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也就是过了那一天， 突然不叫我们出去挨斗了。

       一早开始， 陆续开门， 把这些人一一叫出去提审。一个外号叫背儿背儿的预审员， 叫我出去。他递给了我一根绳子， 让我提着脚镣跟着他走。让我低着头， 不要和其他犯人打照面。我知道这是去预审楼， 就低着头走出了死刑号的小院儿。即使低着头我也能看见， 和我一个方向的大操场上每隔若干米就有一个和我一样的死囚在向前走， 而在我后面， 还有一个接一个的死囚陆续跟我而来， 我的对面， 也是每隔若干米就有一个从预审楼回来的犯人。我们像是一条巨大无比的传送带上的产品。我顿时就明白了， 巨大的国家专政机器啓动了， 开始运转了。那么， 任何人都无法改变它的程序。我们就是这部机器传送带上待宰的猪羊。这几个快乐青年的血肉之躯， 和这硕大无比的钢铁机器抗衡。

       这就是天真， 其实我们从来没想过甚么对抗， 但赶上了这一步也没办法。我不知道， 无辜的热血是否可以浇钝机器上的屠刀。

       这次审讯简单、迅速， 只有几个问题： 你叫甚么， 多大岁数， 哪儿人？ 最后问你犯的甚么罪？ 就完了。我明白了， 这是验明正身的最后审问。

       我回到枪号以后， 就听到走廊里开始人声鼎沸， 进来了一批别样的警察。他们挨个打开门， 问我们的姓名、年龄。他们都穿着崭新的军衣， 还戴着白手套。看看牢门上的号码， 他们议论着哪个号码不太清楚就叫人来， 再好好描描。我知道， 他们是法警， 是死刑的执行者。

       第二天(一九七○年三月五日) 早上大约四点多钟， 就听见许多卡车开到我们墙外。五点钟就让我们全都起床， 每个人发了两个窝头、一块咸菜， 没有菜汤， 也不给水。我知道， 去刑场前还得参加一次公判大会—— 最后的审判， 所以不让我们饮用任何液体。六点钟左右开始叫人， 也是隔几分钟叫一个人， 我们安静地坐在炕箱等待最后的点名。我听见， 他们叫了遇罗克、田树云、孙秀珍、王文满、宋惠德、索家麟、王涛、沈元等等， 最后， 连金豆儿也被叫走了。我们还指着他带口信呢！

       这些都是我认识的， 还有我不太认识的北大毕业生顾文选等等。我听得见， 每个人都是趟着脚镣走到小院里， 然后「轰隆」一声就被撂倒。随着就听见囚犯短暂的挣扎声， 口中呜呜地哼几声， 就安静了下来， 然后被架上汽车， 一辆车开始缓缓开动。

       我明白， 一个人一辆车， 死囚在去公判大会之前都得进行一次必要处理—— 让他们失去喊叫的功能。有人说在他们嘴里塞了一个木球， 有人说是警察用掌侧砍击了犯人的喉头。我在等着， 心想： 我最后的表演， 也不能太差。索家麟他们是练家子， 戴着镣走起来照样潇洒。他们会表现出侠士之风， 我也会亮出书生之格。

       我等着， 等着， 等到最后， 听见他们竟然把死刑号的筒道大门都给关上了。这次没有我？ 是的， 没有我， 也没有老七。

       筒道里死一样的寂静。那天， 他们都没有回来。孙秀珍， 库里娃， 她真的就这么走了？ 我不知道。虽然， 我还在苟活着， 却从此见不到她了。心头滴血。

       我知道， 和遇罗克一样； 所有的死囚躲得过初一， 也躲不过十五。看来， 我还要赶下一播儿了。那天晚上， 又有大批的新人入住。铁打的营盘， 流水的兵， 机器运转如常。

       当新的一批死囚又去游斗的时候， 居然没叫我。我难得清闲。我仔细看着面对的水泥墙， 墙上曾经有人在上面写过字， 也有人刻过字。但都被用锐器铲去了。所以， 那墙上只有斑斑驳驳的表面， 和一些笔划的残余。我明白， 那些人最后还是要留几个字， 谁都明白， 也许只有以后来扫除的犯人才能看见。也许， 只是想留下一句话， 哪怕给一个任何活人看到， 没准就留下来了。也许哪怕只给自己看看也好。

       我想， 如果是这样， 我还能写几个甚么字呢？ 我来到这个世界短短的二十六年， 就这么莫名其妙地走了， 随风而去。别人呢， 他们也是一样。一辈子， 很快地随风而去， 也许重于泰山， 也许轻如鸿毛。然而， 这不过是后人评说而已。对自己来说， 这有甚么区别？ 又有甚么意义？

       活一百岁， 还是活二十六岁， 在大自然来看又有甚么区别？ 想到这里， 我心里就踏实了点儿。我想起来， 圣经里妈妈要我看的两句话， 很符合我这时的想法。略略改过， 我用手铐的弯角， 「吭哧吭哧」花了大概两个钟头， 在水泥墙上刻下了八个大字：

       从宇宙来， 回宇宙去。早年我写过几天《张骞碑》， 这八个字似乎还有点儿金石意思。虽然我不是个基督徒， 写完这几个字心里就平实了。最后的日子， 扮演人生最后时刻那一幕， 自认还算得上心静如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