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权政制是一种依赖超人权威来维系的社会制度。神权政体的不二法门是一种“洞察力”，它不接受理性的检讨，也不能用逻辑的方法来证实。它的终极标准是直觉，因为对于某些无法用理性和推理而得知的事物，直觉可以提供给心灵一种主观确定性。如果这种直觉涉及的是与神秘造物主和宇宙统治者的存在有关的传统学说体系，则我们称之为宗教信仰。如果它涉及另一种体系，我们就称之为一种形而上学之信仰。因此神权政制体系无需立基于某种历史悠长的伟大的世界性宗教，它可以是某些形而上学教条的产物，而这些教条恰恰反对所有传统教会和教派，并以强调自身为无神论的和反形而上学的而沾沾自喜。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些最强大的神权政党都反对基督教及其他渊源于犹太一神教的一切宗教。它们之为神权，特征在于他们急于按照那些无法用推理证明其有效性的复杂观念来安排人间俗事，他们吹嘘自己的领袖具有常人无法获知的知识，并反对由神权论者所不屑的其他宗派持有的观念。被赋神权的领袖乃接受某一神秘而更高力量的委托来管理盲目大众的事务，仅有他们才是聪慧的，所有他人都既盲且聋，要不就是恶人。

威廉·詹姆士称宗教为“个人在独处时的感情、行动和经验，就他们领悟到自己与他们想像中的神发生关系的这个范围而言”。他进而列举出以下一些信仰，作为宗教生活的特征：这个可见的世界乃一更为精神化之宇宙的一部分，并因后者而获得其主要意义；与这个更高级的精神宇宙结合或保持和谐关系是我们的真正目的；祈祷或与这个精神——“上帝”或“法则”之精神——内在交流，是一个真正完成现象世界之功业的过程；精神的活力涌流进来并产生心理的或物质的后果。詹姆士又说，宗教也包含下列一些心理特征：一种新的情趣，恰如生活的礼品，它所取的形式，或抒情的迷醉，或英雄般的热血气概；与此相反，还有安全与和平的促进和保障，在与他人的关系上则是一种蓬勃生发的友爱之情。

人类宗教经验和感情的这些特征，与社会合作的安排毫不相干。在詹姆士看来，宗教是人与那神圣而神秘并使今人敬畏之天神之间纯粹个人的关系。它责成人遵循某一行为方式，但它不断言有关社会组织的任何问题。圣方济各，西方最伟大的天才宗教家，就从不涉足政治学和经济学。他只是教导他的门徒如何虔诚地生活，他不去草拟生活组织计划，更不鼓励他的门徒以暴力对抗异端。他创造的圣方济会对他的教义所作的解释，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自由主义对于一个急于依宗教信仰模式调整其行为和处理其个人事务的人不加任何阻碍。这种模式是他个人或他所属的教会或宗派对某种信仰的解释。但是如果企图借宗教的直觉和启示来压抑社会福利问题的理性讨论，自由主义却要强烈地反对。自由主义不介入任何人的离婚或节制生育的行为，但对那些企图阻止他人自由地讨论这些问题的人，它却会加以抨击。
在自由主义者看来，道德律的目标在于引导个人调整自身行为以适应社会生活，并预防一切有害于社会和平与合作的维持及人际关系之改善的行动发生。自由主义者们欢迎宗教教义对于这种道德律给予的支持，但是他们反对那必然引起社会解体的一切规范，不管它们是否来源于宗教。

有一种歪曲事实的说法来自神教政治的拥护者：自由主义是攻击宗教的。实际上，凡是教会的教义干涉到世俗问题的地方，不同的教会、宗派之间往往互相攻讦。通过倡导政教分离，自由主义意在使各教派间建立起和平的关系，使得每一个教派都有机会相安无事地传播各自之福音。

自由主义也是理性主义的，它坚持认为，说服大多数人相信在社会架构里和平合作比相互争斗和社会解体，更能增进他们正确理解的利益。这是件可能的事情。自由主义充分信赖人的理性。这种乐观主义也许缺乏根据，乃至自由主义者也许置错。但除此之外，人类前途再无其他之希望。

人的行动学和经济学的主要目的，就是用一贯而正确的意识形态取代常见之折中主义的相冲突的教条。除了理性提供的手段外，更无其他方法能避免社会的解体和保证人类境遇之稳定改善。人们必须尽其心智所能去彻底探究有关问题，而决不可轻易接受前人遗传下来的任何结论，也决不能松懈其扫除谬见和寻求最正确认识的努力。人们必须揭发伪科学，发扬真理，以对抗谬误。

对纯知识之问题必须用纯知识的方法来对待。如果把它们看作道德问题，并把支持相反意识形态的人贬抑为恶人，则是很不幸的。坚持我们之所求为好，而反对者之所求为坏，同样无济于事。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恰好就是判断何为好何为坏。宗教团体和马克思主义所固执的僵硬教条，终将引发不可调和之冲突。因为他们总是先发制人地把所有反对者斥为恶人，怀疑后者的真诚，并要求其无条件地投降。凡在这种态度流行的地方，社会合作就不可能出现。

还有一种不好的倾向，正如当今所流行的，是把其他意识形态的支持者贴上精神病人的标签。在精神病理学上，神智健全和神智错乱之间的界线是模糊不清的。外行人对这一精神病理学基本问题横加干涉是再荒谬不过的了。然而，如果仅凭某人执错误见解并照之行事之事实，判断其为精神病患者，那么，我们就很难发现具备理智和正常思维的人了。因而我们也只能把前辈称为精神病人，因为他们关于自然科学问题的观念及相应采用的技术有别于我们。而后辈也可以同样的理由称我们为精神病者。人孰能无过？如果把犯错误看作一种精神滞碍的特征，那么谁都可以被称为精神病患者。

那些不懂得经济理论的人们一般都相信，信用扩张和通货的增加，是能够把利率降到永远低于自由之资本金借贷市场所达到的高度以下的有效方法。这种理论绝对是一种幻想。但它却牵引着几乎所有现代政府的货币和信贷政策。现在，在这些邪恶意识形态的基础上，无法有效地反对由蒲鲁东、索尔维、道格拉斯等其他所谓改革家推举的计划。他们只不过比其他人更具条理。他们希望把利率降到零，因而一举消解“资本”的稀缺性。凡欲批驳他们的人，必须首先攻击那些作为某些大国之货币信贷政策之基础的种种理论。

社会乃人类行动之产物。人的行动受各种意识形态的指导。因而社会和社会事物之任何具体秩序皆某种意识形态的结果。但意识形态却非如马克思主义者断言的那样，是某种特定社会事物的结果。的确，人类的思想和观念不是孤立个体所能产生的。思想也只有通过思想家的合作才能有所推进。如果一个人的理智活动必须从头开始，那么他就不会有什么进步，一个人在思想上有所作为，只能是因为他的努力得到了前辈的帮助，正是前辈提供了诸种思想工具，诸种概念和术语，以及提出了未解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