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觉大多数人都没有说到点上啊，从我的认知里面来说。他们相信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什么狗屁是因为他们什么都没有看过，每天复读复读其实连这些东西有没有看过有没有看明白都不清楚。我的概况是；中国这个地方没有教育，有的只是加强 集权统治的各种方法和手段。反复的灌输，不停的拷打，不停的政治运动，只要敢反对中央的思想或者政策全部打倒。我看过一个说法就是社会是{政府，市场，宗教，文化}的集合。各个部分都有自己的力量互相制衡。但是在中国的几千年集权专制之下全部都要打压， 打压宗教，打压文化，最后到了毛时代强化到打压个人，各种文革斗人三天三夜拷打不停息。在这种情况下是几乎不可能有个人思想的，他们嘴巴里说出来的不是思想更像是在复读一些东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教育出来的不是能从事极具创造力的知识分子，中国这种锻造的环境下创造出来的机械部件齿轮罢了 。其实蜡友们的思想可以说是千篇一律，只要看过几个党报大概就能摸清楚他们的尿性，甚至于猜到他们下一句话要说什么。
引用【墓碑】：父亲饿死，我很悲痛，但没有丝毫埋怨政府。我不认为这和政府有什么关系。也不认为这和「三面红旗」有什么关系。我对当时宣传的「大跃进」的成就、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依旧深信不疑。我不知道更远地方发生的事情。我以为我家乡发生的事是个别现象。我以为父亲的死只是我一个家庭的不幸。想到伟大的共产主义即将到来，家庭的这点不幸算什么？党教导我遇事要牺牲「小我」，维护「大我」，我绝对听党的话。这种认识一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时，党团组织灌输什么，我没有任何怀疑，都全盘接受。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小学考初中获得全县最高分，名列第一。小学加入少先队队，初中加入共青团，从小学到大学一直当学生干部。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时，党组织说右派分子坏，我就认为坏。１９５８年大跃进，我也是学校里的积极分子。我写的赞美大跃进的诗曾送到黄冈地区教育展览馆。当时我是团委宣传部长，兼任学校《青年共产主义者》油印小报的主编。白天参加劳动，晚上编报纸。１９５９年元旦，我为这张报纸写《元旦献词》，热情地歌颂「大跃进」。在全校庆祝新年的大会上，校长王占崧一字不差地宣读我写的这篇文章，作为向全校师生的献词。我做这些都是真诚的，没有丝毫功利目的。父亲的死，虽然我很悲痛，但没有减弱我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当时大批青年人也积极地投入了「大跃进」，他们自己和家人都在挨饿但没有怨言，他们也是真诚的，共产主义在鼓舞着他们，他们中的很多人愿意为共产主义这个伟大的理想而献身。我之所以真诚地支持「大跃进」，除了共产主义理想的鼓舞以外，还因为无知。
我１９５４年离开乡村进入县城上学时，是带着一片空白的头脑离开农村的。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政权以后，一方面封锁了来自境外的一切理论和信息，另一方面又全面否定了中国传统的道德标准。政府既垄断了信息，又垄断了真理。中共中央既是权力中心、真理中心，又是信息中心。一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都全力论证共产党政权的正确性；一切文化艺术团体，都竭尽全力地歌颂中国共产党；一切新闻机构，都发布证实中国共产党英明、伟大的新闻。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把树立学生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当作第一要务。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文艺团体、新闻机构、学校，都成了中国共产党垄断思想、垄断精神、垄断舆论的机器，都在时时刻刻地塑造着青年人的灵魂。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也为当「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自豪。在思想和信息封闭的条件下，中央政府利用这些垄断机器，长期灌输共产主义价值，排除和批判其它价值。这样，在无知青年的头脑中造成了一种鲜明而强烈的是非和爱憎，形成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强烈渴望。这时，如果有反对这种理想或与这种理想不一致的言行出现，必定受到群起攻击。除了社科、新闻、文艺、教育的强力灌输以外，组织灌输更为有效。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都有一批核心人物，核心人物周围又有一批骨干分子，一层控制一层，一层效忠一层。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成百上千次的大小会议，表彰和批评，奖励与惩罚，把青年人的思想引上了单一的轨道。一切与共产党不同的看法，都被消灭在萌芽状态。当时我真诚地相信，近百年来受帝国主义欺凌的、积贫积弱的中国，通过「三面红旗」，能够进入社会主义，进而实现人类最高的理想－－共产主义。为了这个崇高的理想，眼前的问题算得了什么？我不怀疑「三面红旗」，除了无知以外，还有一原因，这就是整个社会强大的政治压力，使我不敢怀疑。很多残酷事实在我眼前发生。万尚君，是比我高一届的同学，因称赞铁托一篇批评「社会主义阵营」的长篇讲话，失去了考大学的机会。他考初中时是全县第一名，我是继他之后的第一名，所以我们很熟悉。他学习成绩优异，读书多而勤于思考，仅十七岁因独立思考就失去了前程。１９５９年春天，有人在厕所的隔板上发现了「打倒毛」三个粉笔字，惊恐万状，急忙报告学校领导，学校急忙报告公安局，公安局很快侦破，原来是一位比我高一班的同学写的，他因饥饿而不满，借此发泄。我亲眼看到他带上手铐被投进了大狱。不停顿的革命大批判，耳闻目睹的严酷惩罚，使人们产生了一种恐惧心理。这种恐惧不是看到毒蛇猛兽那种陡然产生、陡然消失的恐惧，而是化解在神经和血液中，成为每个人的生存本能。人们像避开炽热火焰一样而避开政治危险。在皇权思想有深厚土壤的国度里，人们本来视中央政府的声音为权威，中国共产党利用中央政权这个「神器」，向全民灌输单一的价值。经历简单的青年人真诚地相信这些灌输，而那些有一点阅历的家长，或是对「神器」的迷信，或出于对政权的恐惧，努力防止自己的孩子出现与政府不一致的思想，总是要求自己的孩子顺从，听话。１９６０年我考上了北京清华大学。一进学校，就参观清华大学反右派展览，进行忠诚教育。接着下乡劳动５０多天，一方面接受劳动教育，一方面开展保卫「三面红旗」的辩论。虽然我们饥肠辘辘，但不怀疑「三面红旗」。这所历来以思想开放著称的大学，却十分封闭。清华大学历来有很多名教授，但我们只是从毛泽东的着作中知道闻一多和朱自清，不知道陈寅恪，不知道吴宓。清华大学图书馆藏书很多，但我们能借到的书，除了工程技术书籍以外，只有与共产主义有关的书。清华的两位校友杨振宁和李政道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学校不仅对这件事秘而不宣，还在团干部会上吹风：这两个人思想反动，不要像他们那样走「白专」道路。在大学期间我还是很听话，一直担任团支部书记，１９６４年５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的人们认为我们这些青年很单纯。是的，我们的「单」，是指脑子里只有舆论机器所灌输的信仰，信仰是单一的；我们的「纯」，是除了当时舆论所灌输的思想以外，再没有别的东西。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把在新政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塑造成这个政权的忠实信徒。如果在这几十年内不发生什么大事，这个政权能稳固存在，我们这一代人就终生持有这种信念。
更多...引用【墓碑】：父亲饿死，我很悲痛，但没有丝毫埋怨政府。我不认为这和政府有什么关系。也不认为这和「三面红旗」有什么关系。我对当时宣传的「大跃进」的成就、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依旧深信不疑。我不知道更远地方发生的事情。我以为我家乡发生的事是个别现象。我以为父亲的死只是我一个家庭的不幸。想到伟大的共产主义即将到来，家庭的这点不幸算什么？党教导我遇事要牺牲「小我」，维护「大我」，我绝对听党的话。这种认识一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时，党团组织灌输什么，我没有任何怀疑，都全盘接受。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小学考初中获得全县最高分，名列第一。小学加入少先队队，初中加入共青团，从小学到大学一直当学生干部。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时，党组织说右派分子坏，我就认为坏。１９５８年大跃进，我也是学校里的积极分子。我写的赞美大跃进的诗曾送到黄冈地区教育展览馆。当时我是团委宣传部长，兼任学校《青年共产主义者》油印小报的主编。白天参加劳动，晚上编报纸。１９５９年元旦，我为这张报纸写《元旦献词》，热情地歌颂「大跃进」。在全校庆祝新年的大会上，校长王占崧一字不差地宣读我写的这篇文章，作为向全校师生的献词。我做这些都是真诚的，没有丝毫功利目的。父亲的死，虽然我很悲痛，但没有减弱我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当时大批青年人也积极地投入了「大跃进」，他们自己和家人都在挨饿但没有怨言，他们也是真诚的，共产主义在鼓舞着他们，他们中的很多人愿意为共产主义这个伟大的理想而献身。我之所以真诚地支持「大跃进」，除了共产主义理想的鼓舞以外，还因为无知。
我１９５４年离开乡村进入县城上学时，是带着一片空白的头脑离开农村的。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政权以后，一方面封锁了来自境外的一切理论和信息，另一方面又全面否定了中国传统的道德标准。政府既垄断了信息，又垄断了真理。中共中央既是权力中心、真理中心，又是信息中心。一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都全力论证共产党政权的正确性；一切文化艺术团体，都竭尽全力地歌颂中国共产党；一切新闻机构，都发布证实中国共产党英明、伟大的新闻。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把树立学生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当作第一要务。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文艺团体、新闻机构、学校，都成了中国共产党垄断思想、垄断精神、垄断舆论的机器，都在时时刻刻地塑造着青年人的灵魂。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也为当「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自豪。在思想和信息封闭的条件下，中央政府利用这些垄断机器，长期灌输共产主义价值，排除和批判其它价值。这样，在无知青年的头脑中造成了一种鲜明而强烈的是非和爱憎，形成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强烈渴望。这时，如果有反对这种理想或与这种理想不一致的言行出现，必定受到群起攻击。除了社科、新闻、文艺、教育的强力灌输以外，组织灌输更为有效。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都有一批核心人物，核心人物周围又有一批骨干分子，一层控制一层，一层效忠一层。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成百上千次的大小会议，表彰和批评，奖励与惩罚，把青年人的思想引上了单一的轨道。一切与共产党不同的看法，都被消灭在萌芽状态。当时我真诚地相信，近百年来受帝国主义欺凌的、积贫积弱的中国，通过「三面红旗」，能够进入社会主义，进而实现人类最高的理想－－共产主义。为了这个崇高的理想，眼前的问题算得了什么？我不怀疑「三面红旗」，除了无知以外，还有一原因，这就是整个社会强大的政治压力，使我不敢怀疑。很多残酷事实在我眼前发生。万尚君，是比我高一届的同学，因称赞铁托一篇批评「社会主义阵营」的长篇讲话，失去了考大学的机会。他考初中时是全县第一名，我是继他之后的第一名，所以我们很熟悉。他学习成绩优异，读书多而勤于思考，仅十七岁因独立思考就失去了前程。１９５９年春天，有人在厕所的隔板上发现了「打倒毛」三个粉笔字，惊恐万状，急忙报告学校领导，学校急忙报告公安局，公安局很快侦破，原来是一位比我高一班的同学写的，他因饥饿而不满，借此发泄。我亲眼看到他带上手铐被投进了大狱。不停顿的革命大批判，耳闻目睹的严酷惩罚，使人们产生了一种恐惧心理。这种恐惧不是看到毒蛇猛兽那种陡然产生、陡然消失的恐惧，而是化解在神经和血液中，成为每个人的生存本能。人们像避开炽热火焰一样而避开政治危险。在皇权思想有深厚土壤的国度里，人们本来视中央政府的声音为权威，中国共产党利用中央政权这个「神器」，向全民灌输单一的价值。经历简单的青年人真诚地相信这些灌输，而那些有一点阅历的家长，或是对「神器」的迷信，或出于对政权的恐惧，努力防止自己的孩子出现与政府不一致的思想，总是要求自己的孩子顺从，听话。１９６０年我考上了北京清华大学。一进学校，就参观清华大学反右派展览，进行忠诚教育。接着下乡劳动５０多天，一方面接受劳动教育，一方面开展保卫「三面红旗」的辩论。虽然我们饥肠辘辘，但不怀疑「三面红旗」。这所历来以思想开放著称的大学，却十分封闭。清华大学历来有很多名教授，但我们只是从毛泽东的着作中知道闻一多和朱自清，不知道陈寅恪，不知道吴宓。清华大学图书馆藏书很多，但我们能借到的书，除了工程技术书籍以外，只有与共产主义有关的书。清华的两位校友杨振宁和李政道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学校不仅对这件事秘而不宣，还在团干部会上吹风：这两个人思想反动，不要像他们那样走「白专」道路。在大学期间我还是很听话，一直担任团支部书记，１９６４年５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的人们认为我们这些青年很单纯。是的，我们的「单」，是指脑子里只有舆论机器所灌输的信仰，信仰是单一的；我们的「纯」，是除了当时舆论所灌输的思想以外，再没有别的东西。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把在新政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塑造成这个政权的忠实信徒。如果在这几十年内不发生什么大事，这个政权能稳固存在，我们这一代人就终生持有这种信念。
评论
22-04-19
你想不通的话，建议你去看看国外的分析中国历史的书籍。
早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外国市场经济学家就把中国独裁统治的底裤都扒下来了。
比较著名的有个学者写的《必须保卫社会》
英文是什么我忘记了，记起来再给你回复。
==================================================
我的观点是：
腊肉思想是和大陆文明臭味相投的。
就好像是烂P必须要臭屌子肏才会觉得舒坦。
整个社会运转机制都是14亿奴隶服务最少的特权阶层。
你说你也想做特权阶层？！
那是百日做梦，特权阶层思想控制就是让你觉得你可以做特权阶层，但只是冷眼嘲笑你不自量力。
毕竟特权阶层就是靠着特权吃饭的，他们没有美国资本寡头那样的财富，权利格局颠覆就更加危险。
因为他们知道一旦控制不住奴隶的思想，奴隶完全有能力冲上来把他们生吞活剥然后自立门户。
这种危机加持下，刑平这类的统治阶层，对任何人都是怀疑态度的。
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只有天天内斗。
作为屁民呢？从小受到各种思想压榨，房贷车贷996之后，唯一期盼可以达到的，就是继续做我能成为特权阶层的美梦。
所谓屠龙人终成恶龙，这话完全足够讽刺独裁政权通知的社会奴隶了。
更多...早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外国市场经济学家就把中国独裁统治的底裤都扒下来了。
比较著名的有个学者写的《必须保卫社会》
英文是什么我忘记了，记起来再给你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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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观点是：
腊肉思想是和大陆文明臭味相投的。
就好像是烂P必须要臭屌子肏才会觉得舒坦。
整个社会运转机制都是14亿奴隶服务最少的特权阶层。
你说你也想做特权阶层？！
那是百日做梦，特权阶层思想控制就是让你觉得你可以做特权阶层，但只是冷眼嘲笑你不自量力。
毕竟特权阶层就是靠着特权吃饭的，他们没有美国资本寡头那样的财富，权利格局颠覆就更加危险。
因为他们知道一旦控制不住奴隶的思想，奴隶完全有能力冲上来把他们生吞活剥然后自立门户。
这种危机加持下，刑平这类的统治阶层，对任何人都是怀疑态度的。
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只有天天内斗。
作为屁民呢？从小受到各种思想压榨，房贷车贷996之后，唯一期盼可以达到的，就是继续做我能成为特权阶层的美梦。
所谓屠龙人终成恶龙，这话完全足够讽刺独裁政权通知的社会奴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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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4-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