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犹太人的灭绝

据称，这场灭绝发生在1942年至1945年间。⁴³二战后，人们普遍认为，灭绝发生在毒气室，不仅在奥斯维辛等波兰集中营，也在德国境内的集中营（例如达豪和贝尔根-贝尔森）。报纸上充斥着耸人听闻的报道和成堆尸体的照片，纽伦堡审判⁴⁴也声称达豪集中营发生了灭绝事件。这一说法在随后的几年里被反复提及。然而，很快人们就发现，在战争最后几个月里，像达豪和贝尔森这样的德国集中营里发生的事情（主要是盟军轰炸造成的）是伤寒疫情。正是这些疫情导致了盟军在德国集中营中发现的混乱状况和尸体。不仅国际红十字会⁴⁵揭露了事实真相，美国科学促进会⁴⁶以及美国律师斯蒂芬·平特⁴⁷等人士也予以了揭露。然而，这些对种族灭绝传说的反驳从未得到广泛宣传——尽管一些德国人因提供这些集中营“种族灭绝”的虚假证据而被错误定罪⁴⁸，其中几人已被处决。即使在今天，在这些否认首次出现三十多年后，许多西方人仍然相信贝尔根-贝尔森和达豪等集中营发生过种族灭绝。

在这些否认之后，无论是在“战争罪行”审判中还是在受控的公共媒体中，人们的注意力都转移到了波兰境内的集中营，特别是1944年12月被苏联红军占领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到20世纪50年代初，波兰灭绝营的故事已经形成了一种特定的形式，并被广泛接受，尽管1950年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完全没有提及对犹太人的灭绝，只是说许多犹太人和其他欧洲平民一样，在战争期间因战争环境（例如轰炸）而遭受苦难。

20世纪50年代流传的关于灭绝的说法很少受到历史学家的质疑。对种族灭绝问题感兴趣的人主要依据两本书：希尔伯格的《欧洲犹太人的毁灭》⁴⁹和赖特林格的《最终解决方案》⁵⁰，以及1946年至1949年纽伦堡军事法庭提供的证据。后来，出现了更多关于后来被称为“最终解决方案”或“大屠杀”的历史著作，但它们几乎没有补充赖特林格和希尔伯格提供的证据。与此同时，许多集中营幸存者的回忆录也相继出版，对被指控应对种族灭绝负责的人的审判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持续进行，其中最著名的是1963年至1965年的奥斯维辛审判。

根据所有这些书籍、回忆录和审判记录，大规模灭绝发生在伪装成淋浴间的“毒气室”中。受害者一旦进入这些毒气室，就会被齐克隆B（即氰化氢）毒死。尸体随后被运走并火化，通常是在焚化炉中，但有时（由于尸体数量众多）也会在露天坑中焚烧。

据希尔伯格（Hilberg）51所述，“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犹太人被氰化氢毒死……”据赖特林格（Reitlinger）52所述，“25分钟后，‘排气’电动泵排出了充满毒气的空气，巨大的金属门滑开，特遣队队员进入……然后乘坐升降机或铁路车厢前往焚化炉。”无一例外，赖特林格之后的其他作者也都采用了这种描述。

齐克隆B是吸附在硅藻土上的氰化氢——因此，这种气体一旦被激活，就会在数小时内缓慢释放。这种气体极易爆炸，会附着在物体表面（包括头发），即使浓度低至百万分之八十，也能使人严重丧失行动能力。

如果受害者真如赖特林格等人所言遭到毒气袭击，且有时一个密闭密闭空间内竟有两千人，那么毒气不仅会附着在物体表面，还会在尸体之间形成气穴。20世纪40年代的任何风扇都无法将所有毒气吹散（致命毒气被清除后去了哪里，这一点从未得到解释）。赖特林格等人称，特遣队用水管冲洗尸体并非如人们所想的那样是为了清除毒气痕迹，而是为了“清除血迹和粪便”。*53 这些水流向何处也无从解释，因为密闭密闭空间的地板“没有排水沟”。54

此外，一些撰写回忆录的幸存者声称，在移走尸体的过程中，特遣队成员和一些警卫吸烟。55 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过，残留的毒气就会爆炸。

* +o+：脚注 53 实际上并未出现在原始手稿中，而是有两个脚注 52。此转录基于显而易见的事实。

德国人使用齐克隆 B 毒气熏蒸军队哨所并消灭虱子（战争中常见的问题）这一点并无争议，56 即使粗略地考察一下德国人使用齐克隆 B 作为消毒剂的方式，也能看出他们在处理这种致命毒气时采取了严格的预防措施。由于齐克隆 B 具有极强的附着力，难以扩散，因此在进行熏蒸时，德国人会疏散周围区域，并等待长达 20 小时，之后才认为熏蒸区域安全。这与赖特林格等人声称的 25 分钟形成了鲜明对比。

关于灭绝行动中使用的方法（齐克隆B）的指控在科学上显然是不可能的，这使整个灭绝事件的说法都受到了质疑。然而，在“证明”灭绝事件时，人们常常依赖于过去四十年间众多审判中提供的证据——特别是1946年的国际军事法庭审判、1946-1949年的国家军事法庭审判以及奥斯维辛审判。因此，有必要考察这些审判中提供的证据的性质。

在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中，与控方不同，辩方只有在证据以某种方式指控被告的情况下才能获得这些证据。⁵⁷ 这很容易做到，因为控方（战胜的盟军）掌握了所有文件。正如历史学家维尔纳·马泽尔所说：“辩护委员会没有机会自行选择材料……成千上万份似乎可能指控盟军并证明被告无罪的文件突然消失了。”58

在这些审判中，虐待案件不计其数，对被告人实施酷刑的案例更是比比皆是。马瑟举了一个典型的例子：“奥斯瓦尔德·波尔直到1946年5月才被监禁，在接受美国和英国官员审讯期间，他被绑在椅子上，遭到殴打至昏迷、踢打，并遭受各种虐待，直到他被迫书面指证沃尔特·芬克。”⁵⁹ 在达豪审判中，有137名男性被告人在审讯期间睾丸被碾碎；⁶⁰ 这些酷刑是由美国战争罪行调查处执行的，该处由犹太复国主义者大卫·马库斯上校领导，他后来离开美国军队，前往巴勒斯坦与恐怖组织哈加纳布作战。马尔梅迪案⁶¹中德国军官和士兵遭受的酷刑也广为人知。许多党卫军军官和士兵未经审判就被枪决，以此警告其他人，如果被告在审判中不“合作”和“认罪”，将会面临怎样的下场。其中一起事件有据可查：1945年4月29日，美国陆军第45师第157团第1营的一名士兵在达豪集中营用机枪扫射了100多名党卫军军官和士兵。一张由达豪集中营获释囚犯内林·冈拍摄的暴行照片流传至今。

最近，在杜塞尔多夫对与迈达内克集中营有关的人员进行的审判中，虐待和酷刑仍在继续。例如，被判处12年监禁的希尔德加德·莱赫特在宣判当天出现在法庭上，她的双臂和双手都布满了大片瘀伤。她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却无人发表任何评论。

许多等待审判的德国人只是“自然死亡”，尽管死亡事件一度如此频繁，以至于一位犹太作家也忍不住说道：62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听到，被控犯有战争罪的囚犯‘自愿’死亡。很明显，这一切都非常可疑。”

另一个近期发生的酷刑案例涉及克劳斯·巴比，他于1983年初被引渡到法国（他的引渡违反了法国和玻利维亚的法律）。巴比抵达法国后，几位法国医生对他进行了检查，并宣布他“身体健康”。63 然而，三周后，巴比因绞窄性疝气被紧急送往医院接受手术，64 这种疾病可能是由腹部和下腹部受到打击引起的。

关于IMT、NMT以及战后初期举行的类似审判，当直接酷刑未能迫使被告“认罪”时，审讯人员便转而采用其他方法，例如模拟审判，在模拟审判中宣判“死刑”，并威胁被告的家人（事实证明这些方法非常有效）和亲属。^{65, 66}

在国际军事法庭（IMT）上，检方采取了许多可疑的做法，例如使用宣誓书，数量高达数千份。这些宣誓书违反了正常的法律惯例，辩方无法对其提出质疑。在辩方证据方面，检方有权在证据提交法庭之前决定其是否“相关”。⁶⁷ 如果检方认为该证据“不相关”（即可能对被告有利），则会撤回该证据。此外，国际军事法庭的章程规定，法庭不应受技术性证据规则的约束。这些规则旨在确保在所有西方国家现行法律体系下都能进行公平审判。辩方所需的、可能对其委托人有利的证据，往往莫名其妙地消失了。⁶⁸

正如第七案主审法官查尔斯·温纳斯特鲁姆在随后的审判中所说：“如果我七个月前就知道今天所知道的一切，我绝不会来这里……检方未能保持客观性不受复仇欲望或个人野心的影响，一心只想获得有罪判决。这里的气氛非常不健康。许多律师、秘书、审讯员和调查员都是近几年才成为美国人的。他们的个人经历根植于欧洲的仇恨和偏见。”⁶⁹

这些“新近成为美国人”的人包括罗伯特·肯普纳，他是一位1899年出生于德国的犹太人，现在又居住在德国法兰克福，是NMT第11案的首席检察官；还有弗兰克·施泰纳和哈里·索恩。他们与佩尔中尉（自称曾在德国集中营待过）一起，是达豪审判期间最残暴的审讯者之一，他们的专长是捏碎睾丸。

在这种情况下，如此多的罪名成立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国际军事法庭（IMT）和国家军事法庭（NMT）审判的1627人中，1416人被判有罪，420人被处决。即使是所谓的司法处决方式也极其野蛮。在国际军事法庭被判处死刑的十人（其中包括“罪名”是“好士兵”的凯特尔元帅和“罪名”是“反犹”的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被剥夺了枪决的权利，于1946年10月16日被绞死。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用了15分钟才死去，里宾特洛甫用了10分钟，凯特尔则用了超过24分钟。后来在兰茨贝格的处决更加野蛮和拙劣：许多受害者被绞死后，不得不由站在绞刑架下的美国士兵用棉花塞住他们的口鼻，使其窒息而死。⁷⁰

落入盟军手中的战败的纳粹分子所受到的待遇几乎同样残酷。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遭受的待遇是典型的：根据他设法偷偷带给纽伦堡辩护律师汉斯·马克思的一份手稿，“……在弗赖辛，我被关进一间朝北的牢房。窗户被拆掉了，所以更冷……我一丝不挂。整整四天！到了第四天，我冷得浑身麻木，什么也听不见。每隔两到四个小时（甚至在夜里），一群黑人就会在一个白人的指挥下过来，对我拳打脚踢。乳头被香烟烫伤，手指被戳进眼窝，眉毛和胸毛被拔掉，生殖器被牛鞭抽打……我的下巴被棍子撬开，嘴里被吐了口水。鞭子抽打——全身都是肿胀的深蓝色伤痕。被扔到墙上，头部遭到重击……背部被一条沉重的铁链勒住。当我拒绝……”亲吻黑鬼的脚，踢打……当我拒绝在厕所里喝便壶里的水时，又遭受了新的折磨。”71 

在审视近期的大多数审判（从1963-1965年的奥斯维辛审判到1975-1981年的迈德内克审判）时，另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是，被告所承受的心理压力不仅来自漫长的审判（迈德内克审判持续了六年），也来自审判前被拘留的时间（奥斯维辛审判的被告被拘留了数年）。例如，没有人能够忍受长达六年的审判，再加上审判前的羁押，而不对自己的清白之心进行严峻的考验。那些意志足够坚定，能够忍受这样的审判，并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坚持无罪辩护的人，往往在等待审判期间死于羁押之中。像奥斯维辛集中营前指挥官理查德·贝尔这样的人，他一直期待着这场审判，希望不仅能证明自己的清白，还能凭借他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无可比拟的了解，讲述战争期间的真相。贝尔在等待审判期间死于“自然原因”。

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能够证实纳粹在二战期间屠杀了五六百万犹太人的说法。所谓的“供词”，例如在审判中作出的供述，都是在酷刑、威胁、虐待和心理压力下产生的。历史学家声称，纳粹使用齐克隆B毒气对犹太人进行大规模屠杀，这种做法在科学上是不可能的。各种历史学家和法院提供的、经常被引用为屠杀证据的文献资料，要么完全是伪造的（例如所谓的霍斯证词和格斯坦声明^72,73），很容易被证明是错误的；要么是根据先入为主的观念进行解读的证据。例如，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淋浴间被指是“毒气室”。这种说法要么得到守卫的供述（这些供述是胁迫下获得的，因此是虚假的），要么得到证人的证词支持。

这些证人的证词通常相互矛盾（在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期间，这种情况屡见不鲜，任何阅读过审判记录的人都会发现这一点），要么依赖于传闻和推测。当这些证人的证词足够具体，可以进行检验时，通常会发现他们的证词不准确或撒谎。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一位名叫弗尔巴的幸存者，他声称自己曾被关押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弗尔巴在战后多次出庭作证，并撰写了回忆录。他声称自己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期间目睹了一次空袭。据他所说，这次空袭发生在1994年4月9日。然而，美国空军自身的记录⁷⁵表明，对奥斯维辛地区的空袭直到1944年8月之后才开始。

我们进行的这项简短调查并非旨在面面俱到，但已足以让人对整个灭绝故事产生怀疑。当对灭绝事件进行批判性审视时，人们不可能不对其产生怀疑。保罗·拉西尼尔教授^{76, 77}（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前囚犯）、福里松教授⁷⁸、布茨博士⁷⁹以及其他许多人^{80, 81, 82}都对“大屠杀”进行了批判性和广泛的研究。这些详尽的研究无一例外地证明，整个“大屠杀”的故事是错误的。

没有一位历史学家曾撰写过任何能够提供“大屠杀”证据的作品。那些像赖特林格和希尔伯格一样，撰写过相关书籍的人，其对“大屠杀”的信念依赖于在胁迫下获得的供词、很容易被证伪的证人证词、内容荒谬的宣誓书（例如格斯坦的证词）⁸³，以及诸如希姆莱据称于1943年10月在波森发表的演讲稿之类的文件证据，而这些文件显然是伪造的⁸⁴。此外，任何事实都无法改变，正如前文所述，福里森教授^85,86也曾提出过，即“据称用来灭绝大多数犹太人的方法在科学上是不可能的”。在西方民众中，经过四十多年的密集宣传，关于种族灭绝的谎言已被广泛接受，以至于很少有人对此表示怀疑，尤其是在历史学家中。这些历史学家经常在各种媒体上就“大屠杀”发表惊人言论，却很少（如果有的话）对此事进行过任何原创性研究。他们完全依赖于既定的观点以及像希尔伯格和赖特林格的著作之类的东西。少数进行原创研究的历史学家，要么像德国历史学家赫尔穆特·迪瓦尔德那样，其作品遭到压制；要么像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杜普拉那样，成为恐怖袭击的受害者。杜普拉于1978年3月被所谓的“奥斯维辛纪念突击队”暗杀，因为他否认犹太人是被德国人蓄意灭绝的。⁸⁷ 意大利巴勒莫大学历史与哲学教授弗朗切斯科·曼贾梅利也遭遇了类似的命运。赫尔穆特·迪瓦尔德的著作《德国史》（1978年出版）被迫由其出版商（乌尔斯坦出版社）修改，因为该书不符合“关于国家社会主义的既定观点”。然而，即便如此修改，也未能阻止犹太人精心策划的抗议活动⁸⁸。他的出版商阿克塞尔·施普林格指示出版“经批准和修改的版本”。施普林格还就最初出版此书所造成的冒犯表示道歉。

任何质疑1939-1945年间事件（尤其是种族灭绝）“公认”观点的学者，都可能面临被枪杀（杜普拉特、曼贾梅利）、被停职（里昂第二大学的福里松教授）、文件被没收（西德法官威廉·施泰格利希博士的遭遇）或遭到殴打、家人受到威胁（多起案例），甚至被指控煽动谋杀和/或煽动种族仇恨，正如福里松教授所遭遇的那样。这些事件并不利于在“大屠杀”问题上自由思考，因为大学生活的一个事实是，大多数学者宁愿过着平静安稳的生活，也不愿挑战“现状”，尤其是在这种挑战可能使他们面临被暗杀或被大学停职的情况下。鲜有历史学家真正渴望真理——大多数人只想确立自己作为受人尊敬的学者的地位。

或许没有什么比这更能体现犹太人对西方的影响力了：在所谓的知识和自由的殿堂——大学里，人们可以讨论任何主题，可以细致入微地研究任何历史或思想领域。但是，人们不能，也不应该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研究犹太人灭绝的问题；任何质疑既定历史版本的人，无论其证据如何，无论其身份如何，都会被视为“纳粹辩护者”或“新纳粹”。在西方的大学里，人们可以自由地相信任何事物——无论多么堕落或不道德——唯独不能相信与1933年至1945年间既定历史版本相悖的事物。

犹太人灭绝的传说对犹太复国主义者极为有利，这不仅体现在以色列国的建立和维系上（如果没有这个传说，以色列根本不可能存在），还体现在压制对犹太人的普遍批评上，这一点显而易见。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这个传说也使西方大多数人对国家社会主义的理念产生了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