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契约型社会的架构里，个体成员之间交换确定数量和确定质量的商品和服务。而在控制型社会里，选择服从的人就既不用给予他人确定的东西，也不接受任何确定之物。他委身其中的是这样一种制度：他必须提供不确定的劳务，而获得的是指挥者愿意分派的。他仰赐于指挥者。只有指挥者才可自由选择。至于指挥者是一个人或某一组织群体，某一强力集团，抑或一个自私疯狂的暴君或慈父型的专制君主，并无关于这整个控制型社会结构的宏旨。

这两种社会合作之不同，早为所有社会理论所参详。弗格森描述它的时候，是以好战国和商业国之不同来比喻的；圣·西门以197好斗国与和平或工业国之不同来比喻；斯宾塞以个体自由的社会和军事社会之不同来比喻；桑巴特则以英雄与小贩之不同来比喻。马克思主义把社会结构区分为一方面是原始社会神话般的温文组织和永恒极乐的社会主义社会，另一方面是堕落到无法言状的资本主义社会。纳粹哲学家则区分为虚伪的布尔乔亚安全制度和独裁元首的英雄制度。各派社会学者对上述诸种相对立的制度褒贬不一，但他们对上述各种类比都表示赞同，而认为第三种原则的存在为不可想像和可付诸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