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县公安局看守所老所长， 也姓张。他还是老区传统做派： 不穿官衣。就爱穿着对襟黑棉袄， 一条絻裆裤， 手里提着个抗战时期的镜面盒子炮， 和当年闹日本那会儿的捯饬还一个模样。估计那是他一生中最闪光的年头儿， 那年代绝不能忘。

       饶阳这地方到处都是盐硷地， 还非常缺水， 真是「咬在瓜把儿上了—— 苦得厉害」。周边的几个县， 从来都不怎么富裕。有些县农忙一完， 就整村整村出去「混穷」， 去讨饭， 把自家的粮食省下来。饶阳县的人， 很要面子， 丢不起那人。他们也到全国各地去「混穷」， 可绝不要饭， 他们耍的是本乡绝门手艺—— 劁猪。就拿着一个劁猪刀子， 走遍全国， 吃万家饭， 和古代侠客有几分神似。

       除夕之夜， 这个穷乡僻壤老乡们噼里啪啦放了不少炮仗， 好像这儿炮仗不要钱似的。原来， 这块大盐硷地产硝。所以「搓炮仗」就成了这儿的重要副业之一。今儿晚上人们放的炮仗都是自己生产的， 才能可劲儿地造。

       我们这伙人， 是一九六九年底从北京公安局看守所(就是那着名的K字楼和王八楼) 押解到这儿来的。其实不过才三个月左右， 已经把我们给彻底饿废了。

       现象是， 这伙人里连大小伙子们都不会跑马了， 的确也没马可跑了。甚至连生病都不会发烧了。人们开玩笑说， 咱们都成人干儿了， 细菌也全饿死了。

       人们坐在炕上闲聊， 有人发现我们这些人(甚至包括我们中间最胖的李友钿先生在内) 紧并着的两条大腿之间都出现了一个横拳那么宽的空隙。大腿上的脂肪理所当然地消耗殆尽。

       北京公安局规定看守所里一人一天八两粮食。每个窝头二两， 正好四个窝头， 一天两顿。在北京， 人们已经觉得饿得前心贴后心。据说， 当年批这个定量指标的人， 是北京公安局长冯基平先生。文革中， 他也被关到这儿来了。人们传说， 他为此后悔不已。谁会想到， 八两粮食怎么这么不禁吃啊？

       每天除了这窝头之外， 就一碗菜汤。甚么菜便宜， 就是甚么汤。偶尔有点儿肉末儿， 那就属于上上佳肴了。当然， 逢年过节如果「形势大好」， 我们还会有点儿改善。那阵子， 我们已经被改造成了这种人—— 天天想的就是一个「吃」字。除了睡觉时间以外， 肚子全天候都在和你较劲。

       到了饶阳， 每天倒是三顿， 定量也是八两。早晚各喝二两粥， 中午有两个号称二两的「饼子」。就连当地的农民进来以后， 第一次开饭的时候惊讶得眼睛都直了， 绝没想到伙食这么凄凉。有人当场就掉泪， 也有人用脑袋去撞墙， 刚进来的人， 胃酸都劲儿大。

       我们喝的稀饭可以当镜子照， 身体也都和那粥差不多， 饿得快透明了。可是当地人， 比我们招儿多， 他们很快就找到「抗饥」的窍门， 那就是， 越饿越得有存粮， 中午那两个高粱麪的饼子， 最多吃一个。一定得咬牙留下来一个， 到后半夜饿得无法睡眠的时候， 一点儿一点儿， 慢慢品。那就可以减弱胃酸对你的折磨。为了防止犯人自杀， 每晚牢房里的犯人都得轮流值班， 每个人两个小时。房上值班的解放军也是每两小时一班， 他们在房顶上踱来踱去， 随时都可能点名。

       这个县城， 竟然没有起脊的大瓦房， 一码儿的平顶黄色土房。机关或有钱人家才是砖房。我们监狱因为重要， 是砖房， 但也还是平顶房。房顶可以当场院用， 可以晒粮食， 还可以放哨。

       这样的款式让值班解放军看守方便， 来回踱步。他们在房上叫到几号， 那个号值班的犯人就立刻站到门前大声喊道： 「二号五个犯人， 一切正常。某某某值班。」

       你想想， 这时候要不是有存粮钉着， 你怎么熬过那漫长黑夜里的两小时？ 我们这屋「扫地风」比别的屋子也大一号， 给的煤饺子也比别的屋子多一倍。这儿的煤球不是用筛子摇出来的， 所以不是圆的， 这儿是把煤末子和黄土和成了煤泥之后， 就用我们的饭碗当工具做煤饺子， 擓出一个个月牙形的煤泥， 往地下一磕， 就齐活了。一开始， 这活儿都把我们这伙人看呆了， 那煤泥绝对是煤少土多， 那颜色一点儿都不黑， 快和新四军的军装颜色差不离， 灰不拉唧的。我们想， 这成色的煤饺子， 有法儿着吗？ 没想到， 这儿的煤还挺好烧， 就这种灰色煤球着得旺着呢。

       为了节约， 我们屋一个星期才分给一百个煤饺子， 平均每天只能烧十四个， 而其他小号每天只能烧七个。二十四小时都烧， 绝对不够。所以一到傍晚我们就必须封炉子， 一直封到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 才打开火。封火的时候， 把半块煤饺子研成细粉再用水和成煤泥， 糊上炉口以后， 再用一根磨细了的筷子扎一个隐约可见的小洞。从那洞口， 隐约见到煤火的红色这样才能耗到第二天。

       所以， 每夜下来， 我们碗里的剩水都结了冰， 被口嘴边那儿， 都有一块由我们整晚哈气形成的白霜。每个值夜班的， 都冻得只能坐在炉台上。所以， 每个犯人棉袄的背后都有一绺如屋漏痕般的焦黄—— 那是封火后的微小火眼升腾出来的热气所为。

       那时候， 我和拉小提琴的杨秉荪正好在一个房间。我们那个房间是个把角儿的大屋子， 住了十来个人。别的小号才有五六个人。我们屋连炕都没有， 在地上铺了些麦秸算是我们的铺位。所长对我们说： 这些麦秸在这里也是「稀罕物」， 麦秸比稻草隔寒隔潮， 是打地铺的上好材料。

       话是这么说， 对我这个风湿性心脏病患者来说， 这地铺再「高级」， 在这不见阳光房间里地气阴潮， 照样让我忐忑不安。

       当然， 这儿也有这儿的好处。北京倒是住楼， 还有电灯， 还有够份量的窝头， 还干燥爽朗。但那儿管的太严了， 每天除了改造自己， 就是批斗别人， 其余时间都得坐在那儿学习， 还得坐得笔管条直。你连找个人聊个天， 都得和地下工作者那样机警， 才能偶尔进行。

       这里物质条件差多了， 可是根本没人搭理你。你爱看书就看书， 爱聊天就聊天， 爱干嘛就干嘛， 只要你别打架闹事， 他们只要求你老实呆着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