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晚上写作业跟特务似的，就在那里哼哧哼哧因式分解算私钥

在人们尚把裁缝和剃头匠的事看得很重要并喜欢照镜子的那个年龄，常常也乐于想象一个愿意在那里度过一生的地方，或者至少是一个值得驻足的地方，即便人们感觉到，就自己个人而言不见得喜欢待在那里。一种这样的社会的强迫观念很久以来所想象的就已经是一种超美国式的城市，那里人人都手握跑表匆匆奔走或静静站住。空气和泥土构成一种蚁穴，交织着一层层交通繁忙的街道。空中运输工具、地上运输工具、地下运输工具、管道风动送人装置、汽车链水平方向急驰，快速电梯用泵把人群垂直方向从一个交通平面打入另一个；在交通连接点上，人们从一个运输器械跳进另一个，被它们的节奏，被在两个轰鸣着的速度之间形成一种中略、一种休止、一种二十秒的小裂口的节奏吸附和卷入，在这个一般性节奏的间歇里互相急促交谈几句。问题和回答的声音像机器的部件那样交错连接，每一个人只有完全明确的任务，职业在一定的地方成群地聚拢在一起，人们边吃边行进，休闲娱乐集中在别的市区，又是在别的什么地方耸立着塔楼，人们可以在那里找到女人、家庭、留声机和情感。紧张和松弛、劳作和爱情在时间上被严格分开并按彻底的实验室经验被掂出分量。人们在从事这些工作中的任何一桩时遇到了困难，就干脆扔下不管；因为人们找到了另外一件事或者碰巧找到了一条更好的途径，或者是另外一个人找到了人们错过了的途径；即使没有任何东西比自以为有能力不放松某个个人目标更能挥霍掉共同的力量，这也无关紧要。如果人们不过久地踌躇和思虑，那么，在一个交融着各种力量的团体里，每一条道路都通向一个好的目标。目标是定得短暂的；但生命也是短促的，这样人们就可以向生命索取所能取得的最高价值，在自己的幸福之外，人并不需要别的什么，因为人们所取到的东西可以塑造灵魂，而那种人们不做什么事就想得到的东西则只会扭曲灵魂；对于幸福来说，重要的不是人们想得到什么，而是取到它。此外，动物学教导我们说，一个天才的整体很可能由一个缩减了的个人的总数组成。

完全不能有把握地说，事情准保会这样发生，但是这样的观念属于旅行梦幻之一，这些梦幻反映出那种携带着我们的不休息的运动的感觉。它们是肤浅的、不宁静的和短促的。天知道，什么会变成现实。人们会以为，我们每一分钟都必须控制住开端并为我们大家制订一个计划。倘若我们不喜欢速度这件事，那么我们就干另外一件事！譬如一件极缓慢的事，带着一种谜一般飘浮的、海蜗牛般神秘的运气和古希腊就已经如醉如痴地谈论过的那深邃的牝牛目光。但是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的。事情控制着我们。人们日夜行驶在其中并且也还在其中做着种种别的事情；人们刮胡子，人们吃饭，人们相爱，人们读书，人们从事自己的职业，好像四堵墙壁静静地站住了似的，而那叫人感到无名恐惧的则仅仅是：墙壁在行驶，而人们却没觉察，而且它们把自己的路轨向前投抛，宛如长长的、摸索着的弯曲的线，人们却不知道它们伸向何方。此外，人们大概还愿意属于那些决定时代列车的力量之一。这是一个很不清楚的角色，而如果人们在较长时间的间歇之后向外面观看，那么就会发生这样的事：原来景色已经变了；在那里从一旁飞驰而过的一切之所以从一旁飞驰而过，是因为不可能有别的办法，但是尽管满心顺服，一种不舒服的感觉还是越来越强烈，仿佛人们驶出目的地以外去了或者误入了歧途了似的。有一天，有了这强烈的需要：下车！跳下去！对被拦住、不进展、卡住、返回到一个错误岔路以前的地点的渴望！在还存在着奥地利帝国的昔日美好时代，遇到这样一种情形，人们可以离开这时代列车，坐到一条普通铁路线上的一列普通列车里并驶回家乡去。

那儿，在卡卡尼国，在这个此后已衰亡的、未被理解的国度里，在这个在许多方面未受到重视却堪称模范的国家里，那儿也有速度，但没有太多的速度。人们在异国他乡一想到这个国家，眼前便顿时会浮现出徒步行走和特快邮车时代的那些白色、宽阔、富裕的街道，它们像秩序的河流，像浅色的士兵粗亚麻布做的带子向四面八方贯穿这个国家并用行政部门的纸一样白的胳臂搂住各个国家。什么样的国家啊！那儿有冰川和大海、岩溶和波希米亚的庄稼地、亚得里亚海滨的夜晚、不安的蟋蟀鸣叫，还有斯洛伐克的村庄，烟雾像从向上翻起的鼻孔里那样从那儿的烟囱里袅袅升起，还有这座蹲在两个小山丘之间的村子，仿佛大地微微张开了双唇，以便暖和它唇间的这个孩子。这些街道上当然也行驶着汽车；但没有太多的汽车！人们准备着要占领空中，这里也这样；但并没有投入全副精力。人们时不时向南美或东亚发出一艘船；但次数不太多。人们没有争当世界经济强国的野心；人们坐落欧洲的中心，古旧的世界轴线在这里相交；“殖民地”和“海外”这样的字眼人们听起来就像是在听某种还未经确定可行的和遥远的东西。人们追求奢侈；但断非像法国人那样过分讲究。人们进行体育运动；但不像盎格鲁-撒克逊人那样痴迷。人们支出大笔军费；但却只是刚刚多到足以保持大国中的第二弱国地位。首都也比世界上其他最大的城市小一些，不比那些仅仅是大城市的城市大得相当多。以一种开明的、不太感觉得到的、小心翼翼磨掉全部棱角的方式管理着这个国家的，是欧洲最好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只有一个毛病会受人指责：它觉得那些不是因出身高贵或一项国家使命而崭露头角的个人，它觉得这样的个人身上的天才和独创的创业精神是多管闲事、僭越职权。可是谁乐意让未被授权的人对自己的事说三道四的呢！再者，在卡卡尼国始终只是一个天才被认为是一个粗人的国家，却从来不会像在别处发生的那样，粗人被当作是一个天才。

咳，关于这个被遗忘的卡卡尼国有多少奇特的话要说啊！譬如它是皇帝-国王的，是皇帝的和国王的；那儿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都带有K.K.或K.U.K.这两个标记中的一个。但是尽管如此，却还是需要有一种秘密学问，方能总是稳妥地区分，应该把哪些机构和人叫作K.K.、哪些叫作K.U.K.。它书面上称自己是奥匈帝国，口头上叫奥地利；所以是用了一个它用庄严的国家誓言已经抛弃了的、但在各种只能体会不可言喻的事情上仍保留着的名字，以表示情感和国家法一样重要，规章制度并不意味着真实的严肃生活态度。按其宪法它是自由主义的，但它受教会的统治；它受教会的统治，但人们却过着思想自由的生活。在法律面前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正好都是公民。有一个议会，这议会如此强暴地使用自己的自由，以致人们通常都将它关闭；但是也有一个紧急状态法，凭借着它的帮助，人们没有议会也能行，而每一回，一旦大家已经对专制政体感到愉快了，王室便会命令重新实行议会统治。在这个国家里有许多这样的事件，那些国民争斗也属于这些事件之一，它们理所当然地引起了欧洲的好奇心，而今天人们却对它们作了完全错误的描绘。那些争斗是如此激烈，以致国家机器因此而每年停止运转好几次，但是在这些间歇的时间里以及国务活动停顿的时间里人们相处得好极了，并且装出一副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的模样来。也是没发生什么实实在在的事嘛。仅仅是每一个人对每一个别人的努力的厌恶，我们大家今天都一致认识到的这种厌恶在这个国家里已经早早地发展了起来，不妨说，已经早早地形成为一种升华了的礼仪，这种礼仪本来还可能会有严重后果的，倘若不是一些时候以前一场灾难阻止了它的发展势头的话。

不仅是对同国人的厌恶在那里增强成为集体精神，而且对个人以及对个人的命运的不信任也带有深度自信的性质。在这个国家里人们的行动——有时产生极大的激情和严重后果——总是不同于人们的思想，或者思想不同于行动。不知就里的观察家曾以为这是他们所认为的奥地利人性格的可爱之处或者甚至是这种性格上的弱点。但是这是错误的；简简单单用其居民的性格去解释一个国家里的种种现象，这永远都是错误的。因为一个国家的居民至少有九种性格，一种职业的性格、一种民族的性格、一种国家的、一种阶级的、一种地理上的、一种性的、一种意识到的、一种没意识到的以及也许也还有一种私人的性格；他集这些性格于一身，但它们溶解他，他实际上无非就是一个小小的、受到这么许多涓涓细流冲蚀的洼地，它们渗进这块洼地，又从那儿溢出，和别的小溪一道注入一个新的洼地。所以地球上的每一个居民也还有一个第十性格，这个性格不是别的，正是消极幻想未曾充满的空间；这个性格允许人做一切事，唯独不允许做这一件事：认真看待他的至少是九个别的性格所做的事和对它们所作的处置；换句话说，恰恰不允许做那件会将他充满的事。这个我们必须承认难以描绘的空间，在意大利同在英国有着不同的色彩和造型，因为那和它形成鲜明对照的东西有着不同的色彩和形态，可有时候却是同样的空间，恰好是一个空洞的、看不见的空间，现实屹立于其间，像一座失去了想象力的小小的用积木搭起来的城市。

就大家的目力所能见到的而言，这事在卡卡尼已经发生了，而在这方面卡卡尼是最进步的国家，只不过就是这一点世人还不知道罢了；这是个还在以某种方式忍受自己的国家，人们在其中是消极自由的，经常感受到自己没有充分的存在理由，像受到孕育出人类的海洋的气息那样受到对未曾发生的事或者并非不容改变地已发生的事的丰富想象的冲刷。

在别人在别的什么地方以为发生了什么了不起的事的时候，那儿的人却说，事儿出来了；这是一句独特的、在德语或一门别的语言中一般不太会出现的话，在它的氛围中，事实和劫数变得轻如鸿毛和思想。是的，尽管有着许多不利的方面，卡卡尼也许仍然是一个适宜天才成长的国家；它多半也是让这一点给毁掉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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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是什么样子，这只有在山中呆过的人才知道。山地让人深恶痛绝。生活所需的一切都得背在身上。需要带上吃的东西，你就得把背囊中多余的东西掏出来，把够五天五夜吃的干粮装进去。需要带弹药。每人一锌盒子弹和半箱子手榴弹，你就得把它们塞到所有的衣服口袋中，塞到背囊上的小袋中，塞到子弹盒里挂在皮带上。走路时，这些东西特别碍事，会磨破腹股沟，擦伤大腿，压得脖子痛……将自己的自动榴弹发射器——榴弹机枪扛到右肩上，左肩扛着负伤的安德留哈·沃洛扎宁的榴弹机枪。两条装有榴弹的带子交叉挂在胸前，很像革命电影中的那个水手热列兹尼亚克，假如还有一只手闲着，那就再提上只“蜗牛”——用于装榴弹带的盒子。还要带上帐篷、木桩、斧头、锯子、铁锹等，都是我们排生活必需的物品。还得带上你个人必需的东西，包括冲锋枪、短呢衣、被褥、睡袋、军用饭盒、三十盒香烟、换洗内衣、备用包脚布等等，等等。全部加起来差不多有七十公斤重。往山中迈第一步时，你会觉得，无论如何你都爬不上去，哪怕用枪逼着。但接着你会迈出第二步、第三步，开始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钩住灌木丛和小树枝，开始攀登，往上爬，滑倒了再爬起来，继续往上爬。累得神志不清后，你还是一个劲儿地往前钻，什么也不想，只想着迈下一步，满脑子想的只是再迈一步……

在旁边往山上爬的是反坦克排。他们更遭罪——我的榴弹机枪重十八公斤，可他们的反坦克导弹每枚重四十二公斤。因体形和快乐的性格，胖子安德留哈被起了个外号叫“胖牧师”，他带着哭腔说道：“长官，让我们扔掉哪怕一枚导弹也好啊，就批准吧，行不？”长官是个现役中尉，眼里也含着泪，恳求他：“唉，安德留哈，哎呀，胖牧师，没了反坦克导弹的话，我们去那儿还有什么用？说呀，还有什么用？我们的步兵正在那儿流血牺牲。”是的，我们的步兵正在那儿流血牺牲。我们往前爬着。大声哭喊着，但仍往上爬着……

之后。我们接替来自布伊纳克斯克山地冲锋旅的小伙子们。他们住在狭小的土坯房里，那是牧羊人住的土屋。在格罗兹尼我们住在豪华气派的房子里，有真皮沙发，天花板上镶着镜子，对比之下这种棚子显得很简陋。土墙，泥地，又小又暗的小窗户几乎照不进光来……可对于长期宿营在老鼠洞和泥坑里的他们，这可是第一次拥有像样的住所。七个月来，日复一日，他们翻山越岭，将“车独”分子驱赶出来，累得倒下就再也站不起来时才就地宿营，然后继续爬山。他们的外貌变得和“车独”分子很像了，个个都胡子拉碴，浑身脏兮兮的，穿着很脏并且布满油污的坦克兵粗呢装，变得像野兽一般，对任何东西都充满敌意。他们的眼神恶狠狠的；我们一来，意味着他们微不足道的幸福生活就要结束，要离开自己的“宫殿”，继续往山里开拔。他们面临九个小时的行军，然后得向一座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山峰发起冲锋。他们快快乐乐地谈论着此事，九个小时不算长。通常他们的行军都得持续一两个昼夜。此时我们才明白：跟他们比起来，我们所遭的罪那根本不算什么。

他们走了，望着他们的身影，我们每个人都开始惧怕起来。因为过不多久我们就得步他们的后尘。挑战已在等着我们。

阿尔贡河

三月一日，我所在的排被调遣到沙托伊附近。我们的任务是守住阿尔贡河大桥。我们没有水，就从河里打水喝。水中含有硫化氢，呈水泥色，散发着臭鸡蛋的味道，但我们就喝这种水，还安慰自己说硫化氢对肾脏有好处。对我们来说，这条河就好比贝都因人在沙漠中遇到的甘泉。我们在河里洗澡，喝河里的水，做饭用水也从河里取。这个地区没有叛匪，我们的生活过得从容自在。早晨，像一群疗养者似的，我们下到阿尔贡河边——赤裸着身子，肩膀上搭着“缴获”来的花花绿绿的毛巾。我们先清洗一番，像一群孩子似的泼水嬉戏，然后各自躺到石头上晒太阳，让冬日的阳光照在白皙的肚皮上。

后来。顺着阿尔贡河有尸体漂下来。两辆载着叛匪的车从上游悬崖上掉进河里。河水将尸体从车里冲出来并带到下游来。最先漂下来的是一具被俘伞兵的尸体，那带有“白夜”图案的迷彩服在浑浊的水流中清晰可辨。我们将尸体捞上来，上级来人领取，装进卡车拉走了。

但水流不可能把所有尸体都冲走，在两辆损毁的车子里还有几具“车独”分子的尸体。天气很暖和，他们的尸体会腐烂。我们想把尸体都捞上来，但峡谷又深又陡，我们只好作罢。

第二天早晨，醒来后我走近厨房里的水桶。平时桶里的水很快就没了，但这次却是满的。舀了一杯水，在喝下第一口的刹那，我突然意识到——河水里有尸体，怪不得桶是满的，没有人喝。我放下杯子，吐了口唾沫。这时候。坐在旁边的狙击手阿尔卡沙看了我一眼，站起身来，拿起杯子，舀了些水，一饮而尽，然后把杯子递给我：“给你，喝吧，你干什么……”

我们便继续喝这河水，喝这死灰般的臭水，但已不再拿对肾脏有好处这一托词来安慰自己了。

“车独”分子（一）

希希金从“瞭望孔”那儿回来，把我推醒：

“二层，右边第一个窗户？”

“看到了。你也看见了吗？”

“看见了，”他有所期待地看了我一眼，“是‘车独’分子。”

“车独”分子的“守夜人”会在窗户上留下浅绿色反光，我们据此判断他们的位置。我们和车臣分子的监视哨位于相邻的两座楼里，相隔五十米左右，我们的位于三楼，他们的“瞭望孔”位于二楼。他们使用夜视仪观察我们。我们则根据他们脚下玻璃的碎裂声进行跟踪。

他们没有开枪，我们也没有。此时我们对“车独”分子的战术已经了如指掌：拂晓前他们进行监视，然后用火箭筒轰击一两次后便撤离。我们却无法将他们轰走，因为贪图舒适和掉以轻心，我们违背了所有的安全原则，选择在豪华的住宅里宿营。虽说套房里有大床、绒毛褥子和暖和的被子，但这种套房成了陷阱，我们没有退路。一旦开起火来，只需从窗口扔进一枚手榴弹，我们就全报销了。因此，我们别无办法，只有等待，揣摩他们是否会开火，开火的话，会朝何处开枪：房间里睡着四个，或者会朝阳台射击，我们当中始终有一个人在那里“瞭望”。正在玩一场四对一的俄罗斯轮盘赌，车臣狙击手坐庄，而这边四个人在劫难逃。

结果他们没有开枪。希希金天快亮时正在哨位上，他说听到两声短促的口哨，接着“车独”分子们便下楼离开了。

早上，天大亮时，好奇心驱使我和希希金一起去那里看看。房子里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灰尘，在灰尘中两种脚印清晰可辨，一人穿的是军鞋，另一个穿着旅游鞋。“穿军鞋的”是那个狙击手，一直坐在窗边监视我们的住处。另一个人则为他作掩护。

之所以没有开火，是因为他们的“苍蝇”型火箭筒出了故障。“车独”分子们抬起它，瞄准，扣下扳机……可是“苍蝇”型火箭筒没有反应。这只无用的火箭筒就丢弃在厨房里。“钳工瓦尼亚”搞出的俄罗斯劣质产品救了我们一命。

除那枚“苍蝇”型火箭筒外，厨房里还有一个很像样的炉子。我们那儿没有炉子，于是决定把它当作战利品带走。当我们从楼门口往外走时，“车独”分子们那边拉响了“警报”：他们已锁定两个好奇的俄罗斯傻瓜，并打算在楼门口将我们逮住。我们朝己方的楼房飞奔，像高鼻羚羊那样，两跳就跨过了五十米的距离，但还是没扔下炉子。我俩刚跑进楼门，就开始像疯子似的哈哈大笑，差不多笑了半个小时，停不下来。那一刻，觉得整个世界上我最亲近和最了解的人只有希希金，别无他人。

“车独”分子（二）

我刚刚脱掉靴子就听到了枪声。我一跃而起，抓起冲锋枪，只穿着袜子就从房间里往外冲，一边祈祷着上帝，可别让子弹穿门而人。心在狂跳，耳朵轰鸣。跑到房间门口，咚的一声背靠在墙上。我没开门，在那等着。一片寂静。突然传来希希金压低了的声音：

“伙计们，行动吧。”

慌手慌脚地，我单腿跳着，试图将靴子穿上，但它们好像成心跟我作对似的，往下弯着，怎么都穿不上。

“来啦，瓦尼亚，马上就好……”

终于设法套上了靴子。在开门之前，我深吸了好几口气，就像要跳进冰冷的水中似的。然后猛地用脚踹开门，转向隔壁房间。没人，空的。

“瓦尼亚，你在哪儿？”

“我在这儿。在这儿！”脸色苍白的希希金从厕所里出来，边走边系裤子，声音嘶哑地一口气说着。“是‘车独’分子。在我们楼下。就是那些人。就在我们楼下。听到他们吹口哨时，我正在上厕所。”

“妈的！你应该扔手榴弹啊！”我很恼火，因为现在必须下到“车独”分子那儿，恐惧感使肚子一阵阵发冷。

“我正在上厕所，”希希金重复道，筋疲力尽地看着我，像挨了打的狗。

很慢很慢地，我们向走廊走去，轻手轻脚，避免弄响脚底下的玻璃。每一步的时间都很漫长。在我们穿越三米长的开阔前厅之际，仿佛地球上已生死轮回了千万代人，太阳曾毁灭并重生。终于到了楼梯台。我蹲下身来，快速往拐角看了一眼，马上把头缩回来。楼梯上好像没有人。再探头看时已不那么慌了。一个人影也没有。昨天我放在第三和第四级台阶之间的拉杆保持着原样。就是说，他们没有上来过。需要下楼看看。
我打手势让希希金站到楼梯台对面，控制下方的楼梯通道。他跑过去，端起冲锋枪，低声喊道：

“阿尔卡什，别下去！”

我端枪瞄着通道。小心翼翼地向楼梯走去，此时满脑子只有一个想法：“阿尔卡什，别下去。”“阿尔卡什，别下去”，我边这样劝说着自己，边迈步踏上第一级台阶。“别下去！”慢慢地，慢慢地跨过拉杆。“别下去！”我又往下迈了几级台阶。来到了楼梯拐角。呼吸变得急促起来，太阳穴酸痛，非常恐惧。“别下去！别下去！别……”我猛地冲进那套房子，踹开一个房间的门——里面没人，再冲进厨房——也没人，我跑回原处，往对面那套房子大敞的门里扔了一枚手榴弹，边卧倒边等着传出喊叫声、呻吟声，等着抵近射击……

爆炸声。寂静。一个人影也没有。他们都撤离了……

我蹲下身，掏出一包“普里马”牌香烟，把一支烟卷揉软。开始抽起来。将空了的烟盒丢到一边。我感到极度疲惫。

从帽子底下渗出一滴汗，顺着我的鼻梁往下流，在鼻尖上停留了一会儿，然后滴在了烟头上。烟熄灭了。我呆呆地望着熄灭的烟，手直打哆嗦。这样做当然很愚蠢，不应该孤身一人就往下冲。我把烟扔掉。站了起来。
“希希金！给我支烟抽……他们都溜了……”

雅科夫列夫

临近傍晚时，雅科夫列夫开溜了。

他不算是第一个开溜的人。在他之前约两个星期，“八人组”中的两个人随身带上ПКМ型轻机枪回家去了。本来没有人会去寻找他们。但丢失轻机枪在营里是很严重的事情，营长连着几天几夜在山野里东奔西走，搜寻这两个人。但发现他们的是特警队员——这两个人自己来到信号所，讨要吃的东西。
没有人去找雅科夫列夫。正在攻打格罗兹尼，二营攻打一家十字结构的医院已进入第三天，毫无进展，伤亡惨重，而我们滞留在私人住宅区第一排楼房处，无法往前推进。进攻受挫，也顾不上雅科夫列夫了。把他列入擅自离开部队者名单，将其冲锋枪归人战斗损失，就这么把这件事压下了。

又是特警队员发现了他，是在两天之后。在清查一家小住宅的地下室时，他们发现了一具面目全非的尸体。死者就是雅科夫列夫。
“车独”分子们像开罐头盒那样将雅科夫列夫开膛，取出肠子，再用肠子活活地将他勒死。尸体躺在一面仔细刷白的墙下，他们用死者的血在墙上写下“真主至大”，还给他穿上了白袜子——他们没能找到白鞋子。

一头奶牛

我们到山里接替布伊纳克斯克冲锋旅，这头奶牛是他们留下的。

奶牛瘦弱不堪。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法西斯集中营里的受难者，它已经奄奄一息：白天黑夜都趴在地上，空洞无神的眼睛盯着远处的某个地方，整天整夜地趴着，甚至连被反坦克导弹弹片打伤的肩膀也不去舔一舔。

第一天晚上，我们给奶牛抱去一大抱干草。它的鼻子动了动，伸出长舌头舔了一下，斜着一只眼看着我们，还不太相信有这样的好事。随后便开始吃草，一刻不停地吃了两天，连觉也不睡了，看来伞兵们没有喂过它。刚开始吃草时它仍旧趴着，后来才站了起来。

大约过了三天，奶牛已经能走动了，穆特内过去挤了一杯奶。尽管这牛奶里没有一点油脂，清汤寡水，没有什么滋味，可我们喝着却像是玉液琼浆。按顺序一个个地喝，每人一小口，同时也为奶牛感到高兴。

可是，第二天奶牛的鼻子开始流血。它就要死了，我们不敢正视它的眼睛。想把它拉到峡谷杀死。它走得很慢很慢，因腿上无力而走起来颤悠悠地，于是我们就骂它，怪它在拖延挨枪子。

奥杰戈夫用绳子牵着奶牛，把它带到了峡谷边上，安排妥当，还没太瞄准就急匆匆地开了枪。子弹从奶牛的鼻骨中间穿过。我听到有骨头在断裂，传出一声闷响和低微的碎裂声，奶牛打了个趔趄，看了我们一眼，知道我们要杀死它，就恭顺地低下了头。

一大股夹杂着血块的黑血从它鼻子里涌了出来。奥杰戈夫正在瞄准，准备开第二枪，突然他放下枪，转身快步往山坡上走去。我追上他，拿走冲锋枪，回到原处，冲着奶牛两耳之间开了一枪。它的眼睛朝上动了一下，目送要杀死它的子弹，接着翻了白眼，沿着峡谷的斜坡慢慢地滑落下去。

我们在山坡边上又站了很久，望着那头死去的奶牛。它鼻子上的血已经凝结，苍蝇在往它的鼻孔里钻。再后来，我拉了下奥杰戈夫的衣袖。

“不过是一头奶牛。”

“嗯。”

“我们走吧。”

“嗯。”

前往莫兹多克

雨已经下了一个星期。低沉且灰蒙蒙的天空经常乌云密布，雨一刻也不停歇，只是忽大忽小。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穿过晒干的衣物了，从睡袋到包脚布，所有的东西都是湿的。我们还时常挨冻：开始下雨时是四十度的酷热，而现在则是恶劣的泥泞天，气温降到了十五度。

我们住的土窑一直泡在水里。没有板床，站岗回来，我们就躺在扑哧扑哧直响的冰冷积水中，整夜保持一个姿势睡觉，仰面躺着，尽量避免鼻子和嘴呛水。

清晨，我们爬出土窑，就像是从沉没的潜艇深处爬出来一样，已不再躲避雨水，穿着始终湿漉漉的靴子吧嗒吧嗒地在水洼里走，一会儿靴子就会粘上半普特重的泥巴。

我们变得邋遢起来。一个星期没洗的双手布满裂纹，经常出血，因为寒冷而变成了密密麻麻的湿疹。我们不再洗脸，不再刷牙，也不再刮胡子。我们已经一星期没烤过火了——湿漉漉的芦苇点不着，而在草原上又没有地方可弄到劈柴。我们开始变得像野兽一样。寒冷、潮湿和泥泞把我们身上所有的感觉都剥蚀掉了，只剩下仇恨，我们仇视这世上的一切，包括我们自己。任何一件琐事都会在我们之间引发争吵，并在一瞬间达到激化的程度。

就在我几乎要彻底地变成一只野兽的时候，连长突然喊我去：“收拾一下吧。你的母亲来了。明天你和纵队一起去莫兹多克。”

这几句话一下子就把我与其他人隔离开来。他们还要留在这儿，挨雨淋，而我要遭的罪结束了，我要去那温暖、干燥和洁净的地方见母亲。我所在的排——那些人的生活中再也不会有什么让我激动。我所考虑的只有一件事，即我听到的那句话，说短暂的休战之后又开始有纵队遭到伏击。在站我的最后一夜岗时，早晨喝着没有滋味的奶汤时，在对安德留哈许诺我还会回来时，我心里想的只有那一句话——又开始有纵队遭到伏击。

一号小区

天亮之前，大约六点钟，像往常一样，“车独”分子又使用火箭筒轰击前沿阵地。我们位于私人住宅区，在我们前方，在一号小区的几座九层高的楼房里有甘塔米洛夫的人。所有的“蜜糖饼”都落到了他们头上：四人受伤，一人重伤。

他们跑过来。敲打着大门：

“喂，俄罗斯人，快起床！喂，俄罗斯人！给我们一辆车，有人受伤了！”

伤员们躺在担架上。脖子以下盖着被子。担架就直接放在雪地上。他们很痛苦。面无血色，颌骨紧咬，下巴翘着。没有一个人呻吟。这种沉默让人觉得不对劲，我们轻轻地摇晃他们的肩膀：“活着吗？”伤员睁开眼睛，充满痛苦的眼珠动了一下……活着。

我们把他们抬上装甲运输车，将那个伤得最重的放到车里面，其他伤员就放在装甲护板上。我站在下面，帮着抬担架。副连长将自己的二甲度冷丁给他们注射上。两个甘塔米洛夫民兵跳上装甲运输车，喊道：“快点，快！你知道汉卡拉的野战医院在哪儿吗？我来带路！”装甲运输车在弹坑之间绕行，沿着炸坏的空荡荡的大街驶进夜色之中。情况紧急，且装甲运输车只有一辆，没有护送，又是高速行驶，就顾不上会颠坏了伤员，我想，那个重伤员不等送到医院。就会死在半路上。

……天刚蒙蒙亮的时候，我们占领了那几座九层高的楼房。悄无声息地拿下，没有发生战斗——楼里空无一人。几座九层楼房围成盒子状，构成一个有安全保障的封闭院落。只有一处地方被狙击手打穿过——一颗子弹从我鼻子前飞过去，在混凝土墙上撞出一些碎屑。院落的其他地方完好无损，可以挺直身子走动，无需躲避。我们高兴的不仅仅是这一点，还为有了摆着红木家具、软沙发、天花板上镶着镜子的那些豪华住房而高兴，为如此轻松地占领了这几座楼而高兴。步兵们马上分散开来，去找最适合过夜的住宅。
但半小时后，我们被自行火炮的炮火覆盖。当时，我和连长正站在外面街上，我们右侧临近的楼房震动了一下，裂成了两半，从第九层上升腾起一大团爆炸烟雾，阳台、房梁、楼板慢慢地飞起来，在空中翻转着，然后像被推了一下，一头扎进土里。紧跟着这些大部件，更轻的小物件和碎屑在院子里散落开来。

我们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只是下意识地蹲下去，跑到已被弹片完全掀开、锈迹斑斑的车库后面，摇晃着脑袋。

稍后传来消息说：是自己人！竟然是我方的炮火！我背着无线电台，连长慌乱地抓起话筒，开始呼叫炮兵连长。我朝着位于开阔地带的备用电台移动，连长拿着话筒吃力地跟着我，他俯在我耳边，我则像虾一样蜷在他的两腿之问。两个人轮流对着话筒大喊，要求停止炮击，手忙脚乱地摆弄着电线和话筒，顾不上躲避那些碎片，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尽快报告这里是自己人，快停止炮击，快点儿，千万别炸死人！

从楼门口涌出一群步兵，愣愣地躲在遮雨板下，不知道该往哪跑。连长不再骂娘，朝他们大喊：

“别慌！伙计们，千万别慌！千万别怕！”
吉尔曼最后一个从楼门口的暗影里走出来。从容得像一头大象：

“指挥官，谁也没有慌乱。得把大家带出去！”

连长命令所有人跑回到私人住宅区，并推了我的肩膀一把。我跑出去十来步，回头一看：连长还在原地。我又回到他身边：我是通信兵，应该跟他在一起。

一枚枚粗一百五十二毫米、重两普特的炮弹从头顶掠过，在上方的楼层里炸开。一声响，半拉子楼门口不见了，只见断裂的墙上往外探着生了锈的钢管。一枚曲射炮弹飞过院子中央，穿进左边的楼里，爆炸了。我们卧倒，又一次爬到车库后边。楼里有几套房子燃烧了起来，感觉热烘烘的，刺鼻的烟雾让人喘不过气来，嗓子发痒……

之后，炮火停息了。末了，直升机又来将我们的楼房折腾了一番。但已经不是那种感觉了，威力弱了——火箭弹无法将楼房洞穿，只能轰炸院子的外侧。终于，它们发射一番后，也飞走了。一切都结束了。

步兵们回来了。令人惊奇的是我们没有任何损失，甚至没有一个人受伤。紧挨着私人住宅区那一侧的楼房停放的那些装甲运输车也完好无损。它们那边轰炸得最厉害，但车上仅散落了一些垃圾而已。

所有的“蜜糖饼”再次垂青了甘塔米洛夫的人马。他们有两人重伤。那枚飞过院子中央的炮弹恰好就在他们的指挥部里爆炸了，当时这两个人就呆在那里。一个人的一条腿和侧肋被炸伤，另一个被炸掉了双腿。

我们又一次用担架抬着他们奔向装甲运输车，放进车里。他们还是那样一声不吭，一路上都这样，只有一次，失去腿的那名伤员睁开眼睛，轻声说：“把那条腿拿上吧。”西加伊拿起那条腿，在担架旁捧着。他们就这样五个人抬着他，分成两部分——四个人抬着躯干，西加伊捧着一条腿。伤员被抬进装甲运输车里，西加伊把那条腿放到了他的身边。

第二个伤员生命垂危。

小伙子们回来了，西加伊走到我身边，“讨”支烟抽。我们抽起烟来。我看着西加伊的两只手，他正用大拇指捻着“普里马”牌烟卷中的烟丝，然后叼在嘴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我感觉，那双手、嘴唇和烟卷上都粘着人肉屑。但这只是潜意识里的想象——那双手很干净，甚至连血迹都没有。

过了一会儿，西加伊说：

“真奇怪……当初参战的时候，我很害怕这些东西——炸掉的腿呀，人肉什么的……我以为，会很可怕……原来一点儿也不可怕。”

沙里克

它来的时候，我们的伙食仅够吃两天的了。一张漂亮而机敏的脸，蓬松的毛，尾巴打着卷。那双眼睛让人印象深刻——一只是橘黄色的，另一只是绿色的。吃得胖胖的，但和格罗兹尼城里的胖狗不一样——那些狗吃的是废墟里的动物尸体，它们的神经扛不住，变得疯疯癫癫的。而这只狗很温和。

我们警告过它有被吃掉的危险。我们像对人一样跟它交谈，而它全能听懂。总的说来，在打仗的这个地方，所有的东西都有很强的领悟能力——人、狗、树木、石头、河流。你会觉得，所有的东西都有灵性。当你用工兵锹掏挖夹杂着石头的黏土时，可以像跟亲人那样，跟黏土说着话：“亲爱的，让我再铲一铁锹，再来一点点……”它便听你的话，再让你挖走一部分，让你的身体掩藏到它里面。它们一个个对什么都了然于心，深谙各自的命运和未来。它们有权自己做选择——在哪儿生长，往何处流淌，怎样死去。

我们没有劝它，一句话就够了，一切都明摆着。我们再次对它发出警告。它明白了，离开了。但是，之后又回来了。它想跟我们在一起。它自己做出了选择。谁都不再撵它。
到第五天我们没有可吃的东西了。靠一扇牛肋我们又坚持了一昼夜，牛肋是离此不远的十五团救济我们的。接下来，就什么吃的也没了。

“要是有人杀了它，我负责剥皮开膛。”我们的伙夫安德留哈抚摸着沙里克的耳朵说：“我是不会杀它的，我喜欢狗。喜欢所有动物。”

谁也不想动手。我们又坚持了半天。这段时间沙里克一直坐在我们腿旁，听我们谈论谁来杀它。

最后，安德留哈下了决心。他把沙里克领到河边，朝它耳后开了一枪。一下子就打死了，只用了一枪，甚至都没听到叫唤一声。他将剥皮开膛的沙里克挂到树枝上。
沙里克膘很肥，两肋上的脂肪白花花的。
“得把肥膘切掉，”安德留哈说：“狗身上的肥膘发苦。”

我将肥膘切掉，砍下热乎乎的肉。先在锅里煮了两个小时，又加上调味番茄酱焖了一会儿——我们还有一些吃干粮时剩下的调味番茄酱。肉炖得非常好吃。

第二天早晨有人给我们捎来了一些碎米。

实际上民族主义和愚昧在世界上处处都有，吃人，暴政这些又不是中国的特产，天天一口一个支性倒有种上个世纪初，比属刚果总督在接受记者问询时一口一个“落后民族的野蛮”一般，只是一种无谓自大的幻想罢了

什么政治问题，献忠新闻也不去了解和考虑，以后只读企鹅集团的小黑书，尝试让自己最终至少在精神上可以回归平静。

天天看大家对献忠如数家珍，但现实中大家都一个怂样，我就觉得我们的网络生活其实挺单调的。

我有时宁愿多看点生活贴和胡言乱语的帖子，也不愿意看整天sub里都是大的来了和讨论献忠怎么想的的帖子

中国人怕美国

但美国未伤中国人分毫

中国人爱共产党

但共产党把中国人伤得遍体鳞伤

RT

#心梗发布会

单纯挺好奇的

#批话

#经典回顾

#节目效果

平时嘴上一口一个图纸献忠喊得欢，真献忠来了就在这里研究喊中华民国万岁能不能保命，属实爆笑了

说到底这不就和打仗一个道理，想当献忠就要有被其他献忠杀的觉悟，天天叶公好献忠，杀到自己头上来就大哭大嚎的，你给我一种在钓鱼的感觉

#心梗发布会

刚刚去和别的男的开房约炮，开始之前说好要戴套子，结果做到最后感觉他在里面射精了，连忙让他拔出来一看，套子脱落了，他直接内射在我屁股里了，我该不该去买阻断药吃。

#节目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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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梗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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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把班上的尼日利亚傻逼黑人给肢解成800块

#批话
钟南山去世了，我没有笑，因为我不懂莲花清瘟

袁隆平去世了，我没有笑，因为我不懂水稻增产和化肥与机械化的关系

现在习近平去世了，可是我笑了，再笨的人，也懂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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