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契丹国故晋王墓志铭并序】

卢龙军节度使推官、将仕郎守右舍遗牛藏用奉命撰

王姓石氏，讳重贵，赵王勒之裔，晋高祖之嗣也。天福七年高祖崩，即皇帝位于柩前，改元为开运。初，高祖之龙飞晋阳也，苦于清泰之兵，有县斧析骸乏窘，殆将不振。大契丹嗣圣皇帝排大难，而帝之于中忧，高祖德之，以子道自居，世世不绝。至六载，王惑于奸权之说，有大恩不报之义，乃弃约而息贡。嗣圣皇帝再耀武于夷门，遂迁王于辽左之东京。暨天授皇上，帝徙居建州而城之。天顺皇帝策为晋王，名其城为安晋焉。以天赞皇帝保宁六年六月十八日遘疾薨于寝，享年六十有一。

皇上轸悼，赠赙加等。丧葬之事，一以官给。敕著作郎冯侃致祭兼监护焉，诏用王者之礼。以其年闰十月十一日葬于安晋城之坤原，后冯氏祔焉。惟王锺日月之光，践辰极之位，宽仁大度，齐圣广渊，数载之间，地民是赖。然而运丁百六身死国灭，盖历劫之永，终非德义之不足也。嗣子延煦，右骁卫上将军、检校太师，棘人之毁嗣子之墓，擢迁陵谷，有同冥冥。大承相秦王，怀旧君之义，命幕吏直书其事而志于墓石，铭曰：

律中应锺，岁直奄茂，旷野云烟，煞气封树。

逝水无回，长夜不寐，万代千秋，晋王之墓。

晋出帝石重贵（914年—974年），942年－946年在位。天福七年（942年），后晋高祖石敬瑭死，重贵继位，沿用高祖天福年号，天福九年（944年）七月改元开运。石重贵不肯向契丹称臣，契丹攻后晋，开运三年十二月十七（947年1月11日）占开封，石重贵投降，后晋亡，史称晋出帝、晋少帝。
墓志铭称石重贵于天赞皇帝保宁六年逝世，即公元974年，也就是被俘后的第27年，享年六十一岁，在那个时代已经不算短命。而支那史料《旧五代史》引范质《晋朝陷蕃记》称石重贵“凡十八年而卒”，即在北宋乾德二年（964年）去世。出入很大。我们知道古代信息闭塞，尤其是国与国之间，那么支那的史料来源就很成问题，某个士大夫异想天开随口胡诌写进历史的概率非常大。而这些士大夫造谣瞎编的原因很简单：煽动民族仇恨。
因为民族主义是封建统治者重要的法理基础和权力来源之一。宋朝又极端衰弱，武力不占优势，更需要民族主义来饮鸩止渴。当然我们知道宋朝的结果是统治者自身也被民族主义裹挟，背弃澶渊之盟，联金灭辽，后又连蒙灭金，主打一个背信弃义，最后天道好轮回。
这是题外话了。
除此之外，我观石重贵之维基与百度百科，词条本身很短，但大部分内容没有任何援引出处，尤其是关于石重贵被俘后悲惨生活的描述，而从墓志铭看来，辽国对石重贵依然用王室待遇，“皇上轸悼，赠赙加等。丧葬之事，一以官给。敕著作郎冯侃致祭兼监护焉，诏用王者之礼。”，并且从“后冯氏祔焉。”可知石重贵妻子冯皇后死在石重贵之后。细究起来，我觉得这是有合理性的，石重贵的皇帝身份对于契丹可能不算什么，但名义上人家也是耶律德光的孙子。即使不再朝贡了，写给耶律德光的官方书信仍自称孙子。
这说明耶律德光还是个重视伦理亲情的主儿，不像支那皇室，尤其是支那歌颂的唐代，动不动宫闱之乱，父子兄弟相残，毫无情面。
词条中对石重贵被俘后的悲惨生活的描述中竟然有“其后，又迁往建州，在那里与李太后、冯皇后被迫耕田度日”，看来对于支那猪来说当农民确实不是人过的日子。可惜，我大辽是游牧民族，有你妈的农田，支那猪瞎编都不用考虑常识。
另外，在石重贵被俘的过程中，有一个叛将叫张彦泽，向契丹投降，出卖了石重贵，并掠夺了王长子石延煦的生母楚国夫人。张彦泽是个什么人呢？他从石敬瑭的时代开始就是个名人，凶狠残暴，从平民百姓到士大夫，都有遭他毒手的，参告他的人络绎不绝，然而从石敬瑭到石重贵都没人能治他。直到辽主耶律德光，才给他押到开封北公开处决。
当时的场景那叫一个热闹啊，“耶律德光命高勋监刑，过去被张彦泽所杀害的士大夫子孙，皆亲临刑场，绖杖号哭，并以杖殴打张彦泽。高勋下令把张彦泽的双手斩断，又让人活挖其心以祭奠死者，观刑市民争先恐后地敲破他的头骨，将其脑髓掏出，掺拌其肉吞吃。”这一段可是真有出处。《新五代史·卷52》，出自欧阳修《新五代史》
我大辽为民除害，有德于蜘蛛，到了今天，支那居然在历史里写我大辽如何残暴，真是跟石重贵一样忘恩负义，应该罚去种田！
大辽太残暴了，居然只罚支那人种田。换成支那人的话，刑法花样多了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