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00:00]主持人：阿姨您好，观众朋友们好，我是Edward。上周虽然有很多新闻大事发生，但是我看到一个会员朋友的问题很有感触，就想先来请教您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而且我想您的很多观众也都是能够感同身受的。这位会员朋友问，如何应对自己的一种虚无感？不是偏向哲学讨论，而是偏向于个人的心理问题。简单的说，他感觉自己可能是通过您的教导，知道了更多的历史上的残酷，有一种看破红尘的感觉，觉得现实中的事情大致如此，一切都没有什么意思，地球只是一种监狱的感觉；而且精神上有一种摆烂的状态，没有了以往不能够不断突破认知、建立新思维的一种新鲜感。这是不是一种获得知识以后无法避免的代价呢，有没有办法能够调适这样一种心理？

[00:01:03]刘仲敬：这个不是获得知识。你要明白获得知识是什么意思，获得知识指的是比如说，像华盛顿或者杰弗逊那样的地主，所谓的获得知识就是，我作为本地本庄园最有文化的人，我想建一个房子，我就自己动手画一个设计图，然后找了一些工人，这些工人中间有一部分，至少干粗活的那些人就是本庄园的黑奴或是佃农之类的；一面干一面看效果如何，如果效果不好的话，我就要修改我的设计图，我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的话，我就要去请教相应的专家或者是寻找相应的专家，这样一步一步我就把房子修成了。或者说我想提高我农场的产量，那么我就要去想办法寻找像卢瑟·伯班克（Luther Burbank）这样的育种专家，或者自己去找什么良种之类的，自己去了解市场之类的东西。这个东西才叫知识。

[00:02:09]你从别人那里听到了一些话，你自己没有去核实过，然后仅仅是因为你以前没有听到过这些话，然后现在你听到了你觉得新鲜；然后你在新鲜的那一刻，觉得，A，有一种愉悦感，B有一种我知道了，还有其他sb、后知后觉的人不知道的高人一等感；然后过去的这个颅内高潮时间，然后你又什么也没有了。这种所谓的新鲜感，其实跟男人碰上一个新鲜的女人的感觉是一样的，或者是小孩碰上一个新鲜的玩具是一样的。该玩具并不比你原先的老玩具好，这个新女人也并不比你的妻子或者是你熟悉的女人好，它唯一的优势就是你以前不认识它，然后像正常情况一样，新鲜了两秒钟以后，然后你由新鲜转为熟悉以后，你又厌倦而空虚了。因为在我所在的生活环境中，我接受的一套是那样，我已经熟悉而厌倦了，然后有人给我搞了一些新东西出来，我立刻就动摇了，去投靠那些新东西，这种人一般很少有好下场的，这种人——

[00:03:27]比如说，一个人得到的思想体系，从法律和外环境上，那可以说是，A，其实是你的父母和社区教给你的，他们是有自由的，并没有什么国家统一计划诸如此类的；B，是某一个像共产党这样的洗脑政权强制性交给你的。但是对于你这个小孩子来说，这没什么区别，反正像所有的小孩一样，你对你自己亲自接触过的东西，比如说玩具啦小伙伴之类的，你有真正的知识。所谓真正的知识就是，有文化的农场主华盛顿和杰弗逊这样的那种知识，他们跟黑奴不一样。我们可以假想，如果黑奴种了棉花或者小麦，那是因为他们的上级让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也不知道这样做会有什么后果，也不知道改一个方法有什么后果，所以他们即使是改良品种，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们没有知识。有知识是指挥他们这么做的杰弗逊和华盛顿，他们知道这些工人、劳动者盖不同的房子有什么不同的后果、种不同的庄稼有什么后果，他们有知识，而且这个知识对他们是具有反馈性和互动性的。

[00:04:36]你这个小孩，对于你的小伙伴和你的玩具是有这样的知识，这就是你的真知识，这个真知识是在你经验范围之内的。超出你经验范围之外的事情，有人告诉你，你是中国人而不是日本人，你并没有抓住一个叫中国人或者日本人的东西，而且你也不认识任何日本人；然后到了中学年龄就有人教你恨日本人、教你中华民族之类的东西，然后你就渐渐接受了这一套；然后你到了大学年龄或者是大学以后的年龄，原来教给的你那些，那是意识形态，不是知识，因为它跟你的经验毫无关系，它教你是中国人也好、还是教你是土耳其人也好、还是大蜀民国人也好，你还是跟原来的小伙伴来往、干原来的那些事情，你只是出于习惯接受这一套体系。然后你突然听起了那些新东西、新的意识形态体系，跟原来的形态不同，而且仿佛很有道理的样子，然后你接受了这个新的意识形态，或者至少因为新意识形态的存在破坏了原有的意识形态，感到了兴奋感，尤其这个兴奋感跟青春期结合在一起的话，会有一种愉快的多巴胺反应。但是这个新东西跟你接受的旧东西一样，它不是什么知识，它是意识形态，它不是华盛顿和杰弗逊所有的那些知识，它跟你的日常生活并无任何关系。

[00:06:04]然后你突然发现，像我们敬爱的刘耀春（1971-）教授一样，他是一个老老实实的甘肃穷困地方的青年，碰巧幸运地生在改革开放时期的初期，那时候穷人家的子弟还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习在高考中获胜，战胜富人和权贵家族的子弟而进入精英阶级，换在现在那就是不可能的。然后那时候他还相信毛泽东是民族英雄，他不认识毛泽东、也不知道毛泽东干了什么事情，他只是从别人那里知道了这些。然后后来他变成了一个历史学家，自己有了一些考据能力，尽管他的专业是文艺复兴史、欧洲史，并不是中国近现代史，但是他有了一些考据方法就开始收集材料，然后他发现毛泽东是个大坏蛋，然后他变成了一个民小，这就是意识形态转化为知识的过程。刘耀春朋友在小的时候，说毛泽东是一个民族英雄，包括他刚刚当教授还跟意大利人争论，意大利人说毛泽东不是个好东西，他还要争论说毛泽东是我们中国的民族英雄，那时候他接受的毛泽东是个意识形态。后来他自己用他考证欧洲史的方法，因为那是他的工作，他知道怎样的研究历史，方法拿过来业余地，那不是他的工作，他只是因为跟人争论以后想要弄清真相，考证以后他发现了毛泽东的一些劣迹，包括毛泽东给自己公款私用造成的行动，然后他就用民小的意识形态得出毛泽东是一个大坏蛋的结论。在这个过程中，他获得了一些不同于意识形态的知识。

[00:07:49]但是你没有。你见过毛泽东的行动是什么样子吗？比如说，你TMD见过四川军阀是怎么干事情的吗？九人团和实业团（注：四川军阀的两个派系；陈贤庆，民国军阀派系，第13章，三）是怎么做事情的吗？刘湘为什么没有能够在威远县收税？这些东西对你来说不是知识，跟刘耀春不一样，对我是知识。对刘耀春来说算知识的东西，对你不是知识，你只是在听了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以后，然后又接触了刘耀春和秦晖的民小意识形态，然后又接触了我的诸夏意识形态，然后感觉到后面这两种比较新鲜的意识形态，比你习惯了、已经被同样的重复的东西、又跟生活没有关系的，同样重复了一百遍以后感到厌倦的老意识形态要更刺激，然后刺激完以后，新意识形态也变成老意识形态了，然后你又厌倦了，因为厌倦而感到空虚。

[00:08:41]华盛顿和杰弗逊不是这样的，刘耀春和我也不是这个样子的。刘耀春考证到了一些东西以后，他会忍不住根据毛泽东的行踪再去考证另外一些东西，然后他又会发现，毛泽东搞破四旧的文化之类的东西，也是言行不符诸如此类的，他在不断发现新的材料。所以对他来说是，他没有感到空虚，他因为好奇心而找到了一些材料，这些材料跟原有的认知不同的时候，他就搞了一套不是共产党的而是民小的认知结构，然后根据这个认知结构去找材料去了，他可以不突破自己的认知结构去不断找材料。

[00:09:17]而且我还可以再补充一句，你认为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不好，不是因为你真能突破这种意识形态，而是因为你处在被动接受意识形态的状态。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专家或者历史学家，比如说像是刘统啦，现在的刘统（1951-2022）、以前的范文澜（1893-1969）这种人，他们会像刘耀春和我一样，他们继续去找材料，并且用共产党的历史形态重新解释材料。比如说，一个共产党的历史学家，像刘统这样的人，他也会找到跟我和刘耀春找的同样材料，但是他会采取，A，我是一个有纪律的共产党员，我虽然发现毛泽东干的坏事，第一他是一个卖国贼，在满洲和其他事情上他出卖了中国的利益、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利益，但是这些事情我不想让人民知道，让人民知道对共产党的不利，不符合党性的原则。所以我不像刘耀春这个非党员一样到处去乱说，还跟自己的学生广播毛泽东如何不好，而是采取两面的做法：在我们党员的内部圈子，我承认这件事情存在，并想办法收拾后果，但对付群众，那些读了其他反动分子的书来说什么长春大屠杀（注：长春围城，1948）之类的人，我要一概否认毛泽东的罪行，我只讲毛泽东在长征中是怎样的英勇和英明指挥，也不提到那是苏联情报机构的功劳。尽量在无知的吃瓜群众当中维持党的利益和形象，这是我作为党员的义务，但是我作为学者，我还得工作呢、我还得收集材料呢，我收集到对毛泽东不利的材料，我就只在内部圈子里面说，收集到对共产党有利的材料，我就在外部说。因为我正在不断的工作当中，所以我没有空虚感，我在进行这种操作的同时是没有空虚感的。

[00:11:04]而刘耀春在做他的独立研究的时候，他也是没有空虚感的。而我也是。他找到的材料我全都有，但是我的解释方法不一样，而且我按照符合我自己政治利益的方法去。请注意，我跟刘统是一样的，说出真相但并非全部真相，比如说对四川军阀是有利的真相，我就会拿出去说的，无关紧要的东西我就不拿去说的。有些事情是可以双面解释的，我给你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什么叫做双面解释。比如说「麻风村」问题，共产党在占领四川以后，把四川的麻风病人抓起来，建立了一些集中营式的麻风村。好，如果让刘统来干，我必须说明刘统没有干过这种事情，但是跟刘统一样的共产党员兼学者是干过、而且会继续干这种事情的。他们会说，旧中国太坏了，除了传教士盖一些麻风病院以外，大多数麻风病人得不到救治；而传教士修了一些麻风病院，他们不是真的为了病人好啦，他们只是为了传播基督教啦，给病人一些好处，是为了在治病的同时向他们传播基督教的价值观。这话当然也有没错，但是传播基督教的价值观本身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帝国主义很坏，帝国主义即使干了好事也是很坏的。至于国民党嘛，国民党企图建立一些非宗教的麻风病院，但是成效很小，国民党没出息。

[00:12:45]只有共产党建政以后，我们第一，把传教士的麻风病院全都国有化了，把传教士赶走了。在我们没收来的新医院里面，我们不讲什么宗教，取得了反帝斗争的伟大胜利；而且我们不像国民党那样缺乏执行力，我们可以把所有的麻风病人强制关进集中营里面；但是因为我们没有钱，我们的资源是从传教士那里来抢来的，要国家自己出钱来，像传教士那样通过全世界募来的善款那样把麻风病人养起来治病，我们不能。我们让麻风病人自己劳动，像集中营的犹太人那样，把他们隔离居住起来。禁止他们跟正常人结婚养孩子，这样就可以避免传染，让他们在集中营里面自己劳动，这样我们就不用出钱了。同时，因为我们是一个穷国，而且我们也不愿意给病人更多的投资，所以我们不像是传教士那样用什么西药，而是用中草药来治疗麻风病人，而且写出文章来证明中草药治疗效果比西药还要好。用这种方式，我们最终消灭了麻风病，说明我们很伟大。刘统他们这种人就会这么解释：麻风病问题说明了，A、帝国主义的邪恶，利用救治麻风病，想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B、证明了国民党的无能，想要打倒帝国主义，但是却什么也没有做到；C、证明了共产党厉害，我们做到了国民党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而且打败了帝国主义。

[00:14:25]你让刘耀春来讲这个故事呢，他就会说：共产党太不讲民主了，虽然治病救人是对的，但是你把麻风病人强制关进麻风村像罪犯一样，这是侵犯人权；不准他们结婚，不准他们生孩子，这也是侵犯人权，根本就是共产党不讲法治的产物，他就会从这个角度来讲。而我呢，我会说，你看，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什么呢？共产党始终是想要用别人的钱来办自己的事情。用传教士建立起来的医院，全部没收了以后来对付麻风病人，而麻风病人在这样的医院里面得到的待遇显然是不如传教士时代，由吃西药变成吃中药，西药是真正管用的，而中药呢则是骗人的。我闭上眼睛也能猜出，这些中药治疗麻风病的胜利，跟毛泽东思想治疗精神病的胜利是一样的（注：人民日报，1971年8月10日），只不过以前的政治气氛容许你说毛泽东思想治疗精神病成功，现在你就只能说中药治疗成功了。共产党真正控制麻风病的成就来自于集中营式隔离，把你跟外界全部隔离了，敢逃出来就让军队去枪毙你，这种办法，通过隔离和麻风病人的绝育和自然死亡消灭了麻风病。

[00:15:59]差不多与此同时，全世界的麻风病都基本消灭，这是由于医药方面的进步；但是跟全世界大部分地方的麻风病人都是靠吃药治好了不同，而中国的麻风病人是靠吃中药作为安慰剂、再加上毛泽东思想，通过隔离圈禁的方法来消灭了麻风病。这才是共产党能够战胜国民党真正法宝，这一套集中营技术才是，它所依靠的就是它指控日本的731部队，但实际上不是日本人干的，而是他自己干的。用这一套绝妙的手段，他能够花别人的钱，用传教士的钱、不花自己的钱，让麻风病人自己劳动、自己挣钱养活自己，不像愚蠢的西方人那样，把麻风病人当成病人还要倒贴钱进去；同时，治不好病也没关系，我们可以撒谎，假装我们的中草药能够治病，同时通过麻风病人的自然死亡、逃跑的麻风病人枪毙这一套手段，有效地达到了同样的目的。这一套手段就是奴隶制国家的手段，这一套维持奴隶制国家的技术，才是共产党控制政权和整肃社会的真正法宝所在。我们要了解这一套真正的技术，它的强点和弱点在哪里。

[00:17:24]当然，我们要同时肯定，共产党的说法有一部分是对的。如果国民党执政的话，国民党心有余而力不足，它害怕得罪美国人，不敢像北伐战争时期那样大规模地没收教会财产，因此教会利用治疗麻风病和治疗其他疾病方式来传教的计划，还是会有一定的成就，也就是说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会有一定的成就的。同时，按照民小的方法，你解决不了成本问题。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有足够的钱来搞医疗福利保障，需要更高额的税收，这个问题是民小解决不了的。他们不愿意使用任何强制和暴力，但是不用强制和暴力的手段，依靠大清国和北洋军阀那种非常低的税率的话，是不可能筹集到足够的资金的，建立不起福利国家，就像它建立不起一个总体战的军事国家一样。而建立不起福利国家对战争没有什么影响，所以共产党也不想建立福利国家，但是不能建立起军事国家对战争有极大的影响，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就是成功地建立了军国主义的战时体制，才打败了不想建立军国主义体制的各路军阀、和想要建立总体战体制但没有成功的国民党的，这是一个关键环节。

[00:18:50]秦晖和广大民小所说的那些，中国没有西方大众民主国家的福利，但是有比他们更严密强大的军国主义体制，就是这些现象的产物，它是演化造成的。重点发展党军体制，需要的资源比既建立一战和二战那样庞大的军队、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又建立覆盖全社会福利机构要便宜得多，而且从战争角度来讲效果是一样的。当然，这样的结果是要把原先在政治斗争中处于旁观者地位的编户齐民，完全变成奴隶人口加以利用。所以，共产党对远东的征服具有演化意义上的合理性，而且，在这个体制已经建立的情况之下，你是不可能在不使用武力的情况下指望它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重新建立民小那种，比如说跟印度、马来西亚比较相似，军事上不花太多钱，但是社会福利方面尽可能地跟上秦晖他们所喜欢的那种「政右经左」——政治上讲自由民主，经济上接受一部分中左派社会民主派的观点、搞一些福利，不要像中国这样，在经济上方面是彻底的极右，一点福利都没有，政治上又是彻底的极左派，一点自由都没有。这种路线在演化当中是不可行的。

[00:20:37]唯一可能出现的就是，假如体制因为腐败、分裂和外部压力的情况下瓦解，比如说，你想在今天像当年管理麻疯村那样，严格管理非典或者武汉肺炎的病人，达到同样的效果，是办不到的，在涉及很多大城市和国际的贸易情况下，这样能够成功的时间是很短的。虽然有很多吹鼓手在防疫时期大肆鼓吹，你们应该对中国体制偷着乐什么的，但实际上中国体制没有坚持很久，大概只比西方多坚持了一两年就自己垮下来了。这件事情本身就表明，旧的列宁党体制在经过全球化改革开放体制以后，本身也已经无法恢复原先的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了。这些，A，对于野心家，B，对于想要避免自己受到损失、被迫受到波及的沦陷区人民来说的话，是有利用价值的。

[00:21:42]假如你是华盛顿将军或者是杰斐逊总统，你得到一些新知识，然后你就会写一个新的设计图、盖一个新房子、引进一些新的农作物，尝试一下这些实验田上的新的农作物效果怎么样。或者你是一个研究生，你去收集一些材料、做一些新的实验，然后评估，有问题的时候再去问那些你出了钱买来的导师，或者是如果你是自学的话，你就得自己想办法去找别的途径得到的知识，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得到一些默示知识（Tacit knowledge）。请注意，这些事情不是你听了——华盛顿将军不可能说，他从别人那里听到，欧洲人种出的燕麦比我原来种出的燕麦收成要好，然后我就会种了。不要说是这样，就算是有农业专家给你一份现成的操作手册，你在操作的过程中，你在实际真正种这些燕麦的时候你也会发现，情况跟你在操作手册上读到的不一样，还有很多操作手册上没有写的问题你会接触到，你要负责解决它。

[00:22:48]所有的知识都包括一部分的默示成分，换句话说，没有任何人能够写出一本足够详细的操作手册，让你真的可以像黑奴那样不动脑筋就把庄稼种出来。黑奴能够种出好的庄稼来，那是因为他们上面有有文化的地主在指挥他们的缘故，工人能够盖好建筑，是因为有董行的建筑师在替他们动脑子。就像白崇禧所说的那样，自古「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注：礼记·大学），你不可能先学会怎样养孩子然后再生孩子，你必须边干边学、取得默示知识，这种情况下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知识。而真正的知识会给你带来一种非常，就算不是充实，甚至可能说是麻烦、痛苦，以及解决解决具体的问题而带来的成就感。这种感觉可能是极其痛苦的，但是它不会是空虚的，空虚是你有力气没处使的时候才会产生出来的感觉，是你抓住了意识形态，却把意识形态当作知识的情况下才会产生的感觉。

[00:24:01]如果华盛顿将军，请注意，当时的美国人，比如说按照《华盛顿将军传》的作者华盛顿·欧文的看法，其实也是意识形态的俘虏（Washington Irving, The Life of George Washington, 1855–1859）。他们认为，美洲是一个落后区，一切都不如欧洲，我们永远不可能比得上英国人blahblah诸如此类的；甚至还说连美洲的动物，欧文是用嘲笑的手法描绘这种说法，美洲的动植物也不如欧洲的，我们天生就不行。好，这是所谓的「支黑」意识形态，在当时就是「美黑」意识形态，陷入这种意识形态以后你就会陷入空虚，因为你什么也做不了。华盛顿将军和杰斐逊总统不是这种人，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英黑法黑或者美黑之类的东西，无论是对政治还是生活，他们考虑的就是，如果有人说英国人搞出来的某某燕麦或苜蓿比较好的话，老子我就去实践一下，如果实践了以后我还可以赚很多钱了，sb才不去实践，我有这个条件我就要去实践一下。实践结果有些失败有些成功，但是最终我把事情搞成了，我还赚了很多钱。

[00:25:01]同时，因为我是个很有学问的人，对于基督教世界的各种政治理论、和古代希腊罗马的、古代犹太人的政治理论我都很熟的，所以我不会是英黑、法黑或者美黑或者什么的，我也不会说美洲人一定搞不出欧洲人那样的东西来。我要考察古代希腊罗马的政治体制、古代犹太人的宗教国家、考证英国克伦威尔以来的各种不同的政治变迁，然后为美国制定一部新宪法，我不会认为这部新宪法一定比英国宪法或者法兰西或者西班牙更差劲的，我们可以试一试。这就是华盛顿将军和杰斐逊总统做的事情。

[00:25:43]然后，他们为了种欧洲产生出的新品种燕麦，在土地上做了很多实验，最终成功了。为了制定一部新宪法，这不是这件很容易的事情啊，有多少人想要把华盛顿将军的总司令也给罢免了，制定宪法的时候大家又吵了多少次；通过了宪法以后，各州，包括弗吉尼亚人、独立战争的著名英雄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第一个要求弗吉尼亚不要批准宪法，最后批准宪法也是非常勉强的。为了争取批准宪法要干多少的事情？每一件事情都是无比的麻烦。这些事情对于华盛顿将军来说，或者是汉密尔顿这些人来说的话，他们不是什么空虚的感觉，而是充满了痛苦、无奈、疲乏，需要坚定的信仰才能够支持你干到底。所以最后好不容易干成了，华盛顿将军想到的事情就是，我还不如回家去当地主，像福尔摩斯去养蜜蜂一样种燕麦来得轻松，谢天谢地总算是搞成了，我一点也不想再多当几年总统，这几年总统已经够我受的了。他是在进行一项疲劳的、具体的工作，但是这些工作带给他很多知识。以后欧洲人会发现，这些国父们在建国过程中间，通过他们的新经验形成的新知识，对于哪怕是饱受希腊、罗马和中世纪欧洲政治教育的欧洲文明来讲的话，也是极其宝贵的新知识，对于19世纪以后的政论家和政治家来说是极其宝贵的新知识，绝对不可以忽视的。这种东西才叫做知识。

[00:27:28]华盛顿将军不是像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那种人，他不会像潘恩那样坚持说老子是共和派，共和国就是好，一定比君主国好。他跟富兰克林的儿子、投靠英国保王党的富兰克林一样，非常清楚希腊罗马的很多共和国最终都陷入群众暴政之中。他们也能够预见，像玻利瓦尔的西班牙美洲那样，正像小富兰克林正确地指出的那样，英国君主立宪制根本不坏，有弱点也是少数的弱点，比起名义上实行共和制、但是像古罗马那样，由人民领袖实施独裁的共和国来讲要好得多；谁也不敢事先确定，通过革命推翻君主制以后建立出来的共和国，不会是凯撒的共和国。要避免一个凯撒的共和国出现的话，那就需要华盛顿将军和他们那一代人进行很多具体的操作，这些操作也是无比的麻烦的，他们是无聊不起来、空虚不起来的。而是好不容易能够干成一点点，远远没有让他们自己满意，也没有让帕特里克·亨利或者任何人满意，但是勉强都是差强人意，而且根据他们的经验来讲的话，可能再改下去也不会更好，只可能更坏了，我们就勉强接受现状。哦，我为了公共利益，已经把自己的庄园给荒废了这么久，而且我自己也累得不得了，需要一点点休息了，他们是无聊不起来的。

[00:29:04]跟知识伴随在一起的，就像是禅宗所说的那样砍柴提水（注：五灯会元·卷第三，庞蕴居士），或者我说的挖坑种树那样（注：问答期刊，20170215，281），第一，这是一件非常劳累的事情。而且大多数人，如果不是所有人的话，都有自己的天花板。在工作的过程中，华盛顿将军在我们看来是无比伟大的人，但是他随时随地都感到了自己的天花板、他感到了自己的极限，他感到越过这个极限以后，事情不会变得更好而会变得更坏，他在这个极限面前止步了。王小波说的那样，诗人就要说自己天下第一，谁都不如我自己，工程师就要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是哪个层次的人，有些人比自己强、有些人比自己差，而且非常清楚具体是哪些人比自己强，也就是说他非常知道自己的天花板在哪里。华盛顿将军的天花板已经相当高了，但是他知道自己的天花板在那里，他在这个天花板前止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