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不少的人和团体，其心智狭窄到无法理解社会合作带给他们的利益。还有另一些人，其道德操守和意志力软弱到不足以抗拒一时利益之诱惑，而做出有害社会制度顺利运行的事情。个人为适应社会合作的要求而调整自己的行动少不了付出代价。但这实在只是暂时的和表面的牺牲，它将会因生活在合作社会里而得到无可比拟之更大利益的补偿。然而，在那一瞬间，放弃某一眼前利益的行动会使当事人痛苦不堪，而且并非每个人都能认识到其后更大的利益从而相应行事。无政府主义者坚信，教育可以使所有的人理解那些为实现其自身利益而必须去做的事情；经过正确的教导，他们将会自觉遵守那些为维持社会生活所必需的行为规则。无政府主义者还以为：一个不用牺牲别人而又无人享受特权的社会秩序，其存在不必依靠任何强制力量去抑制危害社会的行动。这样的一个理想社会，不需要国家和政府，也即没有警察力量，没有强制性社会法制，也照样能够正常运转。

无政府主义者忽视了一个无法容忍的事实：有些人或者心胸狭隘，或者意志较弱，以致不能自觉地调整自己以适应社会生活条件。即使我们承认每个头脑清楚的成年人都能够认识到社会合作的好处，并相应行事，但我们仍要面对老幼病残等问题。我们可以同意应该将那些做出反社会行动的人视为精神病患者而需要照顾。但只要所有的精神病患者尚未治愈，只要还有老幼孱弱，就必须为他们提供一些设施，否则他们会使社会瘫痪。一个无政府的社会将受到每个人的摆布，如果多数人不准备以严厉的手段阻吓少数人破坏社会秩序的行动，社会就将不存在。这种阻吓的力量就必须委托给国家或政府。

国家或政府是一种强制性的社会组织，它具有暴力行动的垄断权。任何个人都不能随意使用暴力或以暴力来威胁他人，除非他得到政府的授权。本质而言，政府是一种维护和平人际关系的制度。然而，为了维护和平，也必须时刻准备打击和平破坏者的挑衅。

有人说，人同样是一种掠食动物，与生俱来的自然本性驱使他去战伐、杀戮和毁灭。而文明，在其创造非自然的人道主义使人脱离动物野蛮根性的过程中，曾试图压制这些原始冲动和欲望。文明使文明人颓废而软弱，以自己的动物性为耻，而津津乐道于视自己的堕落为真正的人性。因此，为防止人类的进一步退化，急需把人从文明的恶果中解救出来。因为文明仅是劣等人的一个狡猾发明。这些劣等人过于瘦弱，连做勇敢的英雄的伙伴都不配；同时也过于怯懦，无法容忍应被完全消灭的惩罚，还过于懒惰和骄傲，不愿为人奴役。因此他们只好求诸诡秘伎俩。他们颠倒渊源于宇宙不变法则的永恒价值标准；还曾宣扬一种道德，把自己的卑劣称为善，把那些英雄的卓越称为恶。这些奴隶的反动道德必须剿灭，通过彻底的价值转变。这些奴隶们的伦理是弱者怨恨的一种可耻产物，也必须完全舍弃；取而代之的，是强者的伦理，即取消一切伦理的约束。人必须无愧于原始的祖先，也即渺渺远古时的某些高贵兽类。

我们通常称这样一些论调为社会的或社会学的达尔文主义。在此，我们无需决定这种指称是否贴切。但无论如何，用“演化的”和“生物的”这两个修饰语去装饰那轻率诋毁全部人类历史的学说，总是一个错误。人类的全部历史，起始于人类开始超越非人远祖之纯动物性生活的那个时期，诋毁者则把它说成是不断地趋向于颓废和堕落的过程。生物学只关心生物内部的变化是否使个人调整到适于其生存环境，并因而改善其生存竞争之机会，而不提供用以评判这些变化的任何准则。从这个观点来判断，文明应被认为是好事而非坏事。它曾使得人类在与其他所有动物——包括庞大的猛兽与更危险的微生物——的抗争中保存下来；丰富了人的生存手段；使人更魁伟、更精明和更加多才多艺，以及使人的平均寿命得到延长；它还给以人类对地球的无可比拟的控制力；它使人口大幅增长，并把人们的生活水准提高到穴居的祖先所梦想不到的程度。诚然，这种进化妨碍了人类某些技巧和天赋的发展，而这些技巧和天赋在人类的生存当中也确曾发挥过作用，但随着环境的转变，其作用逐步消失了。另一方面，它却发展了人类其他一些才能和技巧，为社会架构中的生活不可或缺。但是，生物的和进化的观点决不至于对此种变化吹毛求疵。拳脚相对，对原始人的有用，正如现代人之少不了精明的运算和正确的拼音。只把对原始人有用的那些特征称为自然的和适于人性的，而把文明必需的才能和技巧斥之为堕落和生物退化的标志，无疑十分武断，违背了任何一种生物学标准。劝说人回复史前祖先的那种体格和智能，其不合理无异于要求他放弃直立行走并再长出一条尾巴来。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极力颂扬人类野蛮远祖之巨大蛮劲的代表人物，身体竟脆弱到无法适应“危险生活”要求的境地。在其精神崩溃之前，尼采甚至病弱到只适于在恩加丁高地[插图]和意大利某些地区生活。假如不是文明社会保护他脆弱的神经以应付狂乱的生活，他不可能完成他的著作。暴力的鼓吹者恰恰在他们嘲弄和蔑视的“布尔乔亚”的屋檐下从事写作。他们之所以能自由发表煽动性的说教，正因为他们讥讽的自由主义保障了出版自由。如果他们不得不放弃他们的哲学嘲笑的这一文明的赐予，他们将陷入绝望。胆小懦弱如索列尔者，在极其所能地颂扬暴力的同时，甚至谴责现代教育制度在弱化人们天生的暴力倾向，这是怎样一幅滑稽情景呢？

我们或可承认，原始人的杀戮毁坏嗜好及残暴的性情是与生俱来的。我们也可假设，在远古时代的环境下，侵略和杀伐的倾向实际上更有利生命的保存。人也曾是一种凶残的野兽（在此无需去考究史前人类是肉食动物还是草食动物）。但我们必须牢记的是，生理上而言，人是一个弱小的动物。如果他不具备理性这一特殊的武器，他就无法与那些庞大的掠食野兽相抗争。人是理性动物，他不会毫无节制地屈从于每一次冲动的诱惑，他会按照理性的考虑来调整自己的行动。这些事实我们决不能从动物学的角度说它们是反自然的。理性的行为是指，在无法满足其所有的冲动、欲望和嗜好的事实面前，人会放弃那些在他看来较不迫切的需要。为了不危及社会合作，人不得不抑制那些可能阻碍社会制度之建立的欲望。这种压抑无疑是痛苦的，然而人正是这样做的。他放弃了某些与社会生活不相容的欲望的满足，而优先满足那些只有在分工体系下所能满足甚至得到更大满足的欲望。他已经迈上了通往文明、社会合作和财富的漫漫长路。
但这并非不可更改和终极的选择。父辈的选择不能妨碍子女的自由选择。后者能够转变前者的抉择。每一天他们都可能改变原有的价值观，如赞成野蛮反对文明，或如某些作家所言，主张灵验反对理性，主张暴力反对和平。但他们必须选择，因为互不相容的事物不可能兼而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