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拿一針一線，我只拿你的土地

不用这么复杂，方志敏公审杀他五叔他孙子方华清都认的。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据说以前就是一首耍流氓的歌曲，强行改编成中共意识形态的玩意儿

有饭吃，有衣穿，这是一支军队生存下去的基本条件。

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有胆有识的毛泽东就开创了抓“人质”索钱粮和“借粮款”的经验。这对军队的生存和最终胜利意义重大。这一巨大功绩理所当然的应记在主席的功劳薄上。

根据毛泽东的战友、红军军官龚楚于1954年在香港出版的回忆录，其中记述了一桩红军抓人质索取光洋的具体见闻。

一天，龚楚经过瑞金附近的龚房，“因为天气炎热，到村里去找一间民房休息。这个龚房，居住的是姓龚的居民，我进入休息的是一栋很大的青砖平房，外面非常整洁。但等进大厅时，却意外地感到淒凉与萧条，因为屋子里的傢具都没有了，只有一张烂方桌和一条长板凳，屋子里有两个中年妇人和一个老年妇人，还有三个小孩子，全穿着破烂衣服，形容憔悴，看见我带着四个携有手枪的特务员进来，非常惊恐，小孩更吓得哭了起来。”这时他们听到龚楚的姓，知道是同宗。于是一家六口跪在他面前，求他救他们的命。老太婆哭着说：“我家老头子是个读书人，两个儿子也读了点书，因为家里有十几亩田，两个儿子便在家里耕地，上半年老头子和两个儿子都被政府捕去，又打又吊，迫缴光洋二百五十元。我们到处张罗了一百二十块钱，并将女人家全部的首饰凑足起来，送去赎他们。但金钱缴了，老头子仍被吊死，两个儿子也被杀了，现在他们还逼我们缴五百光洋，否则我们六口人都要捉去坐牢。司令员呀，我们饭都没有吃，哪里还有五百光洋呢？求你念在同宗之情，替我们说句公道话，我家老头子在世的时候曾说过，有位红军军长是我们姓龚的，他很早就想去找你……司令员呀！你无论如何要救救我们！”说罢她便不住地磕起头来。她们两个媳妇和小孩也跟着磕起头、流泪。龚楚虽然答应替她们想办法，但他明白帮忙反会害了她们。“曾有个医生因缴不起捐款求他，他转告了当地政府，但十多天后当我由闽西再回到瑞金时，那位医生已被杀害，药店也被没收，他家的寡妇孤儿已沦为乞丐了。”

自一九三三年秋，中共实行消灭地主的农民政策后，农村阶级斗争更趋严重，清算接连清算，杀了一批又一批，甚至杀到红军干部的家属，如江西独立师师长杨遇春，他是瑞金武阳围人，父母叔伯都被捕去清算，家中屋宇财物全被没收，他以参加革命多年的结果，弄得家破人亡，迫得他冒险逃出苏区，向国军投降，掉转枪头，参加到反共的队伍中去。无产阶级出身的红十六军军长孔荷宠，也因不满现实，在红军大学高级研究班毕业后，也逃出苏区投降国军。其他红军中下级干部逃亡的更多，地方干部中逃亡的有石城、宁都的赤卫队长，许多县份的村、区赤卫队长，以及大批人民纷纷逃出苏区，走向吉安、赣州一带的国军区域去。

农村中处决地主的手段，是万分残酷的。他们在未杀以前，用各种严刑拷打，以勒索金钱；等到敲榨净尽，才加以屠杀。在“斩草除根”的口号下，被指为豪绅地主的家人连襁褓的婴孩也不免于死，所谓“人性”这个名词，在共产党的经典中，已经找不到了。

中共打着革命的旗帜，其目的，若从正常的路线来说，是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以建设共产主义新社会。我曾经组织并策动过苏维埃运动，我深深地体验到，中共在苏维埃运动时的革命，并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国的无产阶级，只是被愚弄，被欺骗的对象。中国的无产阶级——工人，及其同盟——农民，他们在数千年来的文化熏陶下，大家都是爱和平、重道德、敬业乐群、乐天知命的，对于中共的激烈斗争政策，并不感到兴趣。因此大多数的人们，都采取躲避观望的态度，只有地方上一般游手好闲的流氓地痞，却喜欢中共“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中共也看中了他们，认为他们是贫苦工农成份。其实，这些人早已脱离了生产，趁着“打土豪、分田地”的机会，来满足他们发财妄想。他们唯中共之命是听，并且还做得更为激烈以表示他们的忠实，于是，这些流氓地痞便被中共认为是革命的积极分子，更尽量的吸收到党里面来，不断的加以提拔，大胆地将他们捧上统治阶级的宝座。因此，这一批鸡呜狗盗，好吃懒做的坏蛋，便一跃而为新统冶阶级了。他们大多数成为地方苏维埃政府的重要人物，或农会工会的主席。一旦掌握了地方政权，或领导着民众组织，他们当然无法无天，胡作胡为了。

第一、他们过去或者受过了善良人们的厌恶及歧视，现在便利用“翻身”的机会，吹毛求疵来报复泄愤。

第二、他们过去穷困久了，打土豪是唯一的发财机会，可以不劳而获，坐事其成，所以在打完土豪之后，有将富农称为地主，中农称为富农，极尽其敲榨勒索的手段。

第三、他们现在有钱有势，便藉着“男女平等”的口号，以提倡妇女参加革命工作为手段，将乡村中的年青貌美的妇女，任意凌辱与玩弄，如果她们反抗，便用种种罪名，加以迫害，许多农村女子，便在这种淫威之下惨遭蹂躏！而一生坚贞不屈的便牺牲了生命。

有一个时期，中共也觉得这种情势非常严重，曾发出：“反贪污、反腐化、反保守报复的农民意识”的指示，在党内展开思想斗争，进行思想教育，企图纠正地方干部的错误。可是，这些流氓地痞的本质太坏，任你如何斗争、教育，都无法改过纠正。他们已变了新兴的统治阶级，成为苏维埃的骨干，如果没有他们，苏维埃便一无所有了。所以，揭穿了苏区内统治阶级的面幕，完全是一群贪污腐化、卑鄙龌龊的魔鬼在狂舞！像这样的无产阶级专政，怎不令纯洁的革命份子寒心呢？怎不令善良的工农人民受尽磨折呢！

当红军主力突围走了之后，这班流氓地痞，知道来日无多，有的是窃取公家财物逃出苏区，有的是拥着娇妻潜匿深山逃避斗争，有的更原形毕露，带着手枪藉借粮筹款供应红军之名，向稍有存粮存款的红军家属抢掠，甚至强奸红军家属妇女。这时，乡、区政府多数已找不到一个负责人，苏区社会已陷入无政府的恐怖状态。项英曾严饬各省级党政负责人消除这极严重现象，迅速恢复苏区秩序，但结果毫无办法，这就是最后苏区的状况。

这一系列的悲剧，促使龚楚逃离红军。龚本人于1991年91岁高龄时回国定居。毛死后，国家主席杨尚昆作为瑞金时代的见证人，才敢于在小范围内承认龚楚这部回忆录的真实性。

另据陈毅回忆，若捉住了豪绅家里的人固然可以定价赎取，这个办法比较难，因为红军声势浩大，土劣每每闻风而逃。此时只有贴条子一个办法，就是估量豪绅的房屋的价额，贴一张罚款的条子，如可值一万元则贴一百元，余类推，限两日内交款，不交则立予焚毁，每到期不交，则焚一栋屋以示威。这个方法很有效力，红军的经济大批靠这个方法来解决。（摘自《陈毅军事文选》，陈毅着，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

以上摘自祝春亭：龚楚——红军第一叛将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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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真的吗

所以说任何有良心的人，面对共产主义政权的逆向淘汰要么已经逃离，要么在逃离的路上。剩下的只可能是地痞流氓和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不知道发生过什么的傻白甜。
当然这不是什么新发现了，苏联政治笑话几十年前就讲透了：“党性，真诚和智慧，一个人最多只能拥有三者中的两项”

土匪不愧是土匪

“打土豪”的事情一直被“传诵”，似乎土财主再也没出现过一样，成功地利用了中国人趁火打劫，仇富的心理，但是现在共产党是老爷，保安团比过去更是武装到牙齿，绝大多数暴民活不到武警出动的时候，更别提正规军。

那些革命干部本来就是地痞流氓聚集，无业游民，各行各业的刺头人渣。

列宁党的革命干部，必须要是能为了组织，杀自己全家不手软的志士。党性人性不相容，人性多一分党性少一分，革命事业成功概率低一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