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月，《新蜀报》报道，红军已发展到五万人，而各县难民约三万余人，逃入内地，啼饥号寒，望赈甚殷。到夏天，“嘉陵江两岸已烽火频惊”，川北难民大批往成都重庆而来。到重庆的难民只有很少数能够租房度日，多数生活无着。9月23日，报载川北难民2000余人已到与重庆市区仅一江之隔的江北刘家台观音桥一带，因生活无着抓菜抢米，使该地“秩序颇为紊乱”。记者呼吁难民“殛待救济”。

9月29日，报载白衣庵石河桥地区，有来自川北通江、南江、巴中地区的难民三四万。10月10日，报载绥定人民富户已逃空，普通人家也出走五分之三。

10月，四川剿匪区安抚委员会成立，委员长为被誉为“川北圣人”的张澜，安抚会设救济、慰劳、调查、宣传、组织五个组。其最为困难繁重且任务紧迫的是救济组，组长由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担任。安抚会正式成立之前，卢作孚已派出几支救济队出发到各县做救济工作，并同时对难民情况有比较细的调查。

从救济队发回重庆《嘉陵江日报》公布的难民调查上看，来自苏区的难民只有少数是富户人家，多数是小商人及手工业者、医生、教师等。从这些调查中也可看到，难民中城镇人口多于农村人口，往往是全家六七口，甚至十来口人同时出逃，男女老幼饱受奔波颠连之苦。不少贫苦人家，或有点家底但因出逃仓皇财物损失的，生活完全无法维持。安抚委员会委员卢子和与四川民团总指挥鲜特生从南充到遂宁经过蓬溪时，就“见多数难民极备穷困，裹腹之红苕稀饭亦无从出”。时已深秋，许多难民衣单不能御寒，夜晚只能露宿于街头。

整个四川到底有多少难民？救济队总队长邓少琴12月给卢作孚的信中汇报说“难民百万”，应该大致不差。

为什么有这样多难民？那时候，川北到底发生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