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https://www.tabletmag.com/sections/news/articles/whole-society-american-politics

学习这个术语：“全民/全社会”

如果不了解它，你就无法理解今天的美国政治

要理解当今美国政治的形式，必须理解一个关键术语。它在标准的美国公民学教材中找不到，但它是新权力操作手册的核心：“全社会”。

这个术语大约在十年前由奥巴马政府推广，该政府喜欢其乏味、技术官僚的外表，可以用作掩盖政府建立一种控制公共生活机制的工具，最多只能称之为“苏联式”的机制。这里是最简单的定义：“个人、民间社会和公司塑造社会中的互动，他们的行为可以损害或促进其社区的正直性。全社会的方法主张，随着这些行为者与公职人员互动并在设定公共议程和影响公共决策中发挥关键作用，他们也有责任促进公共正直性。”

换句话说，政府制定政策，然后“招募”企业、非政府组织，甚至个人公民来执行这些政策——创建一个由你做生意的公司、你认为构成你社区安全网的公民组织，甚至你的邻居组成的360度警察部队。这在实践中的样子是，一小群有权势的人利用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来沉默宪法，审查他们不喜欢的思想，拒绝他们的反对者获取银行、信贷、互联网和其他公共设施的机会，在持续的监视、不断威胁的取消和社会控制过程中。

还有一个额外的陷阱。“政府”——指的是美国公众可见的、似乎在实施这些政策的民选官员——并不是最终的老板。乔·拜登可能是总统，但现在很明显，这并不意味着他掌控着这个党。

作为一种现代政治套路，全社会可以追溯到奥巴马政府试图在“反恐战争”中转向所谓的CVE——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尝试。这个想法是，通过识别有风险的个人并与之接触，美国官员可以“在爆炸之前采取行动”，干预以防极端主义导致暴力。

在概念上，这种策略要求赋予“社区主导的干预”权力，作为一种冲突解决的方法。实际上，白宫将其进步的社区激进主义努力与反恐行动和无人机袭击的扩展进行了配对。

“全社会”是一种全面的政治形式。它抛弃了传统的分权，并要求企业、民间团体和其他非国家行为者参与政治。

但CVE模式的真正持久遗产是，它为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平台的大规模监视辩护，作为一种检测和去极端化潜在极端分子的手段。在“暴力极端分子”这一概念中，内含了一种被武器化的模糊性。在9/11事件十年后，当美国人对反恐战争感到厌倦时，谈论圣战主义或伊斯兰恐怖主义变得过时且在政治上令人怀疑。相反，奥巴马的国家安全机构坚称，极端主义暴力并不是某些文化中更为普遍的特定意识形态的结果，而是一种自由漂浮的意识形态传播。鉴于这些批评，奥巴马本可以试图结束反恐战争，但他选择不这样做。相反，奥巴马新生的政党国家通过将其工具，尤其是大规模监视，转向美国公民和他们中间据称潜伏的国内极端分子，将反恐战争变成了一项全社会的进步事业。

2021年，美国国家反恐中心前主任尼古拉斯·拉斯穆森撰写的关于9/11二十周年的反思捕捉了这种观点。他写道：“尤其是随着国内暴力极端主义对公共安全和安全的威胁日益增长，超越将政府置于反恐工作中心的后9/11反恐战略范式至关重要。”拉斯穆森主张，“一个更加广泛、更加全面和包容的‘全社会’方法”，他认为应包括“州和地方政府，也包括私营部门（包括科技公司）、以个人声音和非政府组织（NGOs）为形式的民间社会和学术界”。

全社会的这一套路可以追溯到2014-15年在CVE背景下的初次推广，再到唐纳德·特朗普崛起引发对俄罗斯虚假信息的恐慌后，它被用作审查协调机制，然后是COVID期间社交媒体收紧控制的号召，直至现在——它作为政党国家的通用口号和协调机制而运作，一个最初由奥巴马建立的政党国家，现在通过他所掌控的民主党进行运作。

这些全社会方法的各种迭代共同的特点是，它们无视民主程序和结社自由的权利，拥抱社交媒体监视，并且一再未能交付结果。实际上，尽管拉斯穆森在倡导全社会方法时承认，它“在许多方面可能更为混乱、复杂，并且在实现成果方面更加令人沮丧。”换句话说，不能指望它会奏效。

这类缺陷并不妨碍它的吸引力。正如某些政治家在选民中表现不佳也不会阻止政党指定他们为候选人一样，只要他们能被信任为服务政党利益，全社会战略仍然具有吸引力，无论其结果如何，因为它扩大了政党对以前独立的权力中心的控制。

确实，全社会是一种全面的政治形式。顾名思义，它抛弃了传统的分权，并要求企业、民间团体和其他非国家行为者参与政治。大规模监视是这种方法的支柱，但它也巩固了一种新的官僚阶层，这些人直接或间接地为政党的利益工作。这正是该党在COVID和2020年选举期间如何进行大规模审查的方式：通过将政府官员和与政党保持一致的“专家”从非营利活动的聘用世界中嵌入社交媒体平台。结果，正如我去年在一篇调查性文章中所记载的那样，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内监视和审查运动——通常是审查真实且及时的信息。

为了避免在这些努力中出现极权主义的迹象，政党需要不断供应各种事业——政党官员利用国家资助的紧急状况，作为要求公共和私营部门机构在意识形态上保持一致的借口。这些事业大致分为两种形式：紧急存在性危机（如COVID和被大肆宣传的俄罗斯虚假信息威胁）和据称需要政党保护的受害群体。

这个月就出现了这两种形式中的一种。

许多观察家误解了乔·拜登的倒台以及他迅速被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取代的原因。他们看到这一切在没有选民参与的情况下发生，便称其为政变。但这是一个假设完整的民主程序被外部势力颠覆的分类错误。如果拜登还意识到任何事情，那就是这个刚刚将他从权力中移除的政党国家系统，正是当初将他安装在这一位置上的系统。

与其说是政变，不如说是拜登的迅速衰退将一个本该在幕后进行的政治动作公开化了。尽管如此，这是一次有序的权力转移，党内领袖巴拉克·奥巴马和南希·佩洛西牢牢掌控了整个过程。试想一下共和党试图以类似方式替换唐纳德·特朗普，你会迅速联想到大规模抗议和特朗普支持者的公开反抗。只有民主党能在选举前几个月成功完成这样的操作。为什么？

因为民主党拥有可以调动的全社会政治机器，本周这个机器被运作起来，服务于一个新事业：让哈里斯当选，以防止特朗普带来的“俄罗斯-法西斯-白人至上主义-民主杀手野蛮主义”危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主要媒体突然一致地坚称哈里斯从未是白宫边境沙皇，尽管他们自己2021年的报道称她为“边境沙皇”。《Axios》的一篇文章将此归咎于特朗普竞选团队和共和党人，声称是他们错误地给哈里斯贴上了边境沙皇的标签，尽管文章承认“她实际上从未担任过这个职务。”几小时后，文章被迫发布了一份奥威尔式的更正，声明：“Axios是2021年错误将哈里斯称为‘边境沙皇’的新闻机构之一。”

这里的关键是——你知道当今系统与30岁以上的你所成长的系统大不相同的地方——事物变化的速度之快。《纽约时报》昨天上午急切地报道称“卡玛拉·哈里斯如何在48小时内掌控民主党”。想象一下，认为是哈里斯非凡的勇气和领导力，主要隐藏至今，使她能够如此迅速地“接管党”，这是一种乐观的想法，但真相则不那么戏剧性。这个党之所以交到她手中，是因为党内领袖选择她作为代言人。真正的成就不属于哈里斯，而属于党国。你可能会问的是，它如何在短短几周内推出一个新的总统候选人。答案是，过去十年中，党多次有机会通过其全社会机制在大规模事件的快速协调中进行培训。这就是回报。

这个月的另一个“伟大事业”出现在7月19日，当时副总统哈里斯的丈夫道格·埃姆霍夫提出了新的“反仇恨”立法建议。在白宫举行了一场“跨信仰联盟建设”会议后，埃姆霍夫宣布拜登政府将很快发布一项新的打击伊斯兰恐惧症的计划。这项计划源自去年启动的白宫打击反犹太主义的倡议，该倡议承诺进行全社会的努力，包括加强对社交媒体公司的审查，并呼吁打击“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

将犹太人纳入全社会的怀抱，是将名义上的犹太机构（这里包括了反诽谤联盟，它建议并支持政府的全社会国家战略）变成党的受控附属机构的一种有用方式，同时掌控“犹太叙事”。因此，每当出现反犹太主义的证据时，政党就会不断需要提及伊斯兰恐惧症。通过抹去犹太人的特殊性，并将各种偏见混为一谈，形成一种难以区分的“仇恨”泛黄，政党可以消除要求它实际采取行动应对反犹太暴力的声音——只有种族主义的伊斯兰恐惧症者才会将其视为一个特别的犹太问题。同时，这也为跨整个社会的机构进行广泛的、笨拙的干预提供了正当理由，因为据称它们都同样容易在不受党国监视装置控制的情况下促进仇恨和极端主义。

一次又一次，对泛泛而谈的仇恨的答案是加强对社交媒体的监管和审查。在协调公司和公民部门之间的名义下，与党利益一致的激进组织被用来监视强大的公司，尤其是科技公司。换句话说，保护犹太人免受仇恨的侵害，要求赋予党国更多的权力来奖励盟友并惩罚政治对手。

正因为如此，《Tablet》的编辑们警告美国犹太人，反对那些声称通过审查仇恨言论来保护他们免受反犹太主义侵害的法律和其他政治举措。“在一个持不同政见者越来越受到‘整个政府’或‘全社会’的全力打击的世界里，”《Tablet》写道，“作为一个民族，我们在历史上有存在性的利益，支持他人的言论自由和宪法权利——基于一个历史上证明是合理的原则，即他们很快就会针对我们。”

可以想象，卡玛拉·哈里斯总统可能会利用全社会的推动来实施她过去倡导的各种公平倡议。但同样地，如果特朗普在11月获胜，同样的策略将被用来协调政府团体、媒体和亿万富翁资助的非营利组织的“自发”抵抗运动，这些组织执行党国的职能。正是这个党国本身与民主不相容。而全社会正是它所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