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數卷殘編

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贝茨博士：据掩埋的证据材料告诉我们，被掩埋的尸体有四万具，这个根据是令人怀疑的。因为当时几个掩埋队所处理的遗弃尸体还不到一万具。
（崇善堂）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崇字掩埋队共掩埋了四百零四具尸体，平均一天掩埋一百三十具。然而，从一九三八年四月九日至十八日，在兵工厂、南花台等广大地区掩埋了二万六千六百十二具尸体，平均一天掩埋二千六百具。如果将前后掩埋尸体的情况比较一下，很明显，有其夸大和杜撰之处，难以令人置信。当时，在日本军清理过的地区 — — 雨花台一带，已是战斗后五个月了，自然不存在这种尸体。在其他地方，如水西门一土坷、中山门－群马、通济门－方山等等，也可以指出其类似的矛盾。对红十字会的掩埋数来说，也可以指出如前所述的矛盾。例如，有说一天处理六百七十二具尸体的，又有说一天处理九百九十六具尸体的，而且突然说有处理四千六百八十五具（二月九日那天）的，有处理五千八百零五具（二月二十一日那天）的。即使进行掩埋工作的工人人数有增减，也不会出现那么大的差别，可以认为，那只是追求数字而已。另外，在崇字掩埋队所列掩埋尸体的数字中，对所有被害男女和儿童的人数都有适当减少的；尽管如此，在红卍字会所列的数字中，都没有妇女和儿童。当时，非战斗人员几乎已经逃走，没有人留在战场上，要是说妇女和儿童介入了战场，那在常识上几乎也是不可信的。违反这种实际情况的证据，只能理解为他们为日后便于伪造作准备。
前面提出的证据，是在日本军占领南京后，实际上是在十年后的一九四六年调查所得的资料，不知道这种调查以什么样的资料为基础，尤其是，要在十年后确定尸体的数字，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这里列举的数字，只能说是完全想象出来的
死于这种情况的中国兵，日本方面把他们看作为正当的战斗行动所引起的的，但中国方面却认为是大屠杀。由于两方面解释不同，故在战死者与被屠杀者的数字对比上有出入。这点姑且不谈，现对死亡者的类别作一研究。详细 情况如下：

一、因为是俘虏乃至散兵（所谓便衣兵）而遭集体屠杀者，以及被追
得走投无路而停止抵抗但仍遭扫射以致被全部歼灭者；
二、普通老百姓在南京陷落时成为日本军扫荡战的受害者，抓“便衣
兵”时受牵连而被强行拉走处置者，以及成为日本士兵疯狂屠杀的受害者；
三、在南京保卫战中战死者，以及一起撤出阵地或渡江撤退时受到扫
射而落得了被歼灭的悲惨命运者。
尽管可以分为上述三类情况，但其实际的死亡人数分别到底有多少？不消说情况不确切，就是三者之间的比例也很难计算出来。
关于普通老百姓的死亡情况，秦郁彦有一个数字估计，这里想介绍一下。秦的推算虽没有提出依据材料，但说是一万二千人至四万二千人，这个数字是有幅度的（《日中战争史》，第二八五页）。
关于屠杀普通老百姓六千人问题的记录
对此问题有一份记录，这就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后身 — — 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调查报告： 《南京地区战争受害情况》 （War damage in the Nankingarea， December，1937 to March, 1938.Urban and rual survey, by Dr.LewisStrong Casey, Smythe and assistants, on behalf of the NankingInternational Relief Committe, completed une, 1938. Shanghai, theMercury Press, 1938.table 4.）。根据该调查报告，日本军占领南京时，市民死亡、被强行拉走（据推测，大半被杀）和受伤者的人数估计如下（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第二五四页）：
因士兵的暴行而致死者二千四百人，被强行拉走后杀害者四千二百人，合起来共为六千六百人。这个数字告诉我们，死亡中的市民人数之多是出乎意料的。
贝茨博士除提出上述数字外，还说：从掩埋尸体的情况来看，在南京城内外被屠杀的非武装人员不少于四万人，其中百分之三十左右系普通老百姓，其他为士兵（“便衣兵”）。
贝茨博士所说四万名中的百分之三十，与前面提出的一万二千名这个数字相一致。其余二万八千名，自然相当于国际救济委员会的报告中加注所说的数万名这个数字，但前者只是便衣兵，后者的人数是便衣兵和俘虏合在一起。总之，把一万二千名看作为普通老百姓的死亡者，这点，双方是一致的。但如前所述，贝茨博士并不认为这是被害市民的全部人数。贝茨博士还认为，得出这个数字是“斯迈思教授和我”经过种种调查、观察后所下的“结论”。而且贝茨博士和斯迈思教授都说，那是根据掩埋尸体的情况推算出来的，另一方面又说：全部数字“无法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