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需要下一个定义：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差异并不局限在身体层面，而更多体现在社会义务与精神伦理之上。
这一点在今天尤其重要，因为生理上的性别已经被证明可以通过科技手段改变。
如果性别仅仅是身体结构，那么这种改变将具有决定性意义；但如果性别更深层的根植于精神结构与社会责任之中，那么身体的变化就无法触及问题的核心。
在确立这一前提之后，才有讨论男女差异的必要与可能。
在正常、传统的语境下，男性一般代表着秩序本身。
他不仅要保护自己，同时也要保护女人；他拥有自由，但这种自由以承担失败的风险为前提。
风险、责任、自由，构成了男性身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而女性则恰好相反。
在传统结构中，她更多是男性秩序的消费者，是被保护者。
她并不真正拥有与男性对等的自由，但也正因如此，她通常不被要求承担那些由男性引来的风险与失败后果。
两者之间的差异，并非尊卑意义上的，而是责任分配意义上的。
有了这些定义，才能回过头来观察这个时代的男女差异。
先说洼地这个地方。
在这里，上述定义依然适用，只不过需要更换称呼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
我一直不认为，除了极小部分的共产党外的支那人，有必要在精神意义上区分男女。
原因正在于此：
无论是墙内的粉蛆、笔电男大、龟男、黄汉等等105种定义下的男性，还是墙外的各种民逗、黄佐、看黄粉蛆等等106种定义下的男性，其精神本质，与墙内外各种集美、猪妹、母狗等等211种定义下的女性，并无区别。
这些人，放回前面关于性别的定义中，全部符合女性标准。
这里需要补充一点：
社会给予人的身份定义，本身会反过来塑造人的精神世界。
在之前的语境中，女性常被认为是不可理喻的、歇斯底里的、喜爱幻想的生物。
这种传统的女性思维模式，在我前面提到的那些人身上是普遍存在的。
因此，这些人之间的性别角色在精神层面上是可以随意切换的。
只要通过科技手段改变其生理结构，角色转换便可完成。
举个例子：
一名喜爱微博打拳的集美，某天醒来发现自己多了根鸡巴，它便可以毫无立场损失的站到之前痛骂的笔电男大的立场上。
哪怕这是DNA级别的改变，对这名集美而言，也并不构成根本性的变化。
它的思维依旧是以前的思维，它的言行依旧是以前的言行，唯一改变的只有攻击对象。
在这种情况下，再去事实性的区分它们的性别，并试图对其中某一个性别加以解释或讨论，本身就已经陷入了一种错误。
因为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这种性别角色的切换，对它们而言并不伴随任何风险与责任的后果。
如果把这套逻辑放到现在的西方——这套传统价值观的发源地——就会发现情况虽然稍好，但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人类自带的那种自毁情结，终于在上个世纪迈出了目前看来跨度最大的一步：
赋予没有成熟政治能力、没有承担过责任的女性以统治人类的权力——女性投票权。
其后果也是极其惨重的。
进入21世纪，人类引以为豪的成果——全球化——反而成为了阉割男性的现代化推手。
在这套系统中：不享有以前那种自由的男性不再有保护的义务；不再承担失败的风险；所有曾经被视为男性美德的东西，在现代话语中被统一打包为“有毒的大男子主义”。
男性不再是秩序的承担者，而是被进步秩序视为与女性完全一致的——被照料、被解释、被保护的对象。
这套系统真正的风险在于：
原本作为秩序消费者的女性，从未认真考虑过、但却真实存在的问题——秩序从何而来。
当一个社会中，所有人都只被塑造成秩序的消费者，而不再存在秩序的承担者，其结局必然不会太好看。
这一点，东亚洼地，已经给出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