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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看着突然感觉自己太颓废了，立刻坐正了

自二战结束以来，西方及其他地区已形成多种关于纳粹德国的状况以及希特勒夺取政权的策略的神话。

针对纳粹的指控包括：

1) 希特勒在1933年之前利用冲锋队（SA）作为武器，恐吓和殴打反对者；

2) 党卫队（SS）在1939年之前被用作恐怖工具，镇压德国国内对希特勒的批评；

3) 希特勒从1933年起在德国建立了“警察国家”。

这三项关于希特勒和纳粹主义的假设已成为公认的历史版本的一部分。在西方，如果你跟大多数人提起希特勒时代的德国，他们要么会重复以下一个或多个假设，要么会重复这些假设，而这些假设要么是基于他们所受的教育，要么是基于他们所读到的。然而，这些假设每一个都是错误的——而且很容易被证明是错误的。

例如，人们普遍认为冲锋队（SA）是殴打反对者的“暴徒”。但如果你真正研究一下德国联邦档案馆保存的1919年至1933年间的原始文件，以及伦敦当代历史研究所纳粹党档案馆中保存的副本，就会发现截然不同的景象。例如，档案馆中保存的德国警方秘密报告显示，虽然当时的政治集会经常以斗殴告终，但暴力事件总是由希特勒的反对者挑起的。以下描述是1919年至1932年间的典型例子，任何愿意亲自研究档案馆的人都会发现这一点。 1929年9月30日，纳粹党在上弗兰科尼亚的施内组织了一次集会。演讲者是地区领导人汉斯·舍姆。纳粹党照例通知了当地警方，警方并未对集会的举行提出异议。大约有500人参加了集会。舍姆一到，就有人开始起哄。他只讲了大约半个小时，一位名叫克林格的社民党议员就要求他停止演讲。舍姆自然拒绝了，因为这是他的集会，但他表示，克林格（以及其他人）可以在他演讲结束后再发言。说完这句话后，舍姆遭到攻击并被推倒在地。在场的冲锋队员（人数处于劣势）将闹事者赶出了会场。关于这次会议的报告（利希滕费尔斯致内政部，1929 年 10 月 1 日）明确指出，国家社会主义者不应为骚乱负责。

必须重申，这种描述是当时的典型特征。冲锋队（SA）曾自卫反抗共产主义煽动的暴力，例如1923年2月在巴登州霍尔斯坦因发生的冲锋队成员卡尔·温特被谋杀事件，1932年1月在柏林发生的赫伯特·诺库斯被谋杀事件，以及1932年7月17日在阿尔托纳和格里夫斯瓦尔德发生的六名国家社会主义者被屠杀事件。冲锋队成员被要求在公共场合举止无可挑剔，下达给各冲锋队的命令中充满了这样的提醒：“铁一般的纪律！在公共场合保持模范形象！上巴伐利亚和施瓦本地区的民众必须将我们的冲锋队视为德国教养和秩序的典范。”⁹² 冲锋队从未主动寻求暴力。⁹³ 但它确实成功地自卫反抗了共产主义的恐怖统治——冲锋队或许没有挑起冲突，但他们无疑结束了这些冲突。为此，它招致了所有共产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永世仇恨；但最重要的是，冲锋队之所以被憎恨（并因此被抹黑），是因为它是唯一帮助希特勒夺取政权的组织。

另一个谬论是希特勒建立了一个恐怖国家或“警察国家”。事实上，1933年以后，希特勒至少得到了80%德国民众的支持；他在民众中的受欢迎程度远远超过任何一位所谓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他所到之处都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

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并非议会民主制国家，也从未标榜自己是。然而，它是一个尊重个人的自由社会。国家社会主义者的要求仅仅是德国人将人民和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只有当有人损害德国利益时，才会诉诸法律。这意味着堕落的活动是被禁止的；犯罪行为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是希腊人能够理解和钦佩的那种国家，而国家社会主义德国本质上是对雅典鼎盛时期社会模式的重现。

维尔纳·马泽尔和迪特里希·奥尔洛等历史学家的细致研究^{94, 95, 96}正在逐步改变人们对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和纳粹党崛起过程的既有认知。这些研究者证实了上述关于冲锋队和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所有论述。他们还表明⁹⁶，国家社会主义德国根本没有发动战争的意图。

关于德国侵略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这一问题，历史学家之间的共识正在逐渐改变⁹⁷。事实上，根据哈里·埃尔默·巴恩斯教授⁹⁸的观点，盟军比德国对战争负有更大的责任，而近期的证据⁹⁹也证实了这一点。诺曼·斯通博士曾这样评价希特勒：“……当‘走向战争’开始时，很多时候是希特勒的反对者，而不是希特勒本人，挑起了各种危机；希特勒显然不想在1939年9月与英国和法国开战；而当战争爆发时，德国依靠虚张声势和临时应对，一直持续到1942-1943年。希特勒甚至并非有意轰炸伦敦，而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想报复英国，因为英国先轰炸了柏林。”¹⁰⁰

所谓德国一心征服欧洲，德国人成为庞大战争机器一部分的说法，是盟军战争宣传的产物，如今没有哪个历史学家会认真对待这种说法。希特勒只是想让所有德国人成为一个国家的一部分；1919年的《凡尔赛条约》通过建立波兰走廊将德国一分为二，并从德国割让土地，建立了一个名为“捷克斯洛伐克”的新国家。在1933年向德国宣战的世界犹太人的敦促下，英国政府将强大的德国视为威胁。为了削弱德国，增强自身在欧洲的影响力，英国与波兰和法国结盟。实际上，正是这些相互干涉的联盟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其与我们所谓的西方精神的关系而言，国家社会主义自1919年在慕尼黑诞生之初，便体现了这种精神。国家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对浮士德式价值观的复兴，超越了犹太人的文化统治。若非上述三个神话及其影响和后果，毫无疑问，这一特定世界观的追随者如今已接近建立西方帝国。国家社会主义的一切都印证了这一点：它的活力、追随者的斯巴达式快乐、以及它对一切形式的堕落的态度。国家社会主义是唯一认真尝试应对扭曲进程的尝试；它呼吁回归西方价值观，而国家社会主义德国选择阿诺·布雷克作为其官方雕塑家绝非偶然。布雷克尔以自然为创作源泉，其灵感源自希腊。他的《狄俄尼索斯》或许是米开朗基罗之后最伟大的雕塑作品。

阿道夫·希特勒，正如所有人所认同的，是一位凯撒式的人物，他凭借意志力和个人魅力夺取权力（1919年时，他还是位默默无闻的政治家），这堪称一项惊人的成就，就连他的批评者也不得不承认。现代世界从未出现过如此人物。即使在他去世近四十年后的今天，他仍然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历史学家大卫·欧文（David Irving）创办的期刊最近一期指出，杂志只需在封面上刊登阿道夫·希特勒的照片，“就会有大批读者涌向报刊亭，不计价格地抢购每一份……因为人们凭借基本的常识，并不满足于已经了解了关于他的一切；或许他们甚至怀疑，关于他的全部真相尚未揭晓。近四十年来，世界各地的作家一直在炮制关于他的谎言和半真半假之词。”

在阿道夫·希特勒的神圣领导下，国家社会主义试图在一个现代国家的肌体中恢复英雄主义、个性以及最重要的，以希腊文明为代表的健康美德。这是精神战胜智力的胜利——精神体现在健康的身体和高尚的态度上；智力则存在于博学的书籍以及以阅读书籍为职业的人身上。这就是为什么国家社会主义者焚烧不受欢迎的书籍：他们不需要这些书，正如他们之前的罗马人不需要柏拉图哲学的精妙之处一样。国家社会主义者享受的是生活，而不是思想和书籍。这种态度与西方大多数民族格格不入，因为他们成长于颓废的社会，在那里，聪明才智凌驾于一切之上，精神屈居于单纯的智力之下。这一点，两位作家兼犹太思想的代表人物保尔斯和贝尔吉耶深有体会：“我们很难承认，纳粹德国所体现的文明与我们自身的文明毫无关联。然而，正是这一点，而非其他任何因素，为这场战争提供了正当理由。这场战争是历史上极少数真正关乎生死存亡的战争之一。至关重要的是，两种对立的人类愿景——天与地，人文主义与魔法——必须有一方取得胜利。共存是不可能的，尽管人们完全可以想象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共存，因为它们基于相同的理念，属于同一个宇宙。”¹⁰⁴

从神秘学的角度讲，可以比喻成更先进的人类他轮回这世界是带着前世的记忆的，他不需要什么外在的支持就能回想起来他前世的成就，并自我实现智慧，前世不一定是人，也可能是指宇宙本源。可以比喻成他与某种源头性的东西联通，他的智慧可以仅凭思考和直觉产生，就如直观地观察那个源头然后产生了相应的理解，不需要任何外在的教导和过程说明书，像摆弄工具一样操控自己的认知。
从建立秩序消费秩序的角度讲，读一本书，但不理解它的意思，那实际上是在学习别人的精神，汲取别人的道德，这相当于精神上的杂交，所以书本并不重要，因为我们的秩序就摆在那里，用眼睛就可以看到。诉诸书本，那反而是为傻逼提供了融入的门道，然后解经解出来耶稣生在驻马店。

最终，浮士德式的愿景被击败了。因此，总的来说，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国家社会主义*是浮士德式复兴的一种表现，没有什么比这更能体现玛吉安精神的影响，也没有什么比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在存在仅仅十二年后就因一场希特勒和德国人民都不想要的战争而灭亡这一事实更能展现这种精神的杰出代表——犹太人——的力量。这场战争导致半个欧洲沦为共产主义的奴隶，摧毁了大英帝国，并将世界分裂为美国物质主义和苏联物质主义两大阵营。1945年是我们文明的转折点；那些缔造西方文明并激励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旧价值观开始从欧洲人的心中消失。民族和种族的自豪感、对传统和家庭的尊重、对工匠的敬重——所有这些以及更多的东西都在粗俗的物质主义浪潮中消逝。所有西方价值观都被颠覆了。几个世纪以来，女性一直是骑士精神的象征，如今却沦为人工制造的性欲对象；色情作品开始充斥媒体。曾经伴着贝多芬和瓦格纳的音乐战斗的德国（以及整个欧洲）被黑人“爵士乐”污染的德国所取代。贵族和强者的自然荣誉被欺凌者的懦夫式恐惧所取代；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西方大多数军队理想的骑士精神（在上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种理想仅对德国人而言才得以保留）被受害、酷刑和懦弱的复仇所取代。因此，纽伦堡审判成了一场闹剧，它肆意践踏战败的骑士精神，施以酷刑，处以骇人的处决。

* 事实真相，而非宣传所呈现的模样。

没有什么比国家社会主义、阿道夫·希特勒和德国遭受大规模宣传攻势更能证明西方精神的扭曲了。这场宣传的核心谎言是：纳粹德国应对约六百万犹太人的灭绝负责。某些宣传的病态程度令人难以置信，它更多地反映了制造这些宣传的人的品性。我们只是简要地提及了其中的一些方面，但这些宣传已经取得了惊人的效果。绝大多数人相信这些谎言，这既反映了西方的软弱，也反映了宣传者的强大力量。人们只需独立思考，或探究历史真相，就能看清宣传的本质：它不过是少数完全反对浮士德式价值观、理想和目标的人的阴谋。这种宣传——尤其是与“六百万”这个令人作呕的神话相关的宣传——已经催眠了好几代人，几乎麻痹了他们抵抗马克思主义及其堕落兄弟会的意志。这种宣传使一切反西方的事物都变得可以接受：黑人音乐（及其最令人厌恶的分支“摇滚”）比西方的民谣和“古典”传统更受欢迎；但丁、歌德和冰岛埃达的文学被卡夫卡的神经质作品和现代一次性小说所取代，这些小说的情节围绕着金钱和性，人物越来越像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或艾略特笔下的空心人。

事实上，就连西方民歌也已变质。它不再保存民间传统；相反，它成了少数致力于和平主义、种族堕落和隐蔽马克思主义的人的专属领地。

这种宣传使得西方被犹太人的心理学——弗洛伊德、弗洛姆、克莱因伯格和马斯洛的心理学——所主导。这种心理学借助“六百万犹太人”的神话和其他虚构的恐怖，将国家社会主义和类似的浮士德式精神定义为“变态的”。因此，那些拥护国家社会主义观点的人是病态的，需要“治疗”。¹⁰⁶

根据这种观点，反犹主义更多地基于主体及其整体处境的因素，而不是基于犹太人的实际特征。反犹主义观念可以先于对犹太人行为或历史事实的了解被建立。

对犹太人的灭绝

据称，这场灭绝发生在1942年至1945年间。⁴³二战后，人们普遍认为，灭绝发生在毒气室，不仅在奥斯维辛等波兰集中营，也在德国境内的集中营（例如达豪和贝尔根-贝尔森）。报纸上充斥着耸人听闻的报道和成堆尸体的照片，纽伦堡审判⁴⁴也声称达豪集中营发生了灭绝事件。这一说法在随后的几年里被反复提及。然而，很快人们就发现，在战争最后几个月里，像达豪和贝尔森这样的德国集中营里发生的事情（主要是盟军轰炸造成的）是伤寒疫情。正是这些疫情导致了盟军在德国集中营中发现的混乱状况和尸体。不仅国际红十字会⁴⁵揭露了事实真相，美国科学促进会⁴⁶以及美国律师斯蒂芬·平特⁴⁷等人士也予以了揭露。然而，这些对种族灭绝传说的反驳从未得到广泛宣传——尽管一些德国人因提供这些集中营“种族灭绝”的虚假证据而被错误定罪⁴⁸，其中几人已被处决。即使在今天，在这些否认首次出现三十多年后，许多西方人仍然相信贝尔根-贝尔森和达豪等集中营发生过种族灭绝。

在这些否认之后，无论是在“战争罪行”审判中还是在受控的公共媒体中，人们的注意力都转移到了波兰境内的集中营，特别是1944年12月被苏联红军占领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到20世纪50年代初，波兰灭绝营的故事已经形成了一种特定的形式，并被广泛接受，尽管1950年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完全没有提及对犹太人的灭绝，只是说许多犹太人和其他欧洲平民一样，在战争期间因战争环境（例如轰炸）而遭受苦难。

20世纪50年代流传的关于灭绝的说法很少受到历史学家的质疑。对种族灭绝问题感兴趣的人主要依据两本书：希尔伯格的《欧洲犹太人的毁灭》⁴⁹和赖特林格的《最终解决方案》⁵⁰，以及1946年至1949年纽伦堡军事法庭提供的证据。后来，出现了更多关于后来被称为“最终解决方案”或“大屠杀”的历史著作，但它们几乎没有补充赖特林格和希尔伯格提供的证据。与此同时，许多集中营幸存者的回忆录也相继出版，对被指控应对种族灭绝负责的人的审判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持续进行，其中最著名的是1963年至1965年的奥斯维辛审判。

根据所有这些书籍、回忆录和审判记录，大规模灭绝发生在伪装成淋浴间的“毒气室”中。受害者一旦进入这些毒气室，就会被齐克隆B（即氰化氢）毒死。尸体随后被运走并火化，通常是在焚化炉中，但有时（由于尸体数量众多）也会在露天坑中焚烧。

据希尔伯格（Hilberg）51所述，“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犹太人被氰化氢毒死……”据赖特林格（Reitlinger）52所述，“25分钟后，‘排气’电动泵排出了充满毒气的空气，巨大的金属门滑开，特遣队队员进入……然后乘坐升降机或铁路车厢前往焚化炉。”无一例外，赖特林格之后的其他作者也都采用了这种描述。

齐克隆B是吸附在硅藻土上的氰化氢——因此，这种气体一旦被激活，就会在数小时内缓慢释放。这种气体极易爆炸，会附着在物体表面（包括头发），即使浓度低至百万分之八十，也能使人严重丧失行动能力。

如果受害者真如赖特林格等人所言遭到毒气袭击，且有时一个密闭密闭空间内竟有两千人，那么毒气不仅会附着在物体表面，还会在尸体之间形成气穴。20世纪40年代的任何风扇都无法将所有毒气吹散（致命毒气被清除后去了哪里，这一点从未得到解释）。赖特林格等人称，特遣队用水管冲洗尸体并非如人们所想的那样是为了清除毒气痕迹，而是为了“清除血迹和粪便”。*53 这些水流向何处也无从解释，因为密闭密闭空间的地板“没有排水沟”。54

此外，一些撰写回忆录的幸存者声称，在移走尸体的过程中，特遣队成员和一些警卫吸烟。55 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过，残留的毒气就会爆炸。

* +o+：脚注 53 实际上并未出现在原始手稿中，而是有两个脚注 52。此转录基于显而易见的事实。

德国人使用齐克隆 B 毒气熏蒸军队哨所并消灭虱子（战争中常见的问题）这一点并无争议，56 即使粗略地考察一下德国人使用齐克隆 B 作为消毒剂的方式，也能看出他们在处理这种致命毒气时采取了严格的预防措施。由于齐克隆 B 具有极强的附着力，难以扩散，因此在进行熏蒸时，德国人会疏散周围区域，并等待长达 20 小时，之后才认为熏蒸区域安全。这与赖特林格等人声称的 25 分钟形成了鲜明对比。

关于灭绝行动中使用的方法（齐克隆B）的指控在科学上显然是不可能的，这使整个灭绝事件的说法都受到了质疑。然而，在“证明”灭绝事件时，人们常常依赖于过去四十年间众多审判中提供的证据——特别是1946年的国际军事法庭审判、1946-1949年的国家军事法庭审判以及奥斯维辛审判。因此，有必要考察这些审判中提供的证据的性质。

在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中，与控方不同，辩方只有在证据以某种方式指控被告的情况下才能获得这些证据。⁵⁷ 这很容易做到，因为控方（战胜的盟军）掌握了所有文件。正如历史学家维尔纳·马泽尔所说：“辩护委员会没有机会自行选择材料……成千上万份似乎可能指控盟军并证明被告无罪的文件突然消失了。”58

在这些审判中，虐待案件不计其数，对被告人实施酷刑的案例更是比比皆是。马瑟举了一个典型的例子：“奥斯瓦尔德·波尔直到1946年5月才被监禁，在接受美国和英国官员审讯期间，他被绑在椅子上，遭到殴打至昏迷、踢打，并遭受各种虐待，直到他被迫书面指证沃尔特·芬克。”⁵⁹ 在达豪审判中，有137名男性被告人在审讯期间睾丸被碾碎；⁶⁰ 这些酷刑是由美国战争罪行调查处执行的，该处由犹太复国主义者大卫·马库斯上校领导，他后来离开美国军队，前往巴勒斯坦与恐怖组织哈加纳布作战。马尔梅迪案⁶¹中德国军官和士兵遭受的酷刑也广为人知。许多党卫军军官和士兵未经审判就被枪决，以此警告其他人，如果被告在审判中不“合作”和“认罪”，将会面临怎样的下场。其中一起事件有据可查：1945年4月29日，美国陆军第45师第157团第1营的一名士兵在达豪集中营用机枪扫射了100多名党卫军军官和士兵。一张由达豪集中营获释囚犯内林·冈拍摄的暴行照片流传至今。

最近，在杜塞尔多夫对与迈达内克集中营有关的人员进行的审判中，虐待和酷刑仍在继续。例如，被判处12年监禁的希尔德加德·莱赫特在宣判当天出现在法庭上，她的双臂和双手都布满了大片瘀伤。她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却无人发表任何评论。

许多等待审判的德国人只是“自然死亡”，尽管死亡事件一度如此频繁，以至于一位犹太作家也忍不住说道：62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听到，被控犯有战争罪的囚犯‘自愿’死亡。很明显，这一切都非常可疑。”

另一个近期发生的酷刑案例涉及克劳斯·巴比，他于1983年初被引渡到法国（他的引渡违反了法国和玻利维亚的法律）。巴比抵达法国后，几位法国医生对他进行了检查，并宣布他“身体健康”。63 然而，三周后，巴比因绞窄性疝气被紧急送往医院接受手术，64 这种疾病可能是由腹部和下腹部受到打击引起的。

关于IMT、NMT以及战后初期举行的类似审判，当直接酷刑未能迫使被告“认罪”时，审讯人员便转而采用其他方法，例如模拟审判，在模拟审判中宣判“死刑”，并威胁被告的家人（事实证明这些方法非常有效）和亲属。^{65, 66}

在国际军事法庭（IMT）上，检方采取了许多可疑的做法，例如使用宣誓书，数量高达数千份。这些宣誓书违反了正常的法律惯例，辩方无法对其提出质疑。在辩方证据方面，检方有权在证据提交法庭之前决定其是否“相关”。⁶⁷ 如果检方认为该证据“不相关”（即可能对被告有利），则会撤回该证据。此外，国际军事法庭的章程规定，法庭不应受技术性证据规则的约束。这些规则旨在确保在所有西方国家现行法律体系下都能进行公平审判。辩方所需的、可能对其委托人有利的证据，往往莫名其妙地消失了。⁶⁸

正如第七案主审法官查尔斯·温纳斯特鲁姆在随后的审判中所说：“如果我七个月前就知道今天所知道的一切，我绝不会来这里……检方未能保持客观性不受复仇欲望或个人野心的影响，一心只想获得有罪判决。这里的气氛非常不健康。许多律师、秘书、审讯员和调查员都是近几年才成为美国人的。他们的个人经历根植于欧洲的仇恨和偏见。”⁶⁹

这些“新近成为美国人”的人包括罗伯特·肯普纳，他是一位1899年出生于德国的犹太人，现在又居住在德国法兰克福，是NMT第11案的首席检察官；还有弗兰克·施泰纳和哈里·索恩。他们与佩尔中尉（自称曾在德国集中营待过）一起，是达豪审判期间最残暴的审讯者之一，他们的专长是捏碎睾丸。

在这种情况下，如此多的罪名成立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国际军事法庭（IMT）和国家军事法庭（NMT）审判的1627人中，1416人被判有罪，420人被处决。即使是所谓的司法处决方式也极其野蛮。在国际军事法庭被判处死刑的十人（其中包括“罪名”是“好士兵”的凯特尔元帅和“罪名”是“反犹”的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被剥夺了枪决的权利，于1946年10月16日被绞死。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用了15分钟才死去，里宾特洛甫用了10分钟，凯特尔则用了超过24分钟。后来在兰茨贝格的处决更加野蛮和拙劣：许多受害者被绞死后，不得不由站在绞刑架下的美国士兵用棉花塞住他们的口鼻，使其窒息而死。⁷⁰

落入盟军手中的战败的纳粹分子所受到的待遇几乎同样残酷。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遭受的待遇是典型的：根据他设法偷偷带给纽伦堡辩护律师汉斯·马克思的一份手稿，“……在弗赖辛，我被关进一间朝北的牢房。窗户被拆掉了，所以更冷……我一丝不挂。整整四天！到了第四天，我冷得浑身麻木，什么也听不见。每隔两到四个小时（甚至在夜里），一群黑人就会在一个白人的指挥下过来，对我拳打脚踢。乳头被香烟烫伤，手指被戳进眼窝，眉毛和胸毛被拔掉，生殖器被牛鞭抽打……我的下巴被棍子撬开，嘴里被吐了口水。鞭子抽打——全身都是肿胀的深蓝色伤痕。被扔到墙上，头部遭到重击……背部被一条沉重的铁链勒住。当我拒绝……”亲吻黑鬼的脚，踢打……当我拒绝在厕所里喝便壶里的水时，又遭受了新的折磨。”71 

在审视近期的大多数审判（从1963-1965年的奥斯维辛审判到1975-1981年的迈德内克审判）时，另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是，被告所承受的心理压力不仅来自漫长的审判（迈德内克审判持续了六年），也来自审判前被拘留的时间（奥斯维辛审判的被告被拘留了数年）。例如，没有人能够忍受长达六年的审判，再加上审判前的羁押，而不对自己的清白之心进行严峻的考验。那些意志足够坚定，能够忍受这样的审判，并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坚持无罪辩护的人，往往在等待审判期间死于羁押之中。像奥斯维辛集中营前指挥官理查德·贝尔这样的人，他一直期待着这场审判，希望不仅能证明自己的清白，还能凭借他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无可比拟的了解，讲述战争期间的真相。贝尔在等待审判期间死于“自然原因”。

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能够证实纳粹在二战期间屠杀了五六百万犹太人的说法。所谓的“供词”，例如在审判中作出的供述，都是在酷刑、威胁、虐待和心理压力下产生的。历史学家声称，纳粹使用齐克隆B毒气对犹太人进行大规模屠杀，这种做法在科学上是不可能的。各种历史学家和法院提供的、经常被引用为屠杀证据的文献资料，要么完全是伪造的（例如所谓的霍斯证词和格斯坦声明^72,73），很容易被证明是错误的；要么是根据先入为主的观念进行解读的证据。例如，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淋浴间被指是“毒气室”。这种说法要么得到守卫的供述（这些供述是胁迫下获得的，因此是虚假的），要么得到证人的证词支持。

这些证人的证词通常相互矛盾（在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期间，这种情况屡见不鲜，任何阅读过审判记录的人都会发现这一点），要么依赖于传闻和推测。当这些证人的证词足够具体，可以进行检验时，通常会发现他们的证词不准确或撒谎。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一位名叫弗尔巴的幸存者，他声称自己曾被关押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弗尔巴在战后多次出庭作证，并撰写了回忆录。他声称自己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期间目睹了一次空袭。据他所说，这次空袭发生在1994年4月9日。然而，美国空军自身的记录⁷⁵表明，对奥斯维辛地区的空袭直到1944年8月之后才开始。

我们进行的这项简短调查并非旨在面面俱到，但已足以让人对整个灭绝故事产生怀疑。当对灭绝事件进行批判性审视时，人们不可能不对其产生怀疑。保罗·拉西尼尔教授^{76, 77}（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前囚犯）、福里松教授⁷⁸、布茨博士⁷⁹以及其他许多人^{80, 81, 82}都对“大屠杀”进行了批判性和广泛的研究。这些详尽的研究无一例外地证明，整个“大屠杀”的故事是错误的。

没有一位历史学家曾撰写过任何能够提供“大屠杀”证据的作品。那些像赖特林格和希尔伯格一样，撰写过相关书籍的人，其对“大屠杀”的信念依赖于在胁迫下获得的供词、很容易被证伪的证人证词、内容荒谬的宣誓书（例如格斯坦的证词）⁸³，以及诸如希姆莱据称于1943年10月在波森发表的演讲稿之类的文件证据，而这些文件显然是伪造的⁸⁴。此外，任何事实都无法改变，正如前文所述，福里森教授^85,86也曾提出过，即“据称用来灭绝大多数犹太人的方法在科学上是不可能的”。在西方民众中，经过四十多年的密集宣传，关于种族灭绝的谎言已被广泛接受，以至于很少有人对此表示怀疑，尤其是在历史学家中。这些历史学家经常在各种媒体上就“大屠杀”发表惊人言论，却很少（如果有的话）对此事进行过任何原创性研究。他们完全依赖于既定的观点以及像希尔伯格和赖特林格的著作之类的东西。少数进行原创研究的历史学家，要么像德国历史学家赫尔穆特·迪瓦尔德那样，其作品遭到压制；要么像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杜普拉那样，成为恐怖袭击的受害者。杜普拉于1978年3月被所谓的“奥斯维辛纪念突击队”暗杀，因为他否认犹太人是被德国人蓄意灭绝的。⁸⁷ 意大利巴勒莫大学历史与哲学教授弗朗切斯科·曼贾梅利也遭遇了类似的命运。赫尔穆特·迪瓦尔德的著作《德国史》（1978年出版）被迫由其出版商（乌尔斯坦出版社）修改，因为该书不符合“关于国家社会主义的既定观点”。然而，即便如此修改，也未能阻止犹太人精心策划的抗议活动⁸⁸。他的出版商阿克塞尔·施普林格指示出版“经批准和修改的版本”。施普林格还就最初出版此书所造成的冒犯表示道歉。

任何质疑1939-1945年间事件（尤其是种族灭绝）“公认”观点的学者，都可能面临被枪杀（杜普拉特、曼贾梅利）、被停职（里昂第二大学的福里松教授）、文件被没收（西德法官威廉·施泰格利希博士的遭遇）或遭到殴打、家人受到威胁（多起案例），甚至被指控煽动谋杀和/或煽动种族仇恨，正如福里松教授所遭遇的那样。这些事件并不利于在“大屠杀”问题上自由思考，因为大学生活的一个事实是，大多数学者宁愿过着平静安稳的生活，也不愿挑战“现状”，尤其是在这种挑战可能使他们面临被暗杀或被大学停职的情况下。鲜有历史学家真正渴望真理——大多数人只想确立自己作为受人尊敬的学者的地位。

或许没有什么比这更能体现犹太人对西方的影响力了：在所谓的知识和自由的殿堂——大学里，人们可以讨论任何主题，可以细致入微地研究任何历史或思想领域。但是，人们不能，也不应该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研究犹太人灭绝的问题；任何质疑既定历史版本的人，无论其证据如何，无论其身份如何，都会被视为“纳粹辩护者”或“新纳粹”。在西方的大学里，人们可以自由地相信任何事物——无论多么堕落或不道德——唯独不能相信与1933年至1945年间既定历史版本相悖的事物。

犹太人灭绝的传说对犹太复国主义者极为有利，这不仅体现在以色列国的建立和维系上（如果没有这个传说，以色列根本不可能存在），还体现在压制对犹太人的普遍批评上，这一点显而易见。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这个传说也使西方大多数人对国家社会主义的理念产生了质疑。

马克思主义从来都不是，也永远不可能像歌德的《浮士德》或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那样具有神圣性。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和目标在于摧毁神圣和原型——例如，在艺术领域，一切都被简化为政治宣传或“社会现实主义”。马克思主义建立在最低共同标准之上；而西方精神则试图通过征服、探索和知识的挑战，将一切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马克思主义，当然也包括由此衍生的共产主义，为了自身利益而利用浮士德式的技术和方法——但这仅仅是一种手段。它从未沾染过一丝浮士德式的理想。海德格尔的整个哲学体系——以及更早的尼采哲学体系——都是对西方物质扭曲的反抗。它代表着一种回归神圣性的渴望，这种神圣性在海德格尔看来体现在诗歌之中，而在尼采看来则体现在对所有价值的重新评估，体现在一种新型人身上。

实际上，这相当于凭本能、凭血液行事和思考，与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凭理性“智慧”行事之间的区别。前者是浮士德式的，后者则是斯宾格勒所描述的玛吉亚式的——实际上是玛吉亚灵魂的最终蜕变。这种玛吉亚式的思维方式最能体现在巴比伦塔木德的戒律之中，这绝非巧合——因为玛吉亚精神的起源就在于巴比伦文明。正如汤因比所指出的，那个文明最重要的宗教是犹太教。

然而，西方的扭曲远比马克思主义的扭曲更为严重。在音乐领域，它是阿诺德·勋伯格（1874-1951）的无调性或十二音体系——是巧妙的智慧战胜了浮士德式的意志，这种意志在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和沃尔夫冈·阿玛多伊斯·莫扎特的音乐中得到了最神圣的表达，在贝多芬的音乐中得到了最充满活力的表达，而在卡尔·奥尔夫的音乐（《布兰诗歌》）（或许是《帝国》的预兆）、利盖蒂的复调音乐（《安魂曲》、《永恒之光》、《氛围》）以及阿尔沃·帕特的《白板》中得到了最富有表现力的表达。

在思想领域，这种扭曲体现在弗洛伊德（1856-1939）的心理学理论中，该理论强调性和物质主义，以及卡尔纳普、A.J.艾耶尔等人的实证主义理论中。以及托马斯·库恩。艺术已被扭曲——背离了源自希腊的对形体之美的尊重——这源于抽象艺术、达达主义、拼贴画、沃霍尔和西格尔的“波普艺术”以及克莱因的“新现实主义”等运动。从美学角度来看，这些运动削弱了浮士德式的活力，并以其对丑陋的崇拜摧毁了西方艺术固有的美；它们用幼稚的实验和无政府主义取代了精神。它们完全缺乏任何积极的价值。

不可否认，上述艺术运动、弗洛伊德、卡尔纳普、艾耶尔等人的理论、勋伯格及其追随者的无调性音乐，以及各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不仅显著改变了西方的文化取向，而且（以马克思主义为例）也改变了构成西方的社会。例如，有人曾评价勋伯格：“勋伯格对二十世纪的音乐产生了深远而深远的影响，这不仅体现在他的作品中，也体现在他的教学工作以及他作为哲学家和时代诠释者的知识地位上。”

此外，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常被错误地称为“科学”）已经主导了西方生活，无论是在学术机构内外。这些研究的累积效应改变了西方的发展进程，因为受其影响最大的人群——高等教育机构中的学生——往往凭借其教育机会所获得的权威和控制地位，主导了西方的教育生活、媒体以及整个文化领域。因此，社会变革既源于政府政策，也源于非政府压力。一种新的时代精神已经兴起，一种共识在西方所有社会中形成并得以维持。

这些新的研究领域——除了与马克思主义以及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心理学理论互为补充之外——包括社会学、社会人类学、社会研究和语言学。

其中一些运动或研究的目标是直接开展革命性的政治行动。一位英国著名哲学家曾这样评价马尔库塞的马克思主义思想：20 “……马尔库塞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已经主导了欧洲一些大学的社会科学系，并通过这些系对西方一些最聪明的年轻人产生了持续而重要的影响。”

社会学家认为社会学起源于埃米尔·涂尔干的著作。涂尔干的著作由他的侄子马塞尔·莫斯进一步发展。21 社会人类学始于弗朗茨·博厄斯的著作，并由他的学生露丝·本尼迪克特发展。如今，它在列维·斯特劳斯的指导下蓬勃发展。

列维-斯特劳斯； “……大量借鉴了涂尔干、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理论……他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在被高度涂尔干化的情况下才有意义，而他的涂尔干式实证主义只有在与马克思的某些理论融合之后才有意义。其余的都是弗洛伊德的理论。”²²

语言学源于博厄斯、布卢姆菲尔德，以及最近的诺姆·乔姆斯基。关于乔姆斯基，人们普遍认为他“拥有无与伦比的权威*

这些研究衍生出了其他领域——例如“种族关系”和“妇女解放”。在后者中，贝蒂·弗里丹和贝拉·阿布祖格是杰出的代表人物。

所有这些学科、运动和学派，以及由此衍生的所谓“解放运动”²⁴，都深刻地改变了西方的精神，并深刻地改变了其内在和外在的结构。事实上，在一百五十年的时间里，西方的精神气质已经从充满活力的浮士德式的自信转变为神经质的罪恶感，以及对性、物质主义和变革的痴迷。这种转变的发生绝非偶然。

所有这些运动和理论的共同之处在于，除了它们都直接或间接地与西方的精神气质相悖之外，它们还拥有共同的起源。它们都是犹太人的产物——堕落的玛吉安灵魂的最后代表。 25

* 见下文，第13-15页

马克思主义及其末世论的愿景，是犹太教在现代的一种表现形式，正如：弗洛伊德的理论体现了犹太人对性的关注（在《塔木德》26中有所体现）。犹太人自己也明白这一点：“正是这一点将我们与我们的近亲——马克思主义者——联系起来……他们身上也流淌着犹太式的激情。没有谁比犹太人对政治思想的贡献更大，我们历史上最辉煌的篇章之一就是犹太烈士为唯物主义殉道的篇章……”27 在此背景下，历史学家R. S. Wistrich的研究《从马克思到托洛茨基的革命犹太人》28 显得尤为珍贵。

甚至六七十年代早期的“反主流文化”，通过向年轻一代传播无政府主义、吸毒和和平主义思想，极大地改变了他们的精神风貌，其起源也应归功于犹太人——威廉·赖希、埃里希·弗洛姆和马尔库塞。这种“毒品和流行文化”的代表人物包括艾伦·金斯伯格和阿贝·霍夫曼。29

所有这些运动都是对西方精神风貌的扭曲，这一点显而易见，只要我们不仅考虑这些运动开始之前西方精神的代表，而且考虑这些运动的兴起，就能明白西方精神的扭曲之处。

艺术、哲学和政治本应由将高等文明转化为帝国（对西方而言，大约从1900年开始）的自然过程产生。从根本上讲，在塞西尔·罗德斯等帝国缔造者的庇护下，政治从以金钱为基础转向了武力政治。³⁰这些人虽然在许多方面可能有所不同，但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刻意地代表了征服和文明化的精神，而这正是未来帝国的标志之一。也就是说，他们是经历过汤因比所说的“退却与回归”³¹的人，并且由于这种性格塑造过程，他们拥有个人魅力——就像凯撒之前的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和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一样。这些人物也具有荷马式的英雄气概。

然而，在这些人中的一部分人崛起之后，西方又重新回到了以金钱为基础的政治。而那些为所有文明进步提供动力的“创造性少数群体”却变得神经质且充满罪恶感。西方不再培养凯撒式的人物，而是产生了科林·威尔逊（Colin Wilson）所称的“局外人”——精神扭曲的创造性人群。威尔逊说：“我们的文明，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接近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这就是我们产生‘局外人’的原因。”

对于一个更高级的文明而言，帝国诞生前的这段过渡时期，在艺术领域，以一段短暂的自然衰落期为标志。这段衰落期始于尼采所说的狄俄尼索斯式的爆发，并取代了该文明艺术家所达到的阿波罗式的纯粹与宁静。对西方而言，这种阿波罗式的风格在巴赫的音乐中得以实现，而在莫扎特后期的作品（K385《哈夫纳》和K551《朱庇特》）中，贝多芬音乐中标志性的狄俄尼索斯式激情已经显现。贝多芬之后，音乐再也回不到从前——他的音乐中充满了苦难、冲突与和解，而巴赫的音乐则展现了纯粹、目的以及宇宙秩序的图景。正是贝多芬将人——他的境况和情感——置于宇宙之上。在贝多芬之后，人不再仅仅是音乐中神祇的一个面向，而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布鲁克纳则回归了阿波罗式的自然，并关注永恒和宇宙。但布鲁克纳的回归是一种个人的回归，是个人通过音乐这一媒介对宇宙的渴望，正如巴赫所表达的那样。在瓦格纳那里，这种个人试图调和狄俄尼索斯与阿波罗精神的努力达到了顶峰——他试图通过歌剧形式中原型意象的投射（齐格弗里德是英雄，哈根是阴影等等）来融合个人与神性。尽管某些音乐崇高，《尼伯龙根的指环》的故事宏大，但这种尝试并未成功，因为瓦格纳使用了歌剧的形式。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歌剧在瓦格纳的时代已经走向衰亡——它不再以激情之火与大众对话，而仅仅与一部分人对话。这部分人（主要是资产阶级）已经沉浸在颓废的表象之中。

此外，瓦格纳以早已消逝的《尼伯龙根的指环》故事为基础创作了他的音乐剧——这个神话不再像过去那样能引起当代观众的共鸣。《指环》的故事宏大，却缺乏鲜活神话所特有的神圣感。

而且，瓦格纳通过音乐剧的尝试未能成功，因为时机尚早。当时并不存在能够同时打动和吸引观众的史诗。这种诗歌（以及瓦格纳希望通过音乐实现的神人合一）在今天，在帝国之初，才有可能出现——而且也只有在今天才有可能。这种史诗包含了建立帝国的斗争——战争、抱负、胜利和失败。只有这种斗争，对于西方在历史的这个阶段而言，才拥有如同荷马的《伊利亚特》激励希腊人、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激励罗马人那样鼓舞人心的力量。正因如此，唯有此类史诗对西方才具有意义——其他所有诗歌，无论风格如何，无论主题如何，都毫无价值。

此类史诗的缺失恰恰证明了西方艺术的扭曲程度。事实上，不仅没有史诗颂扬那些为捍卫浮士德式价值观而奋斗、为捍卫将缔造帝国的价值观而生而死的先烈，也没有任何艺术形式尝试表达这些价值观及其精神。简而言之，没有任何作品预示帝国的艺术（但应该有作品可以预示），正如约翰·弗罗贝格和弗雷斯科巴尔迪预示巴赫一样。

利盖蒂的一些音乐中仅隐约透露出这种迹象——但除了奥尔夫的《布兰诗歌》之外，没有任何作品能与“帝国”的开端相提并论。《布兰诗歌》的影响纯粹是浮士德式的，充满了喜悦和西方音乐创造者的活力。相反，利盖蒂的音乐中充斥着无调性、序列主义、黑人音乐的影响以及无政府主义的元素。这些显然无法表达音乐艺术从“动荡时期”向“帝国”的过渡——它们与巴赫的至高音乐、贝多芬的激情、西贝柳斯某些作品的神圣感，以及沃恩·威廉姆斯的传统音乐都毫无相似之处。但最重要的是，如今主导西方的音乐——一方面是受黑人音乐影响的“流行”和所谓的“摇滚”音乐，另一方面是电子噪音的庸俗化（施托克豪森擅长此道）——并没有以一种基于传统、兼具神圣性和易于理解的全新视角，面向未来。预示着帝国到来的新音乐，既非少数自作聪明的评论家的专属，也并非与整个西方音乐传统——从格里高利圣咏到贝多芬伟大的交响乐作品——完全背道而驰。必须再次强调的是，只有在利盖蒂的《安魂曲》、《永恒之光》和《氛围》中，这种新音乐的潜力才得以展现。

这种扭曲的意义在于，西方的技术及其物质资源不仅被用来传播这种扭曲的方方面面，而且还将其牢牢地扎根于西方人的精神土壤中，以至于真正属于西方的东西几乎没有生存的可能，因为它的花朵会被这些杂草扼杀。

这些深刻改变了西方态度并彻底改变了其艺术的因素，都是颓废的。所谓“颓废”，指的是精神沦为服务于其他目的的工具：“……一种可以教授和学习操纵方法的工具。无论这种对智力的运用是与物质条件的规制和支配相关（如马克思主义），还是与对任何时代存在和既定的一切进行理性的秩序化和解释相关（如实证主义）……作为智力的精神都沦为某种其他事物的无力上层建筑”（海德格尔34）。

智慧所缺乏的是神圣感——艺术在其巅峰时期所表达的那种特质。智慧以这种方式支配精神——艺术和哲学中颓废的根源——通常是帝国的命运，而非从动荡时期过渡到帝国的过程。塑造这一过渡时期（乃至帝国本身）创造力的，是文明过往的形象。

这赋予帝国及其制度形式和权威——它是将文明的精神或精神气质引导至适合帝国的形式和形象之中，在艺术中，这并非一种束缚，而是一种新的挑战。因此，在罗马帝国之前，恩尼乌斯（公元前239-169年）的活力和想象力让位于卢克莱修（公元前98-55年）在其《物性论》中所构建的过去形象（希腊）。最后，还有维吉尔（公元前70-19年），他的艺术作品捕捉到了罗马的命运，并使帝国的扩张成为可能，而这种扩张在当时根植于希腊的过去。

在我们这个时代，在西方所创造的各种艺术形式中，应当存在一种类似于维吉尔的表达。只有那些因其诞生于我们的文明之中，本身就体现了我们精神内核的艺术形式，才拥有大规模地激励西方人民的能力。这些艺术形式包括电影、交响乐以及绘画。其中，电影尤为重要。这些艺术形式——特别是电影——应当既表达西方的过去，又蕴含着对未来（帝国）的神秘预示。

电影是能够实现瓦格纳的音乐剧梦想和斯克里亚宾的《神秘曲》的艺术形式之一。

斯克里亚宾希望创造一种音乐，当它与色彩和芬芳结合时，能够将人与神灵融为一体。然而，电影中只有（自其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如此）娱乐、炫耀才智、社会现实主义以及对性的迷恋。它既没有回顾西方成就的神秘感，也没有展望帝国胜利的憧憬。它缺乏我们通常与希腊联系在一起的那种高贵与纯粹的生命力——它没有任何鼓舞人心的力量。它没有积极的西方理想。在电影艺术的整个历史中，只有三次这样的尝试——在成千上万部电影中，只有三次。

电影史——西方创造的最有价值的艺术形式——充分证明了西方精神的扭曲，以及西方创造物如何被用作这种扭曲的工具。事实上，在所有西方本土艺术形式中，电影是那些拥护物质至上、反对一切浮士德式精神的人——犹太人——拥有最直接控制权的领域。因此，即使是备受尊敬的《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也承认：“好莱坞是由一群来自东欧的犹太移民创立的。” 35 由于这种控制和影响，电影已成为犹太人强加于我们文明的价值观的媒介——这些价值观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实证主义、对性的痴迷以及源于社会人类学教条的种族混杂为代表。

所有这些的一个例外是D.W.格里菲斯早期的默片《一个国家的诞生》（1912）。然而，没有人尝试过像瓦格纳创作《音乐剧》或斯克里亚宾创作《神秘剧》那样运用电影。只有在日本，电影才以西方应有的方式制作——黑泽明的电影（《七武士》、《影武者》等）完美地表达了日本的精神，是电影艺术的杰作。在西方，没有任何作品可以与之媲美，表达西方的精神。

我们一直在讨论的西方扭曲现象，T·S·艾略特以诗歌的形式有所体现。他的《荒原》展现了艾略特时代西方社会的贫瘠。然而，他的诗歌始终笼罩着悲观主义的色彩，既没有提供解决之道，也没有解释造成这种贫瘠的根源，因此它并非浮士德式的诗歌。它缺乏浮士德式诗歌所特有的那种对生命的热爱——对生命的喜悦。此外，尽管艾略特对西方的精神衰败有着深刻的洞察，尽管他的文笔才华横溢，但他却在基督教中找到了慰藉（参见《四个四重奏》）——这恰恰是西方精神气质中一个典型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