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利主义哲学和古典经济学则毫不涉及自然权利的学说。对它们而言，社会效用乃是惟一重要的价值。他们之所以推荐民主政府、私有财产、宽容以及自由，不是因为这些东西是自然和公正的，而是因为它们有利。李嘉图哲学的核心在于说明，通过社会合作与分工，即便在任何方面都较优越和更有效率的人，与那些在任何方面都较劣而低效的人，都能够获得利益。边沁，这位激进主义者说道：“‘自然权利’简直是无聊，自然的和绝对的权利乃荒谬之修辞。”在他看来，“政府的惟一目的是使社会最大可能的多数人得到最大的幸福”。因而在检讨什么应该是对的时候，他不关心那些与上帝的或自然的计划和意图有关的成见，而是专注于发现是什么因素最有助于增进人类的福利和幸福。马尔萨斯指出，生存手段是有限的，因而自然不可能为任何生物提供生存的权利，如果人自然纵欲，随意生殖，那他就永远无法脱离饥荒之灾。他断言，人类文明和福祉的发展程度，取决于人学会如何以道德约束节制纵欲的程度。功利主义者反对武断的统治和特权，并非因为他们反对自然法则，而是因为它们有害于大众福利。他们之推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是因为人生而平等，而是因为这种政策有利于公共福利。在反对自然法和人人平等的虚幻观念时，现代生物学只不过更加透彻地重复了很久以前功利主义之自由和民主斗士所说过的话。很明显，功利主义哲学关于民主政府、私有产权、自由以及法律平等的社会功效的学说，决非生物学所能动摇的。

现在盛行的赞成社会分裂和暴力决定的学说，并非所谓立基于生物学的社会竞存哲学的结果，而是由于对功利主义和经济理论的普遍反对。人们不可调和的阶级冲突和国际冲突之理念取代了“正统”的社会和谐之理念。而后者在正确理解的意义上，指的是所有个人、社会团体以及国家之间长期利益的和谐。人们之所以互相争斗，乃因为他们深信，彻底消灭敌人是增进自己福利的惟一手段。

有一派社会达尔文主义声称，由达尔文创设的生物进化理论，已经清楚地说明，自然界里不存在诸如和平与尊重他人生命和福利的事情。在自然界里，只存在无休止的斗争和不能自保之弱者的无情淘汰。自由主义永恒和平的计划——国内的或国际的——只是理性主义者虚幻的构成，与自然秩序相违背。

但是，达尔文从马尔萨斯那里借用于自己学说的物竞天择理念，应该在比喻的意思上来理解。它的意思是，某一个生物体对于危及其生命力量的积极抵抗。这种抵抗如果要成功，那就一定要适应这个生物体系之赖以生存的那个环境。这并不一定总要诉诸毁灭性的战争，正如人与病菌之间的那种生死关系。理智指示我们，对人而言，改善生存环境最适当的方式就是社会合作和分工。但只有在和平条件下才有社会合作和分工可言。战争、内战和革命，都有害于人类生存竞争的成功，因为它们有可能瓦解社会合作的基构。

基督教义反对人体的兽性机能，而把“灵魂”描述成外在于一切生物性的东西。为了反对这一哲学，某些现代人极端地倾向于蔑视人有异于其他动物的任何事情。在他们看来，人类理智劣于动物本能和冲动；因其非自然而有害。对他们而言，理性主义和理性行为之类的词语有一种无耻的内涵。完全的人、真正的人，是一种服从于其原始本能而非理智的存在。
显明的真理是这样的，理智，作为人最大的特征，也是一种生物现象。理智之为自然的现象，恰好等同于人类的其他特征，如直立和无毛的皮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