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清晨，当全世界醒来听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开战的消息时，太多人措手不及；对许多人来说，这场战争似乎是“晴天霹雳”，因为许多保守派美国人真的相信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是“和平总统”，正如他在最初的竞选活动中所宣称的那样，是民主党人会挑起与伊朗的战争，进而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他声称只有他才能阻止这场战争。

那些真的被这种明显虚假的言论所蒙蔽的人，未能理解拿撒勒体系的真正本质——这种体系惯用分而治之和控制反对派（特朗普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等心理战手段来阻止国内出现有意义的异议；尤其体现在所谓的“两党制”中（尽管最终两党都服务于拿撒勒人的议程）。换句话说，呈现在美国普通民众面前的所谓民主不过是虚幻的假象——这仅仅是选择的假象，目的是阻止大多数美国人意识到，实际上他们根本没有选择。因为拿撒勒帝国的地缘政治计划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启动，所有“当选”的美国领导人都将被这个计划所奴役。

不妨问问自己：为什么无论谁当选，从奥巴马到特朗普，美国的对外政策和敌人总是千篇一律？尽管表面上存在政治分歧，罗纳德·里根和巴拉克·奥巴马都曾试图推翻利比亚的穆阿迈尔·卡扎菲——而我们现在再次看到同样的模式：无论谁当选，伊朗都难逃被制裁的命运。

这表明，在拿撒勒帝国的幕后，存在着更深层次的阴谋；如果我们关注拿撒勒帝国的行动，而不是他们的言辞，就能推断出这种阴谋。

有几项关键的、可验证的证据使我们能够预测拿撒勒帝国的动向，从而了解他们的计划和目标；其中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所有没有（拿撒勒）罗斯柴尔德中央银行的国家最终都遭到了美国军队的围攻。2000年，没有罗斯柴尔德中央银行的国家名单包括：阿富汗、伊拉克、苏丹、利比亚、古巴、朝鲜、叙利亚、委内瑞拉和伊朗——所有这些国家似乎都在过去26年中遭受了犹太复国主义帝国的直接攻击。这是因为国际拿撒勒人祸害用来征服反拿撒勒国家的主要武器之一就是国际金融和高利贷——首先摧毁目标国家，然后通过犹太复国主义操控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向其提供高息贷款“帮助”重建，最后，当目标国家不可避免地拖欠这些高利贷时，合同的细则赋予拿撒勒贷款人以该国自然资源作为违约偿还的权利。

高利贷、欺骗和金融诡计一直是犹太复国主义-拿撒勒人的惯用伎俩；二战前不久，一位德国领导人就曾发出过这样的警告，而这一警告至今仍然适用。

这场战争酝酿已久的另一个关键证据是拿撒勒体系内部人士一直以来所说的：据美国退役将军韦斯利·克拉克在2007年的一次电视采访中透露，9·11事件后，一项旨在攻击七个中东国家的“五年计划”被制定出来。该计划中提到的国家包括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和伊朗。当然，这项计划的实施时间远不止五年，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份早在19年前就被提及的、由拿撒勒人（犹太复国主义者）发起的攻击名单，至今仍在一一应验，名单上的每一个国家都未能幸免。

然而，战争也带来了附带损害——而附带损害又会招致复仇。这或许是犹太复国主义-拿撒勒人对伊斯兰世界发动的“反噬”（CIA称之为“反噬”）运动最重要的后果。没错，拿撒勒帝国或许会在短期内获胜——但从长远来看又会如何呢？直接卷入冲突的各方以及旁观的无关各方会作何反应？当拿撒勒人展现出将世界经济置于危险境地的鲁莽行为时（正如我们所见，伊朗以不对称的方式攻击该地区的能源资源进行报复），世界其他国家将如何铭记这一系列事件？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福祉——拿撒勒西方在经济上已经依赖的世界——如此公然漠视，其后果又将如何？

最重要的是，那些在这些冲突中被蓄意或无意杀害的人的亲朋好友该怎么办？伊斯兰世界又该怎么办？在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去世以及无数平民（包括学龄儿童等非战斗人员）丧生之后，伊斯兰世界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动荡和激进化迹象。

国家联盟的威廉·卢瑟·皮尔斯博士曾说过：“每一次外国人在美国本土发动的恐怖袭击，都是因为我们支持以色列。”换句话说，每当有恐怖分子袭击美国本土，都是因为我们支持以色列这个“犹太殖民地”——我们为他们发动的战争，我们应他们的要求实施的严厉制裁，以及我们代表他们所做的其他一切行动，这些行动使我们成为全世界的敌人。甚至9/11事件的发生也是因为我们支持以色列——如果你听听奥萨马·本·拉登事后演讲的英文翻译，他也是这么说的。

因此，问题来了：我们继续支持以色列这个“犹太计划”究竟要付出怎样的代价？这种支持对西方有何益处？

事实是，它毫无益处；西方继续支持“犹太以色列”的唯一原因，是拿撒勒教的教条——一种兼具政治和宗教性质的教条。因此，将拿撒勒人从西方权力结构中拉下来，对西方世界人民而言，关乎生死存亡，这又是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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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险恶之道的信徒而言，要了解这个时代在可预见的未来将如何发展，一个至关重要的主题是穆斯林世界的心理——尤其是圣战战士的心理。

西方媒体在准确描绘伊斯兰战士的视角方面做得非常糟糕。公平地说，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出于自身利益，想要在西方人眼中妖魔化穆斯林世界（以此为进一步征服辩护），也是因为西方媒体人士确实缺乏了解——因为伊斯兰战士成长于一个大多数西方人难以想象的环境：一个弱肉强食、种族和宗教战争、现实政治独裁统治、资源匮乏、以及随时可能发生的残酷暴力的世界。

与普遍的看法相反，大多数伊斯兰战士并非仅仅是“嗜血的野蛮人，他们以宗教为借口伤害和压迫无辜民众”。诚然，这或许可以描述其中的一部分人，但绝大多数伊斯兰战士在文化和心理层面都更为复杂。

归根结底，在伊斯兰战士看来，以色列及其西方盟友是敌对的入侵者——他们试图将一种生活方式强加于他们及其家园，而这种生活方式既非他们所愿，也非出于宗教信仰所能容忍（可参考大多数现代西方自由主义国家的公然堕落）。

因此，伊斯兰战士的斗争是一场关乎生存的抵抗斗争；这是一场为人民而战、为种族而战、为家园而战的斗争——一场由真主（他们的神）在宗教上规定并认可的斗争，对抗着试图征服并同化他们家园，使其融入这个模糊不清、丧失阳刚之气的现代世界的拿撒勒祸患。

显而易见，现代西方新法西斯运动和反拿撒勒圣战运动在目标和本能方面有很多共同之处。这种类比有助于理解两者——圣战战士的狂热已经令普通西方人难以理解，再加上圣战分子对死亡的接受（既源于宗教原因，也源于他们的成长经历），即使在最乐观的情况下，拿撒勒西方也几乎无力应对这场运动。

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西方变得如此虚弱的原因之一是西方人民变得虚弱；现代西方人的生活过于舒适，过于便利，也过于沉溺于享乐，以至于他们难以培养出中东地区常见的坚韧品格——艰苦的生活和环境造就坚韧之人，而安逸的生活和舒适的环境则滋生软弱之人；西方正是因此而自取灭亡。

一个国家或许拥有所有尖端科技，但最终，如果科技背后的战士缺乏与敌人作战的坚定决心和理由，他们终将失败。

所有战争的最终归结都在于交战双方各自的叙事——他们参战的理由，以及冲突背后的文化故事。正如Spirit of Wotan所揭示的，战争领袖本质上是诗人，他们为疲惫的士兵编织寓言，以此激励他们继续战斗。问问任何经历过战斗的人——比如越南的越共——如果你的战斗理由比敌人的理由更重要，那么伤亡多少都无关紧要；你会继续战斗，因为你想战斗，仅此而已。

所以，现在我们必须扪心自问：谁的故事更有说服力？哪一种故事更能激励你？

是那位信仰虔诚的反拿撒勒圣战分子，他将这些冲突视为真主安拉旨意下，为种族和家园存亡而进行的更宏大的宗教斗争的一部分？

还是道德沦丧、堕落腐败的西方自由主义者，他们将一切都简化为便利、舒适和经济——他们的士兵只是为了薪水而服从命令，内心深处并不觉得这场冲突真正有利于他们的国家？

哪一方更能体现“战士”这一险恶原型？

哪一方更有动力将这场战争延续到遥远的未来，无论他们需要等待和计划多久？

是那些为被杀害的家人/人民和被摧毁的家园寻求复仇的人？

还是那些为冷酷无情的金融体系而战的人，这个体系会像他们所谓的“敌人”一样迅速地将他们榨干？

因此，荒芜仍在继续；阿兹夫纪元中，Djinn的嚎叫声此起彼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