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惯的用语，完全错解了这些事情。通常所说的自由主义哲学，是社会关系不断强化的哲学。相对的，集体主义基本观念的应用，其结果不是别的，只能是社会的解体和永无休止的武装冲突。不错，每一种集体主义总是承诺，从它取得决定性胜利并进而推翻和消灭所有其他异见者之日起，就会出现永久的和平。然而，这计划的实现有待于全人类的剧变。人不得不一分为两个阶级：一方是神似的全能独裁者，另一方是交出自己意志和理性的，终而成为独裁者计划之走卒的芸芸大众。为了把一个人抬举成大众的神明般的主宰，而必须把大众非人化。思想和行动本是人之为人的基本特征，却将只成为“独夫”所有的特权。我们无须指出这样的计划是不能实现的。独裁者千年至福的帝国注定要失败，它们绝不可能维系经年。我们已经亲眼目睹了好几个这种“千年至福”的秩序的崩溃，剩下来的也将度日如年。

集体主义观念在现代的复活一一我们这个时代一切苦难之根源一一是如此的成功，以致把自由主义社会哲学的精髓彻底湮没了。今天，甚至许多爱好民主制度的人士也疏远了自由主义理念。他们用以赞赏自由与民主的那些观点，也沾染上了集体主义的错误光彩。他们的论点是对真正的自由主义的曲解，而非对它的确证。在他们看来，多数人仅因为有力量摧毁任何反对势力，所以总是对的；多数之制就是党员最多之党的专断之名，而且这统治的多数在运用专政的力量处理政治事务时，不必自我限制。某一个党派一旦赢得多数国民的支持，因而控制了政府机器，它就可以任意抹煞少数人所有的民主权利，而这些民主权利正是该党派此前用于取得政权的手段。

这种假冒的自由主义恰好是自由主义学说的反面。自由主义者并不主张“多数”像上帝一般毫无过失；他们也不认为，一个政策得到多数人支持的事实本身即可证明它是有利于大众的。他们反对多数人的专制，以及对持异见之少数加以暴力摧残。自由主义的目的，在于建立一种政治制度，使社会合作的顺利进行和社会关系的不断强化得到保障。它的宗旨是要避免武力冲突、避免社会解体、避免使民众沦回原始状态一一在那种状态下各政治团体无休止地相互残杀一一的战争与革命。由于劳动的分工需要无骚乱的和平条件，自由主义的目的就在于建立一种易于保持和平也即民主的政府体制。

我们不能因为种族主义者把下列一种主张建立在这种假设之上而否定这一假设：在各种族集团之间存在一种不可调和的冲突，而且优等种族必须奴役劣等种族。李嘉图的协作法则早已推翻了这种有关人间不平等的错误解释。但为了反驳种族主义的假设而否定一些明显的事实，也是没有意义的。直到现在，还有一些种族对人类文明之发展毫无贡献或贡献极少，这是一个不容我们否认的事实。在此意义上把这些种族成为劣等实不过分。

那么就存在这样一个事实：同一阶级，同一种族或同一国家中的人们对某些重大问题会有不同的见解。但据纳粹党人说，不幸的是居然有不按正确的德国方式思想的德国人存在。可见，如果某一德国人不总是必然的以他应有的方式来思想，而用一个非德国人的方法来思想，那么，应由谁来觉定那个德国人的观念是真正德国的抑或非德国的呢？已故的奥本海默教授曾说“个人在追求其利益时常常犯错，但从长远来看，一个阶级却永不犯错”。这可能意味着大多数人的投票是不会错的。但是，纳粹党人曾经把大多数人的投票当作非德国人的决定加以拒绝，马克思主义者也不采用大多数人投票的民主方式。但一旦他们所说的面临考验时，假若少数人的决定符合他们所属党派的利益，他们就倾心于少数人的决定。让我们回忆列宁如何解散制宪会议，那个制宪会议是他的政府主办以普选出来的代表组成的，却只有1/5的代表是布尔什维克党人。

马克思主义和种族主义信条的一些支持者，用一种很独特的方法来解释其团体的认识论教条。他们乐于承认，对所有种族、民族和阶级来说，心智之逻辑结构都是一致的。他们宣称，马克思主义或种族主义决不想否认这一绝对的事实。他们真正想说的是，历史之理解、美学之移情以及价值判断都是由人之背景来决定的。显然，这种说法不能取得多元逻辑论者之著作的支持。但我们还是必须把它作为一种独立的学说加以分析。

人之价值判断和他对目标的选择，反映了他与生俱来的心理特征以及他本人生活中的蹉跎变化，这一点已无需再作强调。但是，在对这一事实的承认与相信“种族遗传或阶级关系是价值判断和目标选择之终极因素”两者之间，却存在很大的差距。世界观和行为模式之间的基本差异，与种族、民族或阶级关系之间的差距不可同日而语。

价值判断之间的差异，不如禁欲主义者与纵欲主义者之间的差异那么大。虔诚的和尚、尼姑与人类其他的人之间，存在一条不可跨越的鸿沟。但在所有的种族、民族、阶级与种性里，都有人情愿终生苦修于修道院，这其中既有国王和贵族的儿女，也有沿街乞讨的乞丐。圣徒克拉拉和他们狂热的信徒们是意大利人，但我们却不能因此把其他意大利人说成是厌弃世俗琐事的。清教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但在都铎王朝、斯图亚特王朝以及汉诺威王朝，荒淫无度也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19世纪杰出的禁欲主义代表人物是托尔斯泰，他却是穷奢极欲的俄国贵族中的一员。托氏发现他攻击的那种哲学精神体现在贝多芬的克鲁采奏鸣曲中，而这部小提琴和钢琴奏鸣曲的作者却生长于一个极端贫穷的家庭。

在美学价值方面也是如此。所有的种族和民族都既有古典的也有浪漫的艺术。马克思主义者在宣传上虽极尽其能，但他们仍未成功地造就出一种独特的无产阶级艺术或文学。那些“无产阶级”的作家、画家和音乐家并未创造出新的艺术风格，亦未建立起新的美学价值。他们惟一的特点是，倾向于称所有他们厌恶的东西为“资产阶级的”，称所有他们喜欢的为“无产阶级的”。

史家和行动人对历史的理解都反映出他们自身的人格。但如果史家和政治家具有寻求真理的热望，他们就永远不会使自己受到本派别见的左右，只要他们有能力而不愚昧。一个史家或政治家把某一干扰因素看作有利或有害，这并不重要。他贬低或夸大某一起作用的因素，也得不到任何好处。只有笨拙而自以为是史家的人，才相信他们可以用歪曲历史的手段来达到他们的目的。

今天，许多史家和著作家受马克思主义信条的感染，坚信社会主义计划的实现既不可避免而且是至善之举，肩负这一历史使命的劳工运动，要以暴力推翻资本主义才罢休。从这一教条出发，他们就把被选的“左翼”党派在推行其政策时诉诸武力视为理所当然。革命的成功不能靠和平的手段来完成。沙皇的四个公主、托洛茨基以及几十万俄国资产阶级被杀。“不打破鸡蛋就做不成蛋卷”，为何要顾及那些已经破裂的鸡蛋呢？但是，如果被侵害的人们当中有敢于自卫甚至反抗的，情形就当然不同了。只有少数人提及怠工、破坏以及罢工者的暴行。而几乎所有的作者，都事无巨细地描述那些资产阶级的公司如何企图保护他们的财产、员工及顾客的生命以免于这些袭击。

无论是某些马克思主义者、种族主义者，还是其他的多元逻辑论的支持者，除了反复念叨人心的逻辑结构随阶级、种族或国家之不同而不同外，就不再有更深入的进展。他们从不涉险确切指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逻辑结构不同的所在，或者雅利安人和非雅利安人之逻辑结构的差别所在，或者德国人与英国人、法国人逻辑结构差异之所在。在某些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之所以不实，乃因为李氏本人是一个资产阶级分子；德国的种族主义谩骂这一理论，乃因为李氏是一名犹太人；德国的国家主义者则因李氏是一个英国人而同样诋毁这一理论。某些德国教授甚至将这三种理由合起来反对李嘉图的理论的有效性。然而要反对某一理论，仅靠指责作者的背景是不够的。首先有必要系统地说明那种不同于被批评者采用的逻辑体系。然后逐一审视这一有争议的理论，并指出它的推论中有哪些尽管从立论者逻辑观点来看是正确的，而从无产阶级、雅利安族或德国人的逻辑观点来看是无效的。最后，应该解释凭批评者自己正确的逻辑推理代替立论者错误的逻辑推理导致的是怎样的结论。正如众所周知的，这不是任何人曾做到和能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