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教条即是说，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里，劳动才有负效用，而在社会主义制度里，劳动纯粹是一种欢愉。我们可以不管那位可怜的精神病者傅立叶的信口雌黄。但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却与乌托邦思想目标类似。这一主义的最重要的一些拥护者，如恩格斯和考茨基，都曾明白无误地宣称社会主义政权的一个主要效应就是把劳动从痛苦转为欢乐。

那些能产生即时满足的因而成为欢乐和愉悦之直接源泉的活动，在本质上与劳动和工作大异其趣。但这一事实常常被人忽视，而且肤浅的讨论也无法认识其间的差异。星期天在公园的湖上驾一只独木舟游玩，只有从流体力学的观点来看，才可与船夫和船奴的划船同日而语。当你把它作为一种可达成之目的的手段来判断时，它就像一个散步者哼唱抒情曲与一个歌星在剧院演唱同一抒情曲之间的差别。那星期天悠闲荡舟湖面的人与信步哼唱的人，从他们自己的活动中直接获得满足，而非间接获得满足。因此他们做的不是劳动，不是运用他们的生理功能达成某些目的，而只不过是这些身体功能的简单运动。它不仅仅是娱乐，其本身就是目的。它是一种自娱而不具有任何其他功效。正因为它不是劳动，我们就不能称其为直接满足性劳动。

有时一个肤浅的观察者会以为别人的劳动能引起直接满足，因为他自己喜欢与这类劳动表面上相似的游戏。正如儿童喜欢玩教课、当兵和驾火车的游戏那样，成年人也有自己的爱好。他们会以为火车司机开动和驾驶机车，与他自己玩火车玩具时一般快乐。一位簿记员在匆匆上班路上看见巡逻的士兵就会心生羡慕，他以为这个巡逻兵在其责任区里闲逛着就能领到薪水。殊不知这个巡逻兵也在嫉妒这个簿记员，以为他置身温度适宜的房间内坐在舒服的椅子上，随意涂画就能赚得工资。把别人的工作误解为消遣的想法不足称道。

但也确有提供直接满足的劳动。在特殊条件下，有些种类的劳动其某一小部分能提供直接的满足。但这些劳动量是如此微弱，以至于不足以在复杂的人的行动和满足欲望的生产中发挥任何作用。劳动具有负效用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特征。人们以带有负效用的劳动交换劳动的产品；劳动对他们而言是间接满足的一个来源。

在社会经济组织方面，有主张生产资料私有权的自由主义者，有主张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者，还有主张第三制度的干预主义者，后者自称既非社会主义也非资本主义。在这些党派的冲突中，也添杂着许多基本哲学问题的争论。人们谈论的话题有真实的自由、平等、社会正义、个人权利、社群主义、团结工会以及人道主义等。但每一政党都企图借助理性方法和历史经验以表明他们推荐的制度能够使国民更为富足。他们告诉人们，他们的政纲的实现将提升国人之生活至更高的水准，而其他政党之纲领的实现则不能。他们又坚持宣扬他们的计划快捷而有效。显然，政党之间的差别不在于目的，而在于手段。他们都自诩以大多数国民的最高物质福利为自己之宗旨。

国家主义者强调，不同国家间的利益冲突是不可协调的，而另一方面，一国国民之正确理解的利益在国内却可彼此和谐。一个国家的繁荣只能以他国的利益损失为代价。国家昌盛，个人才过得上好日子。自由主义者则持不同观点。他们认为，不同国家之间利益之和谐的达成，决不亚于一国内各党派、阶级以及阶层之间利益的协调。他们还认为，和平的国际合作比国与国之间的冲突，更适于实现他们和国家主义者都欲实现的目的——其母国的福利。他们之主张和平与自由贸易，亦不像国家主义指责的，自由贸易只能有损本国利益而惠及他国。相反，他们把和平和自由贸易视为使母国丰裕之最佳手段。区分自由贸易和国家主义的不是目的，而是使双方都能实现自身目的的手段。

宗教教条之间的冲突是无法用理性的办法来解决的。宗教冲突，本质上难以和解并且不可调和。然而只要某一宗教团体一进入政治行动领域，并试着去解决社会组织的问题，它就必然要考虑世俗问题，尽管这样做会与它的信条和戒规相冲突。没有一个宗教在其教外活动中敢于坦白告诉人们：实现我们的社会组织计划将使你们贫困，而有害于你们的世俗福利。那些始终如一、恪守清贫生活的人们退出政坛而离群索居。但那些旨在传教并影响其教徒之政治社会活动的教会和宗教团体则采取了世俗行为的原则。在处理人们的世俗生活问题方面，他们与任何其他政治团体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在游说宣传时，他们对于许诺给其教众的物质福利甚至比其对天堂之福更加强调。

社会合作是达成人类所有目的的手段，对这一经理性考虑而得出的结论置之不理的，只有一种世界观，即否认一切世俗活动。由于人是一种只有在社会中方能发展的社会性动物，因而所有意识形态都必须承认社会合作的特殊重要性。它们必须以提供最满意的社会组织为宗旨，并赞同人类对改善自身物质福利的关心。如果说它们彼此间有差别，那不是世界观和超理性讨论之问题上的差别，而是有关手段和途径的不同使然。而这种意识形态上的敌对是可以借助人的行动学和经济学的科学方法作彻底检讨的。

有些精神病医生把那些拥护纳粹主义的人称为精神病人，并企图用治疗学的程序加以诊治。这里我们又面临了同样的问题。纳粹的学说是邪恶的，但它们本质上与那些受他国舆论所赞成的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并无二致。纳粹的特点仅在于把那些意识形态坚决应用于德国的特殊情况。正如当代许多其他国家一样，纳粹分子也希望政府控制工商事务和本国经济的自给自足。他们的政策的明显标志是：他们拒绝承认也不默认，如果他国采取同样的体制将使他们不利。如其所言，他们不准备永久陷入一种人口过多的境地，以免本国的劳动生产力低于他国。他们相信本国众多的人口、战略上的地理优势以及天生而就的英武之师，足以使他们有机会用侵略的办法去拯救他们悲叹的不幸。

由此可见，凡是接受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并视其为真理和他所在国之政策标准的人，就不可能驳斥纳粹党从这两种主义推导出的结论。对那些已经接受了这两种主义的国家而言，抗拒纳粹的惟一办法就是在战争中打败它。而且只要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之意识形态在世界舆论上占上风，德国人或其他国家的人，一有机会就会一再尝试靠侵略和征服达成目标。如果我们不彻底探究侵略心理之所产生的那些意识形态的荒谬性，就无望根除这侵略的心理。但这并非人的行动学的任务，而是经济学家要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