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国】续•奥羽战国史（上）——奥羽仕置（2）
领国位于陆奥北部的南部信直获得了和贺和稗贯二郡的知行，其宿敌津轻为信以及海道地区的相马义胤和岩城贞隆也获得所领安堵。而原拥有奥州探题役职的名家出身的大崎义隆最后只成为了蒲生氏的客将。
出羽方面，最上义光、秋田实季、小野寺、六乡、本堂、户泽等仙北诸家、仁贺保、打越、岩屋、石泽、下村等由利众获得本领安堵。大宝寺氏则被改易。
从三年多以后的文禄三年（1594）的检地结果来看，奥羽第一位的大名蒲生氏乡坐拥九十一万九千石知行，占了奥羽全部的知行总量的百分之四十六，从全国来看也仅次于德川家康和毛利辉元（《当代记》）；位居第二的是伊达政宗，六十一万四千石；而居于第三位的最上义光则只有区区的十三万石了。
其中着重讲一下伊达政宗。天正十九年（1591）八月，伊达政宗由米泽被国替到了岩出山；九月二十三日，政宗入岩出山城。岩出山城的普请由德川家康主持。在入城的前一天政宗给家臣的书信中提到“对于这种结果也是感到非常无奈”（《伊达家文书》），郁闷之情溢于言表，但却又不得不遵从。而且除了政宗本人外，家臣们的知行也要随之改变，这就带来更多的问题。例如亘理城主亘理重宗作为伊达氏的外样家臣的代表，本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改封其知行必定会对其独立性造成影响。而且政宗的知行被削减了十余万石，家臣的知行当也随之降低，想必无人心里会乐于接受。早在七月七日听到即将国替的风声后，伊达政宗在给留守米泽城的家臣的书信中就提到了领国内出现的混乱的局面（《伊达家文书》），有的町民和农民甚至还逃进了山里，只得强令他们返回等等。这次国替中伊达政宗所采取的各项政策，也逐渐成为了近世仙台藩家臣统制策的源头。
在新的本城岩出山城，伊达政宗迎来了新的一年，即天正二十年（文禄元年、1592）。正月下旬，为了遵从丰臣秀吉之命出兵朝鲜，伊达政宗率军前往京都，后又前往肥前名护屋。次年三月，政宗渡海至朝鲜，五个多月后返回，之后长时间滞留于京都。好不容易在文禄四年（1595）七月回到领国，但不久后就发生了“丰臣秀次事件”，伊达政宗赶忙又前往京都。之后又忙于伏见城的普请工作，没有时间回到领国。
奥羽仕置完成后，伊达政宗的政治活动也有了明显变化，相比于治理领国，其更多的是在丰臣政权下响应军役、与丰臣氏及诸大名进行政治交涉，来往于伏见、大坂、名护屋，甚至还去了一趟朝鲜。由于长时间不在领国，其领国事务便交给屋代景赖主理，并安排多名评定众辅佐。大名上京时由留守居役进行领国支配的体制，也是在此时期形成的。
说完伊达政宗，再来看蒲生氏乡。同伊达政宗一样，蒲生氏乡在文禄年间也是多在名护屋和京都，但他并未渡海赴朝。在此期间还整备了本城及城下町，并将黑川城改名为若松城。文禄三年（1594），蒲生领内实施检地。在奥羽仕置时，氏乡作为仕置的负责人之一在奥羽参与其他大名检地，这次轮到他在自己领内检地了。从保留下来的检地帐看，对于领内各村的检地集中在当年六月；七月编制了记载村高及给人的目录帐；八月个别下发知行宛行。以本次检地为契机，不仅作成了检地帐等，还作成了领内财政支出的帐簿。检地对于大名领国经营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前文已经提及，文禄三年（1594）的检地后，蒲生领的石高达到了九十一万九千石，比奥羽仕置时的七十三万四千石有了大幅提高。
文禄四年（1595）二月七日，蒲生氏乡在京都死去，年仅四十岁。作为奥羽最大领地的支配者及丰臣政权在奥羽的代理人蒲生氏乡的英年早逝，给丰臣政权的奥羽支配也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丰臣秀吉急忙在氏乡死后数天内就对其子鹤千代（后来的蒲生秀行）及蒲生氏十三名重臣下发的朱印状，保证鹤千代平稳继位，并与家康之女成婚，遵守氏乡在世时下达的命令和政策，从内外部保证蒲生氏权力的无缝过渡。同时对于蒲生领周边的上杉、佐竹、最上、伊达诸大名也传达了同一命令，尽可能减少氏乡之死所带来的冲击。由此可见氏乡在丰臣政权统治奥羽一环中的重要性，以及秀吉对于年龄尚幼的鹤千代继位的不放心。
从下发的朱印状可知，秀吉将辅助蒲生氏完成权力平稳交接的重任交给了德川家康，而蒲生秀行也在浅野长政的陪同下回到了会津领国，正式坐上了当主之位。但在六月，秀吉就下发了没收蒲生领的朱印状（《岛津家文书》），原因是有人揭发蒲生氏重臣在文禄三年（1594）的检地中存在舞弊行为，少报石高。因为在氏乡死后，蒲生氏的财政由德川家康、前田利家、前田玄以和浅野长政等人监管，所以有学者认为蒲生领没收事件是丰臣氏内部不同派系势力斗争的一个表现（德川家康身为蒲生秀行的岳父和支持者，浅野长政身为奥羽事务的主持者，如果蒲生秀行继任及检地问题上出现纰漏，二人势必会被追究责任。因此如朝尾直弘等学者认为围绕蒲生领问题，丰臣氏政权内部当是有过对立。而关于被揭发出的少报石高一事，无论真假，对于其他经历过检地的大名，至少也是个警钟——不懂战国注）。
不管真相如何，庆长三年（1598）正月，在经历了“蒲生骚动”后（蒲生氏重臣蒲生乡安与其他重臣蒲生乡可、蒲生乡成之间有着积年的对立。氏乡死后，蒲生乡安设计诱杀了蒲生乡可一方的蒲生氏小姓众之首的亘理八右卫门，双方彻底撕破脸面，即将兵戎相见。听闻此事的丰臣秀吉将蒲生乡安召回，找个理由将乡安罢免，同时以此为借口说蒲生秀行不具备管理庞大家业的能力，从而把秀行改易——不懂战国注），蒲生秀行终被改易至下野宇都宫十二万石。越后的上杉景胜入封会津。同年，秀吉病亡，丰臣政权又出现了新的危机………
原作者 高桥 充
原文出自《东北中世史5·东北近世的胎动》第一章（吉川弘文馆、2015）
边吃包子边脱衣服 24-11-07
出羽方面，最上义光、秋田实季、小野寺、六乡、本堂、户泽等仙北诸家、仁贺保、打越、岩屋、石泽、下村等由利众获得本领安堵。大宝寺氏则被改易。
从三年多以后的文禄三年（1594）的检地结果来看，奥羽第一位的大名蒲生氏乡坐拥九十一万九千石知行，占了奥羽全部的知行总量的百分之四十六，从全国来看也仅次于德川家康和毛利辉元（《当代记》）；位居第二的是伊达政宗，六十一万四千石；而居于第三位的最上义光则只有区区的十三万石了。
其中着重讲一下伊达政宗。天正十九年（1591）八月，伊达政宗由米泽被国替到了岩出山；九月二十三日，政宗入岩出山城。岩出山城的普请由德川家康主持。在入城的前一天政宗给家臣的书信中提到“对于这种结果也是感到非常无奈”（《伊达家文书》），郁闷之情溢于言表，但却又不得不遵从。而且除了政宗本人外，家臣们的知行也要随之改变，这就带来更多的问题。例如亘理城主亘理重宗作为伊达氏的外样家臣的代表，本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改封其知行必定会对其独立性造成影响。而且政宗的知行被削减了十余万石，家臣的知行当也随之降低，想必无人心里会乐于接受。早在七月七日听到即将国替的风声后，伊达政宗在给留守米泽城的家臣的书信中就提到了领国内出现的混乱的局面（《伊达家文书》），有的町民和农民甚至还逃进了山里，只得强令他们返回等等。这次国替中伊达政宗所采取的各项政策，也逐渐成为了近世仙台藩家臣统制策的源头。
在新的本城岩出山城，伊达政宗迎来了新的一年，即天正二十年（文禄元年、1592）。正月下旬，为了遵从丰臣秀吉之命出兵朝鲜，伊达政宗率军前往京都，后又前往肥前名护屋。次年三月，政宗渡海至朝鲜，五个多月后返回，之后长时间滞留于京都。好不容易在文禄四年（1595）七月回到领国，但不久后就发生了“丰臣秀次事件”，伊达政宗赶忙又前往京都。之后又忙于伏见城的普请工作，没有时间回到领国。
奥羽仕置完成后，伊达政宗的政治活动也有了明显变化，相比于治理领国，其更多的是在丰臣政权下响应军役、与丰臣氏及诸大名进行政治交涉，来往于伏见、大坂、名护屋，甚至还去了一趟朝鲜。由于长时间不在领国，其领国事务便交给屋代景赖主理，并安排多名评定众辅佐。大名上京时由留守居役进行领国支配的体制，也是在此时期形成的。
说完伊达政宗，再来看蒲生氏乡。同伊达政宗一样，蒲生氏乡在文禄年间也是多在名护屋和京都，但他并未渡海赴朝。在此期间还整备了本城及城下町，并将黑川城改名为若松城。文禄三年（1594），蒲生领内实施检地。在奥羽仕置时，氏乡作为仕置的负责人之一在奥羽参与其他大名检地，这次轮到他在自己领内检地了。从保留下来的检地帐看，对于领内各村的检地集中在当年六月；七月编制了记载村高及给人的目录帐；八月个别下发知行宛行。以本次检地为契机，不仅作成了检地帐等，还作成了领内财政支出的帐簿。检地对于大名领国经营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前文已经提及，文禄三年（1594）的检地后，蒲生领的石高达到了九十一万九千石，比奥羽仕置时的七十三万四千石有了大幅提高。
文禄四年（1595）二月七日，蒲生氏乡在京都死去，年仅四十岁。作为奥羽最大领地的支配者及丰臣政权在奥羽的代理人蒲生氏乡的英年早逝，给丰臣政权的奥羽支配也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丰臣秀吉急忙在氏乡死后数天内就对其子鹤千代（后来的蒲生秀行）及蒲生氏十三名重臣下发的朱印状，保证鹤千代平稳继位，并与家康之女成婚，遵守氏乡在世时下达的命令和政策，从内外部保证蒲生氏权力的无缝过渡。同时对于蒲生领周边的上杉、佐竹、最上、伊达诸大名也传达了同一命令，尽可能减少氏乡之死所带来的冲击。由此可见氏乡在丰臣政权统治奥羽一环中的重要性，以及秀吉对于年龄尚幼的鹤千代继位的不放心。
从下发的朱印状可知，秀吉将辅助蒲生氏完成权力平稳交接的重任交给了德川家康，而蒲生秀行也在浅野长政的陪同下回到了会津领国，正式坐上了当主之位。但在六月，秀吉就下发了没收蒲生领的朱印状（《岛津家文书》），原因是有人揭发蒲生氏重臣在文禄三年（1594）的检地中存在舞弊行为，少报石高。因为在氏乡死后，蒲生氏的财政由德川家康、前田利家、前田玄以和浅野长政等人监管，所以有学者认为蒲生领没收事件是丰臣氏内部不同派系势力斗争的一个表现（德川家康身为蒲生秀行的岳父和支持者，浅野长政身为奥羽事务的主持者，如果蒲生秀行继任及检地问题上出现纰漏，二人势必会被追究责任。因此如朝尾直弘等学者认为围绕蒲生领问题，丰臣氏政权内部当是有过对立。而关于被揭发出的少报石高一事，无论真假，对于其他经历过检地的大名，至少也是个警钟——不懂战国注）。
不管真相如何，庆长三年（1598）正月，在经历了“蒲生骚动”后（蒲生氏重臣蒲生乡安与其他重臣蒲生乡可、蒲生乡成之间有着积年的对立。氏乡死后，蒲生乡安设计诱杀了蒲生乡可一方的蒲生氏小姓众之首的亘理八右卫门，双方彻底撕破脸面，即将兵戎相见。听闻此事的丰臣秀吉将蒲生乡安召回，找个理由将乡安罢免，同时以此为借口说蒲生秀行不具备管理庞大家业的能力，从而把秀行改易——不懂战国注），蒲生秀行终被改易至下野宇都宫十二万石。越后的上杉景胜入封会津。同年，秀吉病亡，丰臣政权又出现了新的危机………
原作者 高桥 充
原文出自《东北中世史5·东北近世的胎动》第一章（吉川弘文馆、2015）
边吃包子边脱衣服 24-1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