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帝国的遗产》内容简介：

　　中國人津津樂道的「強漢盛唐」，是指漢、唐兩個帝國文治武功的盛世榮景。中國史學界的主流看法，也都把唐視為和漢一樣是由漢人主導的中華帝國之巔峰。然而日本東洋史學界，例如杉山正明和森安孝夫均指出：以鮮卑拓跋部為主軸所形成的「代國—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隋—唐」雖是以中國風的王朝名來呈現，但實際上用「拓跋國家」來稱呼更為合適。他們承襲自匈奴以來的遊牧系武人的濃厚傳統及體質，其實是「異族們創造的新中華」。



韓國的資深唐史研究巨擘朴漢濟則提出了「胡漢統合」論。他認為結合胡人與漢人、武人與文人的「胡漢統合」勢力──「關隴集團」，是大唐帝國得以建立的關鍵，也是理解大唐的核心元素；正如同史家陳寅恪對關隴集團的敘述：「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啟，擴大恢張，遂能別創空前之世局。」



「漢化」並無法解釋大唐的出現，真正的解釋是「胡族的華化」。


胡族進入中國社會，對中國造成極大的影響。胡族並不執著於華夷之辯，不仇視中國固有的文化傳統，相反地，他們想要接受好的那一部分。為了統合、團結境內的所有人，自我改變是必要的條件。從前，胡族的這種態度被稱為「漢化」，但這樣的變化其實不只是單純「漢化」而已，而是更深的「文明化」，最終產生「中華化」的結果；另外一方面，漢人的胡化也是一種真實的存在，二者形成「雙向同體渦旋互生」的交融模式。而這些以胡漢問題為軸心所產生的種種社會現象，他將之稱為「胡漢體制」。



美國哈佛大學的包弼德教授也認為，使用「文明化」代替「漢化」一詞時，意味著少數的胡族跟多數的漢族在中國土地上共存，其最終的目標是達到所謂的「統合」。但必須說明的是，主導這個統合過程的人是胡族，而不是漢人。「中華」或「中華主義」等詞彙的內涵，也不是固執於漢族之物。「中華」也不是民族。然而今天的中國創造出了所謂「中華民族」這個詞彙，是故意混淆「國民」與「民族」而創造出來的詞彙，它在邏輯上並不存在。


綜觀中國史，大唐帝國算是成功的帝國，雖然外族被賦予了相當程度的自治權和平等權，這在唐代以前是不可能看到的現象。但是唐代仍無法發展出像羅馬帝國那樣，漢族與外族同樣適用、一起參與的「市民權」（公民權）概念。和羅馬體制不同，唐代標榜「一君萬民」的皇帝體制是其根本上的弱點。所以，當胡（外國人）被排擠，胡漢之別被強調之時，統合力量自然變得薄弱，這正是安史之亂後出現的情形，也是中國日益邁向純粹漢人社會、強調華夷之辯的宋代的原因。而這也正是當今中國仍有待解決的問題。



天子，是南方農耕民（漢人）對於皇帝的尊稱；可汗，則是北方遊牧民（胡人）對於君主的尊稱。唐太宗被視為「天可汗」，後來多位唐皇帝也繼承此一稱號。由此看來，大唐帝國毫無疑問是一個胡漢統合帝國——皇帝既是農耕民的天子，也是遊牧民的可汗。



在秦漢以後的歷代王朝中，除了開國國君，少有皇帝御駕親征，但對唐的皇帝來說，率兵打仗卻是日常的軍事行為，透過遊牧型君主「親征→掠奪→班賜」的領導方式，統御帝國子民。另外，朴漢濟也精闢分析了皇后、太子、太子妃制度，從而解答「為什麼中國唯一的女皇帝──武則天，出現在唐朝，而非其他朝代」？在一個像美國一樣富有多元性的「胡漢複合社會」裡，大唐帝國應該如何管理？「大唐帝國的治術和經營」提供了精彩的答案。



那麼，為什麼我們要翻轉傳統的漢人史觀，改從胡人的角度重新理解唐？大唐帝國留給後世的遺產又是什麼？答案是，這是一個「開放的帝國」、「開放的社會」。成為開放社會的必要條件是「機會均等」，而基本條件則是「不靠關係」，讓人民依據實力、技能獲得評價。像高句麗人高仙芝、波斯人阿羅喊，都是因其特殊身分或特殊才能而在唐朝廷中活躍的典型人物。


因為胡漢統合的唐朝廷具備包容差異、海納百川的開放態度，才能造就大唐盛世，這不僅是大唐帝國給予後人的啟示，也是本書的重要結論。細數中國土地上的歷代王朝，不難發現凡是一味追求「漢族正朔」者，終究會遭致覆滅，而強調「胡漢一家」者，則注定走向富強之路；大唐帝國的興衰存亡，值得我們借鏡省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