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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那指挥集体行动和生产的心智才具创造力。人之心智也属于宇宙和自然,它是这个既存世界的一部分,把人心称为创造的,并非沉溺于任何形而上学的幻想。承认心智的创造力,是由于我们只能把人的行动所引起的变动追溯到“理性指导人之行动”这一论点上,越过这一点,我们就茫然无知了。生产活动不是物理的、物质的和外在的东西,它是一种精神的和心智的现象。它的必要条件不是人的劳动,也不是外在的自然力量和事物,而是“使用这些要素作为手段达成某些目的”的心智的决定。生产产品的不是辛劳和乏味本身,而是辛苦工作受理性指导这个事实。只有人心才具备消除不适的能力。
马克思主义者的唯物论形而上学完全曲解了这些事情。“生产力”是非物质的。生产乃一精神的、心智的、意识形态的现象。它是那些受理性指导的人为了尽可能消除不适而采用的方法。使我们的生活条件优于一千年或两万年以前我们祖先之生活环境的,不是什么物质的东西,而是精神的东西。物质的改变乃精神变化的结果。
普遍主义、集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社会哲学及其所有变种的基本问题是:凭借何种符号我才可识别真法、上帝信徒的语言和那个正统之权威。因为这些先知谁都自诩受到神的派遣,传播各种福音,对虔诚信徒而言,没有什么是可以质疑的,他充分自信他所笃信的乃是唯一之真理。但正是这种信仰的坚定性使得敌对情绪不可化解。每一个派别都欲使其自己的教义大行于世。但由于各种不同的信念,其是非真伪无法由逻辑论证所能决定。因此对于这样的争执除诉诸武力斗争外,别无解决之法。大凡非理性主义、非功利主义和非自由主义的教条,必然引发国际战争和国内战争,直到敌对一方被消灭和被降服为止。世界各大宗教历史就是一部斗争和战争的记录。正如现代一些假性宗教一一社会主义、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一一的历史一样。
不宽容和借助铁血暴力来宣传自己,乃任何他律伦理制度之固有品性。上帝或命运的法则是普适有效的,它们宣称的合法权威是所有人必然服从的。只要他律的道德法则及其哲学结论一一概念实在论一一的威望丝毫无损,就谈不上宽容和持久和平的问题。当战斗停止之际,那只是为下一次的斗争而积蓄新的力量。宽容他人之异见的观念,只有在自由主义学说戳穿了普遍主义之符咒时,方有可能落地生根。按照功利主义哲学,社会和国家不再是为了维持神所喜欢的,却明显危害诸多世人甚至绝大多数世人之现世利益的世界秩序而存在的制度。相反,社会与国家是所有人民为达成其自身目的而选择的基本手段。它们由人的努力而建立,它们的维持与最适当的组织,本质上与人之行动产生的其他制度并无二致。他律道德与集体主义学说的拥护者,既无望于凭藉推理来证明他们那些特殊伦理准则的正确性,也无法同样证明其特殊社会理想的优越性和惟一合理性。于是,他们不得不盲目要求人们接受他们的意识形态体系,并服从于他们认为正确的权威,他们要的是削弱反对者,甚至逼迫后者屈从。
自由主义荐举的多数之治或民治原则,不是建立凡人、庸人及下里巴人之主权。自由主义者相信,一个国家必须由那些适于治国的人才来治理,但他们还相信,要证明一个人的治国能力,靠说服他的国人要比靠镇压他们更好。当然,我们无法保证投票者一定能选出最合适的候选人,实际上任何其他的制度也做不到这一点。如果大多数国民相信了不健全的政策,选出了不足取的政客,我们只好向他们解说更合理的政策,推荐更好的人选,以期转变他们的心态,除此之外别无良策。总之少数人永不能用其他手段得到持久的成功。
普遍主义者和集体主义者不会接受这种解决政府问题的民主方法。在他们看来,个人在遵循伦理规律的时候,并不能直接增加自身的实际利益。相反,他必须放弃一己私欲以实现神所设计的利益或整个集体的利益。而且,仅靠理性绝不能感悟到神圣法律的绝对价值和其无条件的有效性,也不能正确解释那些清规和戒律。因而在他们看来,用和蔼的劝告来说服大多数人并引导他们走上正轨,乃徒劳无益之举。那些受了神启的人,有责任向温驯众生传播福音,而对那些“害群之马”则鞭之以暴力。神授的领袖是上帝的使者,是整个集体的受托人,是历史的工具。他永远正确,不会有任何差错。他的命令是至高无上的戒律。
普遍主义和集体主义必然是一种神权政治制度。这类主义的共同特点是,它们都当然认为存在一个超人的东西,为个人不得不服从。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称呼这种东西的名称不一样,以及它们用此名称所宣布之法规戒条的内容不一。少数人专断的统治,除假托授命于某一超人之绝对权威外,再无其他的辩由。至于这个统治者是行使“神权”的神化了的君主,或是履行历史使命的无产阶级的先锋,或是黑格尔的“精神”、孔德的“人道”,则无关紧要。当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社会控制的鼓吹者使用的“国家”、“社会”,都象征着神。这一新教条的布道者把神学家形容上帝的那些形容词一一全能的,全知的,至善的等等一一统统拿来形容他们的偶像。
一切集体主义学说的准神学特征,在它们之间的相互冲突中表露无疑。任一集体主义学说并非用抽象的说法断言某一整体的优越性,而总是宣扬某一确定的集体偶像的卓尔不群,同时露骨的否认其他偶像的存在,或者把他们贬至低级的附属地位。国家的崇拜者只宣称某一特定国家即己国的优越性。如果有反对者以宣扬另一集体偶像的优越性来向他们挑战,他们就只好一再用这样一句话来抵挡:“我们是对的,因为有一个内在之音告诉我们,我们对,你们错。”敌对之集体主义的教条和教派之间的冲突,无法用理辩而解决,只能诉诸武力。多数而治的民主和自由原则所要替换的,就是武装冲突和独裁侵略的军事原则。
对于自由主义制度的一些基本政治设施,如多数之治、异端宽容、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有各行各色的集体主义则表示出一致的敌视。它们在企图消灭自由这方面达成的一致性,导致了一个错误的信念,即认为政治上的敌对问题是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对抗。事实上,个人主义一方与各色集体主义另一方之间固然存在斗争,而集体主义阵营内部的各派之间的相互仇视并不弱于它们之恨自由制度。攻击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也并不是统一的,而各有门派。例如有斯大林派、托洛茨基派、孟什维克派及第二国际主义派等,它们之间进行最残酷最无人道的斗争。此外还有非马克思派,它们之间也一样用残暴方式相互斗争,因而,集体主义如果取代了自由主义,其结果无疑是血腥杀戮。
马克思主义者的唯物论形而上学完全曲解了这些事情。“生产力”是非物质的。生产乃一精神的、心智的、意识形态的现象。它是那些受理性指导的人为了尽可能消除不适而采用的方法。使我们的生活条件优于一千年或两万年以前我们祖先之生活环境的,不是什么物质的东西,而是精神的东西。物质的改变乃精神变化的结果。
普遍主义、集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社会哲学及其所有变种的基本问题是:凭借何种符号我才可识别真法、上帝信徒的语言和那个正统之权威。因为这些先知谁都自诩受到神的派遣,传播各种福音,对虔诚信徒而言,没有什么是可以质疑的,他充分自信他所笃信的乃是唯一之真理。但正是这种信仰的坚定性使得敌对情绪不可化解。每一个派别都欲使其自己的教义大行于世。但由于各种不同的信念,其是非真伪无法由逻辑论证所能决定。因此对于这样的争执除诉诸武力斗争外,别无解决之法。大凡非理性主义、非功利主义和非自由主义的教条,必然引发国际战争和国内战争,直到敌对一方被消灭和被降服为止。世界各大宗教历史就是一部斗争和战争的记录。正如现代一些假性宗教一一社会主义、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一一的历史一样。
不宽容和借助铁血暴力来宣传自己,乃任何他律伦理制度之固有品性。上帝或命运的法则是普适有效的,它们宣称的合法权威是所有人必然服从的。只要他律的道德法则及其哲学结论一一概念实在论一一的威望丝毫无损,就谈不上宽容和持久和平的问题。当战斗停止之际,那只是为下一次的斗争而积蓄新的力量。宽容他人之异见的观念,只有在自由主义学说戳穿了普遍主义之符咒时,方有可能落地生根。按照功利主义哲学,社会和国家不再是为了维持神所喜欢的,却明显危害诸多世人甚至绝大多数世人之现世利益的世界秩序而存在的制度。相反,社会与国家是所有人民为达成其自身目的而选择的基本手段。它们由人的努力而建立,它们的维持与最适当的组织,本质上与人之行动产生的其他制度并无二致。他律道德与集体主义学说的拥护者,既无望于凭藉推理来证明他们那些特殊伦理准则的正确性,也无法同样证明其特殊社会理想的优越性和惟一合理性。于是,他们不得不盲目要求人们接受他们的意识形态体系,并服从于他们认为正确的权威,他们要的是削弱反对者,甚至逼迫后者屈从。
自由主义荐举的多数之治或民治原则,不是建立凡人、庸人及下里巴人之主权。自由主义者相信,一个国家必须由那些适于治国的人才来治理,但他们还相信,要证明一个人的治国能力,靠说服他的国人要比靠镇压他们更好。当然,我们无法保证投票者一定能选出最合适的候选人,实际上任何其他的制度也做不到这一点。如果大多数国民相信了不健全的政策,选出了不足取的政客,我们只好向他们解说更合理的政策,推荐更好的人选,以期转变他们的心态,除此之外别无良策。总之少数人永不能用其他手段得到持久的成功。
普遍主义者和集体主义者不会接受这种解决政府问题的民主方法。在他们看来,个人在遵循伦理规律的时候,并不能直接增加自身的实际利益。相反,他必须放弃一己私欲以实现神所设计的利益或整个集体的利益。而且,仅靠理性绝不能感悟到神圣法律的绝对价值和其无条件的有效性,也不能正确解释那些清规和戒律。因而在他们看来,用和蔼的劝告来说服大多数人并引导他们走上正轨,乃徒劳无益之举。那些受了神启的人,有责任向温驯众生传播福音,而对那些“害群之马”则鞭之以暴力。神授的领袖是上帝的使者,是整个集体的受托人,是历史的工具。他永远正确,不会有任何差错。他的命令是至高无上的戒律。
普遍主义和集体主义必然是一种神权政治制度。这类主义的共同特点是,它们都当然认为存在一个超人的东西,为个人不得不服从。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称呼这种东西的名称不一样,以及它们用此名称所宣布之法规戒条的内容不一。少数人专断的统治,除假托授命于某一超人之绝对权威外,再无其他的辩由。至于这个统治者是行使“神权”的神化了的君主,或是履行历史使命的无产阶级的先锋,或是黑格尔的“精神”、孔德的“人道”,则无关紧要。当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社会控制的鼓吹者使用的“国家”、“社会”,都象征着神。这一新教条的布道者把神学家形容上帝的那些形容词一一全能的,全知的,至善的等等一一统统拿来形容他们的偶像。
一切集体主义学说的准神学特征,在它们之间的相互冲突中表露无疑。任一集体主义学说并非用抽象的说法断言某一整体的优越性,而总是宣扬某一确定的集体偶像的卓尔不群,同时露骨的否认其他偶像的存在,或者把他们贬至低级的附属地位。国家的崇拜者只宣称某一特定国家即己国的优越性。如果有反对者以宣扬另一集体偶像的优越性来向他们挑战,他们就只好一再用这样一句话来抵挡:“我们是对的,因为有一个内在之音告诉我们,我们对,你们错。”敌对之集体主义的教条和教派之间的冲突,无法用理辩而解决,只能诉诸武力。多数而治的民主和自由原则所要替换的,就是武装冲突和独裁侵略的军事原则。
对于自由主义制度的一些基本政治设施,如多数之治、异端宽容、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有各行各色的集体主义则表示出一致的敌视。它们在企图消灭自由这方面达成的一致性,导致了一个错误的信念,即认为政治上的敌对问题是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对抗。事实上,个人主义一方与各色集体主义另一方之间固然存在斗争,而集体主义阵营内部的各派之间的相互仇视并不弱于它们之恨自由制度。攻击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也并不是统一的,而各有门派。例如有斯大林派、托洛茨基派、孟什维克派及第二国际主义派等,它们之间进行最残酷最无人道的斗争。此外还有非马克思派,它们之间也一样用残暴方式相互斗争,因而,集体主义如果取代了自由主义,其结果无疑是血腥杀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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