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本来想过两天找个机会告诉他们仨， 都销毁了才保险。可计划不如变化。

       大年初四(一九七○年二月九日)， 监狱里人们前两天遇上了难得的改善， 肚子里终于有了点儿宝贵油水。混了个肚儿圆， 大家心情就爽朗了起来。

       刚喝完早饭的粥， 张所长就提了镜面盒子炮上了房， 解放军也在房上架起了机枪。这里的犯人们， 非但不会为此而紧张—— 对他们来说这早就是家常便饭了—— 反而都兴奋起来。人们嘀嘀咕咕： 「有戏！ 今儿肯定有戏！ 」哪齣戏并不重要， 有戏就有得看。

       老张头看各路人马都布置齐了， 在房上开始发话： 「田寿鹏， 出来！ 打开库房， 叫到名字的人自己把行李搬出来， 再到库房把自93 己东西都拿出来， 在当院打好铺盖卷， 然后都就地咕嘚着等叫名字。叫谁谁出来。」人们都兴奋无比， 人挪活、树挪死。再不挪， 我们耳朵后头该长青苔了。

       「索家麟， 王涛， 宋惠民， 朱章涛， 田树云， 张郎郎... 」老张头儿这么挨个点名， 接着他还点了我的同案老七等等。我同屋的其他人都对我拍拍打打， 表示祝贺， 说： 好啊， 你小子发了， 别忘了我们哥儿几个。我一边收拾东西， 一边说： 「发甚么发？ 纯粹是骑驴啃烧鷄—— 这把骨头指不定扔哪儿呢！ 」人们纷纷说： 挪就好， 挪就好。

       干净麻利快， 没过几分钟， 被点名的这七八个人收拾好了， 都蹲在院子里。然后， 老张头一个一个往外叫， 间隔大约五分钟。

       轮到我出去， 到了外院儿一看， 头皮顿时就麻了。先出来的那几位都已经加工过了—— 被砸上了死铐、死镣， 傻大黑粗还都带着铁链子， 和电影里见过的那些死囚的行头差不离。我被命令坐在地上， 两个警察叮哐几下给我砸上了死镣， 又给我带上了死铐。我想： 也许这是为了押解安全， 所以才搞了这么大的阵仗。

       然后， 我们这些人被命令起立， 走向大门外。大年初二的饶阳县城响起一片清脆的脚镣声， 打破了清晨的寂静。

       没想到我这宁静的七十年代刚拉开幕， 就闹这么大一个响动。我们走到监狱大门口， 这条街已经被封锁了， 远处街口堵满了翘首以望的好奇市民。我们自己提着行李， 走到车边交给警察， 他们和当地的工作人员一起， 把我们的行李绑在汽车顶上。我们这些叮叮铛铛的人， 陆续上车坐在指定的位子上。过去听老狱底们说过， 这种捯饬的犯人被戏称为「哗啦棒槌」。

       一位警官在开车前宣读了一篇甚么文件， 那文件并没说为甚么要挪动， 去哪儿， 干甚么， 只是警告我们在押送途中， 必须老老实实， 否则「勿谓言之不预」。他们从来不说要紧的， 光说万一的。

       我们路过冀县， 那里也有一批犯人上来， 上来的也全是「哗啦棒槌」。打头儿的是位名叫孙秀珍的女犯， 在监狱学习班的时候， 我就和她认识了。她可是这儿的第一大美女。后来， 我又和她的同案犯田树云大夫关在一起， 可以说， 我和他们俩都是老熟人了。她和我对视的时候， 微微一笑， 看来， 她在冀县也关烦了， 也觉得只要挪动就好。

       你别听她这个名字简直俗不可耐， 可她那个人， 绝对清纯出众。我们进了监狱学习班， 第一次集合的时候， 她的身影就吸引了我。那时候， 我在监狱里已经关了一年了。人们说： 这时候男犯眼里「母猪都赛貂婵」了。可我到底还是美术科班的， 别看她一点儿不张扬， 一点儿不打眼， 低眉顺眼， 说不出的温柔而迷人。在铁窗水泥块中， 更透出了一股不凡。那会儿， 多数男犯的目光都被外号叫「馅儿饼周」那位女士给吸引住了。她的确是北京着名老字号馅儿饼周家的嫡孙女。可能因为是回民， 所以皮肤白里透红， 浓眉大眼， 人也爽朗、大方， 必然抓住了众人眼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