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这可怜的抗争非但没有改变“法司几成虚设”的状况，而刘济自己反被大怒不已的嘉靖皇帝下令夺俸一月——由此可见国家常规司法机构在“旨从内降”司法方式和特务衙门威压之下其地位多么可怜。

案例四：与上面几个例子相比，此例则更具有典型性和戏剧性——1527年，嘉靖皇帝朱厚熄怀疑众朝臣借“李福达案’陷害自己的宠臣郭勋并进而质疑自己的威权，于是下令将此案由地方衙门移送京师，由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三法司会审(明代定制——重大刑狱由上述三部门首长会审)；然而他对会审的结果依然不满意，于是再次下令，改组三法司，另派完全依听命于自己的三名宠臣负责审理此案，具体的任免是：由礼部侍郎(札部副长官)桂萼取代原刑部尚书颜颐寿而领刑部、以兵部侍郎张璁代理都察院、以少詹事方献夫代理大理寺。同时，将被免职的三位原司法首脑一起逮捕。张璁、桂萼等人素来被刑部尚书颜颐寿看不起，于是宠臣们这次正好借机报复，他们用“拶指”的酷刑折磨颜颐寿，并笑着问他：“现在你服输了没有？”堂堂刑部尚书颜颐寿不胜毒刑，只好拼命磕头求饶，并哀告：“爷爷饶我！”此事很快传遍京城，于是当时市井间流行的政治民谣《十可笑》中就有一条是：“侍郎拶得尚书叫”一一意思是品级低下宠臣因为有皇帝撑腰就可以用酷刑将国家最高法官折磨得哀号不已！最后，所有原来参与审理此案或者心存异议的官员共四十余名一律免职并获重罪，同时得出了与原先完全相反的审判结果；又因为这个终审完全符合了嘉靖的心意，所以他大为欢喜，立即擢升张璁为大学士并统领都察院。同时将此案的审理过程汇编成《钦明大狱录》一书，作为以后的司法典则。而从此以后,朱厚熄对许多大案动辄通过身边的太监直接下达司法判令(“出中旨定狱”)，并且对于包括刑部侍郎、大理寺卿等国家司法高官在内的群臣，一直沿用对待颜颐寿等人的前例而“待之如奴隶”、甚至动辄刑讯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