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明明知道， 当时的社会是不允许这类所谓的独立思考， 我还是选择了这样的生存方式。现在， 人家和你玩真的了， 真要为此杀你了。你的认定就出了问题。那， 你还会认同这样的诗句吗？ 我知道： 按照专政程序， 无论现在你再说甚么， 结果都一样。即然如此， 这几句诗依然还可以荡漾在我心中， 让我在自己心底找到一个立足之地。

       这世界上， 没有卖后悔药的地方。我曾经是一个非常喜欢女孩儿的文学青年， 要写诗、要画画， 也有震震她们的潜意识。让我最后悔的是， 我居然没有和她们其中任何一个人有过伤筋动骨的罗曼史。这时， 我就和法国作家左拉所写的《卢贡家族的命运》那本书中所讲的故事如此相似： 一个青年军官在告别未婚妻之后第二天就战死疆场， 没有圆房， 留下永恒的遗憾。

       我是在一九六八年五月一日在杭州龙井和定粤姑娘定的婚， 同年六月十四日就被扭送北京公安局， 一九七○年二月九日我被送入死刑号， 也来个永恒的遗憾。

       好在， 我和她分手的时候， 告诉过她： 「别等我了， 走好自己的路， 你有幸福的未来， 我就知足了。」所以， 这会儿， 这世上我没有放不下的事情。不必为谁担心， 只是为自己短暂的一生有些许惋惜。

       那天晚上， 我们这些死难临头的人， 还举办了一场死刑前的晚会。因为， 我们都是在倏忽间， 突然人人都要面对死亡。我们都在这强烈震撼的磁场中， 每个人都希望走好这最后一步。好在我们都是中国人， 中国文化里有浓厚的戏剧根底， 于是中国人的骨子里也染上了这种色彩(也许几百年来崑曲繁盛， 强化了这种色彩)， 人如戏子， 人生如戏， 游戏人生， 戏剧人生。最后这一齣， 咱们绝不能含糊。

       我记得有一篇日本小说， 叫《乔迁喜麪》。说一个犯人调到一个新的单人牢房， 其他牢房的犯人说， 搬家就得请大家吃喜麪， 在这儿就得给大家出个节目。于是， 他伸手穿过铁窗摘了一片绿叶， 用那树叶给大家吹奏了一支儿歌。

       那晚， 我们也如法炮制， 人人都躺在炕箱上， 开了这个晚会。每当队长或班长们听到了甚么响动， 就打开办公室跑来查看各个牢房。一看， 死囚们都在安静的酣睡中。他们查完号后， 再回到办公室关上房门继续暖和暖和， 而我们则躺在炕箱上又开始小声唱歌。

       我唱了那首曾经教给过遇罗克的苏联歌曲《光荣牺牲》， 据说， 那是列宁最喜欢的歌： 「忍受不自由莫痛苦， 你光荣的生命牺牲。在我们艰苦的斗争中， 你英勇地抛弃头颅?8943 . 」唱到这儿， 我觉得这支歌就是为我们这些人送行而作的。一股热血冲到我的胸前， 一时不能自己。

       突然， 我不再小声哼哼， 而是开始放声歌唱， 用最大可能的嗓音高声唱道：

       「哦， 我的太阳， 那就是你， 那就是你！ 」在死刑号里， 我还是用意大利文在高唱。这还是在老七家学的呢， 我估计这也是前无古人的第一遭。至少， 我还没听说过汪精卫、金璧辉他们学过意大利文。犹如石破惊天， 一时间， 队长、班长跑出来一走廊， 脚步杂沓、熙熙攘攘、挨屋查看。而死囚们依然那么安宁， 似乎还都在睡梦中。他们小声七嘴八舌嘀咕着： 「肯定是做怕梦了。」「准时撒呓症。」「到这儿来能不作怕梦吗？ 」然后， 脚步渐杳， 又都走了。我笑出声来， 天哪， 我居然还笑得出来。那晚， 我们继续唱歌， 用不着再低声吟唱了， 也犯不着纵情怒唱了， 我们只是在唱人间熟悉的歌。他们也不再出来折腾了。

       我开始吟唱起在外面最喜欢唱的意大利歌曲《来到海上》， 别人都静了下来， 听我的歌。那时候， 会这首歌的人还不怎么多。我唱完了。他们就小声说： 唱得好啊。听见这话音儿， 我就知道， 他们这会儿都下地了。一定是站在门前， 趴在观察孔的小窗户旁边呢。嘿， 我都没听见任何动静， 他们就都下地了。顿时我就明白该干嘛了， 我也在炕箱上， 抬起双腿， 然后绷直两条腿， 把脚镣的铁链绷成一条直线。然后坐了起来， 再转动一百八十度， 整个过程中没有铁链碰撞的任何响声。这时， 我已经坐在面对牢门炕箱上。我依然绷着双腿， 落在地上， 然后躬身起立， 自己就自然地靠在小窗户旁边。这时候， 我才听见， 人们早就起来聊天了。这会儿， 谁都不会去睡觉。不久就会永睡不起了， 梦醒时分变得无比珍贵。

       我们来看看这些小声聊天的人们。

       索家麟和王涛都是旗人， 索家麟说， 他不能算八旗子弟。因为他的祖先索三是内府的， 就是今天说的大内高手的头儿。在他们那个圈儿里， 内府的比八旗子弟还高一等。索家麟从小就习武， 这些练家子供奉的是「达木苏王」。而王涛属于玩主， 所以供奉的是「浪子燕青」。这些团伙， 在政府眼里那会儿自然就是反动集团了， 说他们要成立一个莫须有的「救国军」。这会儿， 他们聊得好着呢， 没一点儿肝儿颤的意思。

       宋惠民据说是历史反革命， 在运动中逃命， 越过了黑龙江。据说， 让「苏修」装到麻袋里， 又扔回了国境。他也兴致勃勃地和老田聊天呢。

       这田树云可不是个等闲之辈。他告诉孙秀珍， 为了未来的幸福， 她必须把一些信件投入到苏联大使馆的小轿车里。孙秀珍从小就没关心过政治。即使如此， 也没过过幸福的生活。为了自己爱的人， 她铤而走险， 居然十九次成功地将田某写的书信， 投入到那些黑牌车里， 一次都没被抓到过。最后一次， 也许是她看花了眼， 也许是公安局下了套儿。总之， 那次投信后， 很快他们就被捕了。

       至于我和老七， 除了「恶毒攻击中央首长」的罪行之外， 还有里通外国的「罪行」。我的专案组组长说： 事实上， 我已经是法国间谍了。我的上线就是留学生马丽雅娜。正好在审问我的时候， 《人民日报》刊登了法国红卫兵走上街头， 而其中的一个学生领袖就是玛丽亚娜， 嘿， 还有照片。在巴黎他们紧跟打倒资产阶级法权的毛思想， 人们把他们称为毛派红卫兵。

       我反问这专案组长： 我的上线怎么成了毛派革命者了呢？他很平静地回答我： 「也许她在巴黎是个革命者， 是个毛派红卫兵。在这儿， 她的身份就是法国间谍。」

       「你说我是间谍， 出卖情报。她一分钱也没给过我呀。」

       「你主动提供， 说明你更反动。」

       我们之中， 除了遇罗克之外， 还有个不同凡响的人物。他叫沈元。

       沈元是社科院近代史所的有名的才子， 还在北大历史系三年级时就被打成右派而开除。后来， 困难时期后政策缓和。他居然被当时近代史所的领导刘导生和院领导黎澍破格录用。然而， 到了文革， 他们俩为此挨斗无数次。沈元处境之悲惨则可想而知。他最后也化妆成黑人， 逃向苏联大使馆(一说马里使馆)， 自然成了长期蓄谋， 叛国投敌。

       还有， 还有， 还有。我们一起聊天， 有的生， 有的熟。现在， 我们所有的人都站在同一条生死地平在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