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的见解，囿于传统教条和马克思的口号，对于这个事实的把握非常地迟钝。它甚至至今还固守着一个习惯，即把工资收入者视为奴隶，把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工资，等同于奴隶和牲畜的主人维持奴隶和牲畜生存的基本费用。在这种见解的持有者看来，工资收入者因为穷不得不沦为奴隶。而资产阶级的法学家却把这种隶属关系称为自愿的，解释为雇佣双方平等的契约关系。其实，工人是不自由的，他在胁迫下工作；实际上像奴隶一样被套上了枷锁，因为被社会遗弃的人是别无选择的。甚至那表面的选择权利也是虚假的。雇主间公开或默契的合谋，统一规定雇佣条件，以致使这种自由变成虚幻。

如果你以为工资只是补偿给工人自保劳力和繁衍能力的费用，或以为工资的水平取决于传统，那么，你自然会把劳动契约中工人方职责的每一次减轻，都视为工人单方面得到的利益。如果工资水平不随工作的质量而变化，如果雇主不按市场决定的价格支付工人工资，如果雇主购买的不是确定量和质的劳动，而是一个奴隶，如果工资率低到自然的或历史的最低标准以下，那么，你就可以用强迫缩短工作日的时间以改善工资收入者的命运。于是，就可以把限制工作日的法律等同于17、18和19世纪初，欧洲各国用以逐步减轻而最终废除地主对农奴课征徭役的那些法令，或视之为减轻囚犯工作量的那些法律。于是，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化而引起的工作日的缩短，被认为受剥削的工资奴隶对抗那些自私的雇主所取得的胜利。所有责成雇主让利于工人的法律皆被称为“社会的利益”，被称为“工人无须任何牺牲而得到的施舍”。

在一般人看来，这个说法的正确性来自以下一个充分的事实：工资收入者个人对劳动契约条件的决定，只有微不足道的一点影响。关于工作日的长短、周假日出工、用餐时间及其他事情的决定，工人都无缘过问。他们只有屈从这些条件，否则只好饿死。

在前面数节中，我们已经指出了这一推理过程的基本错误。雇主要的不是一般的劳动，而是适合完成他们需要的那些工作的工人。正如企业家必须为他的工厂选择最适合的区位、设备以及原材料一样，他也必须雇佣最有效率的工人。他必须这样来安排工作条件，使它们对他需要的工人具有吸引力。单个工人的确对工作条件的安排没有什么影响。工作条件与工资率水平、物价、消费品品种一样，是无数的个人在市场活动中相互作用的结果。作为一种众相，它们不大受到单个人的影响。但是，如果说个人的投票，因为淹没在千百万计的投票中而没有影响，或者说不属于任何党派的人的投票实际上也无足轻重，则是对事实的扭曲。即便你为了争辩而承认这种说法，也无法据以推导出“用集权主义替代民主程序的选举更能使政府官吏真正代表民意”这样的结论。在市场经济民主方面，与此相对应的说法是，个别消费者无法对抗众多的供给者，而个别的被雇佣者也无力对抗众多的雇佣者。当然，为大众消费而大量生产的产品的特性，不取决于某个人的嗜好，而取决于大多数人的愿望和喜好。而各地各产业的劳动契约条件，也不取决于单个求职者，而取决于众多求职者的行为。如果午饭的时间，习惯上被安排在中午和下午1点之间，那个想在下午2点和3点之间用餐的工人就无法满足他的愿望。但是，在这个例子中，这个工人所不得不服从的社会压力，这并非来自雇主而是来自他的大多数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