、强心、利尿的方法。要打针和吃药。」

 

毛说：「还要打针？」

 

我说：「不打针，肺部的炎症控制不住，去不掉病根。」

 

毛说：「那好，开始治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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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立刻叫吴洁和胡旭东从门诊部赶来游泳池。自从几星期以前，江青暗指我是个特务后，我明白我不能再单独替毛治疗。这样毛就算出了事，也是我们三人一起分担，江青没法子只对付我。我们让尚德延医生在门诊部准备好急救用具。我给毛在左前臂皮肤作抗生素过敏实验。没有过敏反应。于是由吴旭君在毛的左臀肌肉内注射了第一针。 

​

过了二十分钟，毛咳嗽起来，但是咳嗽无力，不能将痰咳出来。痰堵在喉咙中，呼吸短促，毛晕厥过去。 

​

大家立刻将毛的上身扶起，胡旭东用拳连续猛叩左前胸（让我K两拳试试），叫喊「主席、主席」。胡的叩击过猛过重，毛年纪老了，很容易造成肋骨骨折。我担心他的慌张失措会引起其他在场非医务人员的混乱。我马上打电话到门诊部，叫急救人员带着氧气瓶、呼吸器和吸痰器来游泳池，同时给毛做静脉输液，加上呼吸和心脏急救药物，并且注入激素，缓解气管痉挛，提高身体的应激能力。

​

 十几分钟后，还不见尚德延等急救人员来到。我赶到游泳池外，向门诊部跑去。外面正下着大雪。到了门诊部前面，这些人正在等车。我急了，叫他们随我跑回去。

​

 赶到游泳池书房内，毛还没有清醒，喉中的痰仍卡在那里。尚德延用吸痰器插入喉部，开动马达，将痰吸出，然后给毛戴上面罩，接上呼吸器。

​

 痰出来以后，毛睁开了眼睛，立即用手扯掉面罩，说：「你们在干什么。」我问他怎么样，毛说：「我像是睡了一觉。」他发现左肘的输液针，又要去扯。我说：「这可不要去掉，去掉以后，就不能注射药到血管里去了。」毛没有再扯，只是说：「怎么这样多的人在这里，用不着嘛。」于是室内只留下我和急救的医生和护士，其他的人退出去了。

​

 毛晕厥后，汪东兴打电话给周恩来。周正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周一听到这消息，当场大小便失禁，都拉在裤子里。等周换好衣服赶到游泳池，毛已清醒过来。 

​

周恩来到了以后，先去看了毛。看到毛已经安然无事，就走了出来。

​

对此，我的评价是：总理原味屎尿内裤出不？

一九三零年，我十五岁，就是在这一年里，中国工农红军来到了我的家乡。在红军的领导下，我们村里也闹起了革命。开始组织苏维埃政府和赤卫队、少年儿童队、妇女会等。组织和动员劳苦民众积极起来参加革命。

在这场革命运动中，我报名参加了村里的儿童团，并任队长。从此以后，我天天参加革命活动，无论是开会、斗土豪劣绅、游行示威，还是破除迷信、唱革命歌曲、写标语等，都非常积极。那年的六月，为配合红军的行动，我们还曾到离家一百二十里的永丰县荇田去进行革命宣传活动。没想到，在那里我们遇到了国民党飞机轰炸，把队伍打散了。轰炸完了以后，我发现周围什么人都找不着了，只好自己一个走了百十里路回家。

不久，我们村又开始打"AB团"。什么是"AB团"，当时我根本不知道，只看到一些乡苏维埃的干部和村苏维埃的干部被抓起来了，说他们"反水"，是"反革命"，弄得我稀里糊涂。我还看到一些人被杀，像我们小学校长胡风章、教员胡泽凡等都被杀了。这么些人的被抓和被杀，使我心里很害怕，不知所措。但是过了几个月，又把一些未被杀的人放了出来，说是搞错了。

--摘自《岁月艰难》

对此，我的评价是：搞错了！

埃尔莎·拉斯克—许勒生于德国，是著名的女诗人。在1913年，她和丈夫赫尔瓦特•瓦尔登离婚后，无力承担儿子保罗就读中学的费用，于是便开始寻求朋友们的帮助

1913年为帮助她而举行了一场拍卖会，然而拍卖会完全失败了。弗兰茨•马尔克请求艺术家朋友们提供画作用于拍卖，基尔希纳、埃米尔•诺尔德、埃里希•赫克尔、罗特鲁夫、柯克西卡、保罗•克利、奥古斯特•马克、亚夫伦斯基、康定斯基和弗兰茨•马尔克本人都慷慨解囊，将自己的画作拿出来拍卖。
拍卖会在新艺术沙龙举行，却没有人表现出兴趣。艺术家们只好互相出价避免丢脸，最后拍卖会总共筹集了1600马克。

那些在1913年2月17日没能卖出去的作品的总价值在今天约为1亿，哦，不，2亿欧元。

底线人来说说，我真没搞懂。



我能想到这些党卫军令人同情的唯一地方，就是他们像颗棋子，无论心里想什么，只能任由共党摆布，为了地图上无谓的几毫米去送死。因为反抗就会受到惩罚，所以只能照做了。嗯，这样底线人会觉得他们可怜吗，但我有几个问题想要问啦。


底线人觉得网警可怜吗？他们无论想法如何，都要抓反贼，都要控制言论咧，晚上还要通宵达旦工作，好辛苦耶；底线人觉得镇压抗议民众，殴打软禁上访者，暴力执法的警察可怜吗？他们无论想法如何，都要为了政策指标而努力，不然就会受到处罚耶；底线人觉得胡编可怜吗，他无论想法如何，都要把盘叼好叼满欸，也太苦了吧；底线人觉得赵立坚跟透过丁真他们可怜吗，他们无论想法如何，都要扮演战狼外交的角色耶，压力好大哦，只能偷偷看点黑丝美腿跟同性影片发泄，还被人发现了，好惨；底线人觉得……


我觉得你妈了个逼觉得，傻狗底线人，日死你个底线小骚0。你要不是暴政的受益者，我是真不明白你干什么去同情暴政的维护者。

还搁这炒作，天天炒作，每天天不亮就看到你们几个逼底线人在炒作，没完没了地炒作，都给你们炒完了都，建议多点在墙内和共党的意识形态神交人类大融合吧。我是真被你们几个底线炒作狗整破防了。


最后，无论如何，冲浪不是一个党同伐异的地方，欢迎你们多来玩，底线骚0们。

艾伦·金斯堡死于去年四月五号，中国的清明节。据说当时他已处于昏迷状态，而病房挤满了朋友，喝酒聊天，乱哄哄，没有一点儿悲哀的意思。那刻意营造的气氛，是为了减轻艾伦临终的孤独感：人生如聚会，总有迟到早退的。正当聚会趋向高潮，他不辞而别。我琢磨，艾伦的灵魂多少与众不同，带嘶嘶声响和绿色火焰，呼啸而去。我想起他的诗句：女士们，抓住你们的裙子，现在准备下地狱啦……

今天是艾伦去世一周年。

我到纽约上州的一所大学朗诵，路过纽约。阳光明媚，能在汽车声中听见鸟叫。我穿过时代广场，沿十四街，拐到第三大道。这是没有艾伦的纽约。

行人被红灯挡住了。他们肤色年龄性别不同，但眼睛极其相像：焦躁、空洞、不斜视。偶尔有几个东张西望的，没错，准是外地人，如我。绿灯亮了，他们急匆匆的，连狗都得跟上那步调。艾伦的诗用的正是纽约的节奏，他像个疯狂的梭子，把一切流动的、转瞬即逝的都织成诗行。现在终于歇了。人们把这梭子收进抽屉，再钉上。这是个不再需要诗歌的时代。很多年了，他的愤怒显得多余。久而久之，那情形有点儿尴尬。他死的那天，盖瑞·施耐德在电话里对我说，平时有意忽略艾伦的媒体，这回可要来劲了。果然，不过在这一点上，媒体体现了民意：美国人纪念，是为了尽快忘掉他们的过去。

我住在安纳堡时，他常深更半夜来电话，声音沙哑：“我是艾伦。”他跟我东拉西扯，谈梦，谈最近的旅行，谈他的男朋友。我不属于他的圈子，这种闲聊对他很安全。

有一天，他在我的电话录音机留言，声音气急败坏。原来有个住波士顿的中国人被同行打了，状告到艾伦法官那儿。他得到的情报相当具体：鼻青脸肿。“为什么要打得鼻青脸肿？”

他在电话里怒吼，似乎马上要发表一个关于鼻青脸肿的声明，再让媒体相互打得鼻青脸肿。

“为什么鼻青脸肿!”他又问。我试着帮他理清那鼻青脸肿的历史，没用，他越听越糊涂。

中国人的事他是永远弄不清的。

艾伦有过中国男朋友，是个来自云南的小伙子，用的是笔名。我在艾伦家见过他。他个头不高，很精明，在国内大学读英文专业时，他写信结识了艾伦。艾伦早就告诉我，他要为一个中国小伙子做经济担保，让他来纽约读书。我当时还纳闷，他老人家哪儿来的这份儿慈悲心肠？小伙子一到就住进艾伦家，管家、做饭，兼私人秘书。艾伦很得意，不用下馆子，天天吃中国饭。那天我去艾伦家，只见小伙子手脚麻利，一转身，四菜一汤。艾伦也待他不薄，除了给他缴学费，还另付工资。几年后，小伙子攒够了一笔钱，回国办喜事。艾伦告诉我，那小伙子是个双性恋，他诡秘一笑，说：“他什么都想试试。”

他老了，只能守株待兔，朗诵是个好机会。他怒吼时八成两眼没闲着，滴溜溜乱转，寻找猎物。等到售书签名，搭讪几句，多半就会上钩。我想同性恋之间的信息识别系统并无特别之处，也少不了眉目传情。有个小伙子在等待签名时告诉艾伦，他也写诗。正好——有空到我家，我教你。“诗太差，不可救药。”说到此，艾伦叹了口气，“他太年轻了，只有十九岁。”听起来有股惋惜的味道。

市面上出版了两本艾伦的传记。按他的说法，一本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本是弗洛伊德式的。我问他觉得怎么样？他摇摇头，“挺有意思，但都不是我。”

我从不问艾伦的私生活。他说，我听着。一天夜里，克卢雅克喝醉了，在艾伦家借酒撒疯，和别的客人大打出手。忍无可忍，艾伦把他赶出去。他砸门，在外面叫喊，引起邻居的抗议，再放他进来，他更疯了……那真是灾难，艾伦叹了口气。那夜是他的伤口，一辈子也愈合不了。

生者与死者往往有一种复杂的关系。艾伦和我并非莫逆之交，但死后，他的影像总是挥之不去。死亡好像是一种排队，艾伦排前头，眼见着他的大脑袋摇来晃去，他忽然转过身来，向我眨眼。

记得艾伦来安纳堡看我，在我住处门口，他搂着我，用湿漉漉的厚嘴唇猛亲我腮帮子。站在旁边的李点看傻了，用胳膊肘拱拱我：“老头子是不是喜欢上你了？”

九三年秋天，我到东密西根大学，在英语系做客座教授。那时我刚从欧洲过来，英文结结巴巴，只有听课的份儿。一个沉默的教授!我惟一能做的就是为大学开个朗诵会。我向艾伦求救，请他撑腰，他一口答应。这，等于请神仙下凡，把小庙的住持乐坏了。但经费有限，而艾伦的价码是天文数字。艾伦很痛快：“为哥们儿，我可以分文不取。”他的秘书鲍勃气哼哼地嘟囔：“他，他可没经过我同意。”

礼堂挤得满满的，不少听众坐在台阶上。那天艾伦精神特别好，比我音量大十倍，根本不需要扩音器。他那些俏皮的脏字把学生们逗得哄堂大笑。我发现他近些年的诗中，对器官的重视远远超过政治。结束时，我们一起按中国的绿林传统，向观众抱拳致意。

九○年夏天，汉城。上午开会，艾伦把我拉到一边，叮嘱我晚上别出门，有人来接我们，还有俄国诗人沃兹涅辛斯基。记住，别告诉任何人，他把食指贴在厚嘴唇上。

艾伦积几十年地下斗争之经验，巧妙地避开了盘查，把我和沃兹涅辛斯基领上汽车。一个中年汉子跟我们握手。出城上山，道路越来越荒凉，最后在夜色中的住宅区停下。一帮孩子叽叽喳喳，把我们拥进一家临坡的院落。有女人尖叫，一个人影应声出来，双手合十。据中年汉子介绍，这是朝鲜有名的庙外高僧。

高僧家眷在院子里支起小桌，端来饭菜，斟上家酿米酒。我们席地而坐，中年汉子做翻译。那高僧黝黑，结实得像砍柴的。他从不念经，娶妻生子，能诗善画，还出过不少书。有些画，是把毛笔绑在“那话儿”上作的，可见其野。艾伦平时滴酒不沾，也跟着众人干杯。沃兹涅辛斯基开始发福，总乐呵呵的，跟想象中的那个解冻时期愤怒而尖刻的俄国诗人相去甚远。月朗星稀，酒过三巡，我们的话题散漫，从中国古诗到朝鲜的政治现状。

回旅馆路上，艾伦毫无倦意，大谈野和尚。他就是这样，凡是跟当局过不去的、惊世骇俗的、长反骨的、六指的，还有鼻青脸肿的，统统都是他的朋友，恐怕这就是他十五年前在北京跟我会面的主要原因。

艾伦死前的最大愿望就是去趟西藏，他盘算了很多年，最后把时间锁定在九六年夏天，跟旅游团混进拉萨。年初他跟我叨唠此事时，又决定西藏之行后，秘密访问北京、上海。他问我能不能安排他和年轻诗人见见面。不久，他病倒了，死亡没收了他的计划。

诗人之死，并没为这大地增加或减少什么，虽然他的墓碑有碍观瞻，虽然他的书构成污染，虽然他的精神沙砾暗中影响着那庞大机器的正常运转。

#经典回顾
节选自《无权者的权力》--哈维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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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极权制度触及到个人生活的每个角落，不过在这样作的时候披着意识形态的面纱。因此，虚伪与谎言充斥着社会：官僚政府叫作人民政府；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名义之下被奴役；个人地位的彻底丧失说成是人的最终的解放；剥夺人民的新闻渠道被称为保障人民的新闻渠道；用权势驾驭人民说成是人民掌握权力；滥用职权、专横跋扈便是实行法治；压制文化就是发展文化，扩张帝国主义势力，成为被压迫民族的支援；毫无言论自由就是最高的言论自由；选举闹剧是最高的民主；禁止独立思考是最科学的世界观；军事占领变成了兄弟援助。因为当权者作了自己的谎言的俘虏，就不得不把一切都颠倒黑白。它篡改历史，歪曲现实，虚构未来；它捏造统计数据；它假装不存在一个无孔不入和无法无天的警察机器；它装作尊重人权，从不迫害任何人；它假装什么都不怕；它假装从不弄虚作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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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毋须相信这一切神话。但他们不得不装成笃信不疑的样子，至少对一切都默许、忍受，随波逐流。这样，每个人都只能在谎言中求生。人们不必去接受谎言，他们承受在谎言中和与谎言为伍的生活，这就够了。就是这样，人们确认了这个制度，完善这个制度，制造了这个制度，变成了这个制度。

#视频贴
https://youtu.be/XOiqIAZgjX8

#讨论
小弟在此先跪谢了?????????????

#经典回顾
宁静的地平线

作者：张朗朗

简介：张朗朗回忆其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因言获罪并与被枪决擦身而过的经历，期间的人与事与记忆的沉重令人震撼之余不免唏嘘，故偷来给浪人们共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