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假想的君王父权政制，其特征是所有国民都无条件地服膺集权统治。大家以国王号令是从。这不是一个市场经济，不再有生产手段的私有权。市场经济的称号虽然保留着，但事实上不再有任何生产手段私有权，没有真正的买卖，也没有市场价格。生产活动不是由消费者在市场上所表现的行为，而是由官方命令来指挥。政府指派每个人在社会分工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决定其应该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以及每个人可以消费多少。这就是现在所谓的德国式样的社会主义统制。

这个假想的君王父权政制，其特征是所有国民都无条件地服膺集权统治。大家以国王号令是从。这不是一个市场经济，不再有生产手段的私有权。市场经济的称号虽然保留着，但事实上不再有任何生产手段私有权，没有真正的买卖，也没有市场价格。生产活动不是由消费者在市场上所表现的行为，而是由官方命令来指挥。政府指派每个人在社会分工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决定其应该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以及每个人可以消费多少。这就是现在所谓的德国式样的社会主义统制。

现在，依然有些经济学家把这个假想的制度——在他们看来是道德律本身的具体化——与市场经济相比较。关于市场经济，他们能说的不过是，它不会引起一个完全不同于独裁统治的状态。他们之所以赞成市场经济，只是因为市场的运作所达成的最终结果，正是完美君王所需要的。所以，把“义利兼顾”和“集权独裁之计划”（为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斗士所青睐）等而视之，是所有旧自由主义者一致赞同的。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当他们试图以这种假想世界取代现实中邪恶无耻的暴君政治时，他们就已经导致了这种混淆。当然，对自由主义思想家而言，这一完美境界也许不过是一种推理的辅助工具，一种能够作为市场经济参照物的模型。但人们最终还是会自然而然地提出质疑：为什么我们不把这个理想的境界从思想上进行现实的转化呢？

一旦人们开始赋予“国家”道德和智慧的完美化身，这种做法在逻辑上即不可避免。自由主义哲学家曾经把他们假想的国家形容为完全利他的组织，只专注于增进其子民的福利。他们也曾发现，在一个市场社会的框架里，公民的自利行为，注定会使此利他的国家的目的得到实现。正因为此，所以他们认为市场经济是应该保留的。但如果人们开始把至善和全知都归之于“国家”时，事情就不一样了。这时，你就不得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不会犯错误的国家，在生产活动方面必定比容易犯错误的个人做得更好。企业家和资本家导致经营计划失败的那些常有的错误，国家都可以避免。因此，错误的投资和稀缺资源的浪费，都不再发生，财富因而倍增。与万能国家的计划相比，“无政府”的生产显得浪费。社会主义的生产模式显然是惟一合理的制度，而市场经济则似乎是不合理的具体化。在社会主义者的心目中，市场经济只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短暂的越轨时期。那些受了历史相对论影响的人，更认为市场经济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一个低级的社会秩序，它必然被更高级的社会秩序即社会主义制度所消灭。这两种思路都同意理性本身将保证向社会主义的进化。

天真的人所说的理性，不过是其自身价值判断的绝对化。他把自己理性的产物和绝对理性这一可置疑的观念等而视之。社会主义者何曾想过：他赋予其无限权力的那些个抽象的东西——不管被称为人类、社会、民族、国家或政府——都可能做出与他愿违的事情。社会主义者鼓吹社会主义，是因为从充分相信，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一定是英明无比的；会努力去实现他完全赞成的那些目的；会选择他希望的那些手段。每个社会主义者只把完全满足这些条件的制度，称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而其他的都是假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者都是一个伪善的独裁者。反对它的人都无疑会遭殃，甚至丧失其生存权，并必然受到“清算”。

天真的人所说的理性，不过是其自身价值判断的绝对化。他把自己理性的产物和绝对理性这一可置疑的观念等而视之。社会主义者何曾想过：他赋予其无限权力的那些个抽象的东西——不管被称为人类、社会、民族、国家或政府——都可能做出与他愿违的事情。社会主义者鼓吹社会主义，是因为从充分相信，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一定是英明无比的；会努力去实现他完全赞成的那些目的；会选择他希望的那些手段。每个社会主义者只把完全满足这些条件的制度，称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而其他的都是假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者都是一个伪善的独裁者。反对它的人都无疑会遭殃，甚至丧失其生存权，并必然受到“清算”。

经济学不是用来检讨盲目的信仰和偏执的。真正的信仰经得住任何批评。在计划者看来，批评是一种侮辱，是邪恶者的反叛，是对其偶像之尊严的亵渎。经济学只讨论社会主义的某些计划，并不关心驱使人们信奉这些新宗教的心理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