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宇喜多氏在文禄年间实施的检地，学者金井圆（《地方史研究》9-6（1959）所收金井圆《织丰期的备前—太阁检地的地域性的一个实例》）和柴田一（《历史教育》8-8（1960）所收柴田一《战国土豪层与太阁检地—以宇喜多领为例》）进行了相应的研究。柴田一认为宇喜多氏的检地忠实的执行和贯彻着太阁检地的方式，另外在其的论述中重点便是对于“阻止势力”的研究，这个“阻止势力”自然指的是战国土豪，即在地领主。最终他的结论是反对检地的战国土豪的反抗成为宇喜多骚动的主因之一，虽然是按照太阁检地的方式实施，但却没有实现太阁检地的作用和结果；金井圆则通过有限的史料，对于天正至文禄年间的宇喜多氏检地的相关事例进行了整理，并从之前进行的太阁检地的视角加以分析。他认为天正十六年（1588）至十七年的寺社检地并不属于太阁检地的范畴，倒是与指出检地是一类。从现存的寺领检地帐来探究备前太阁检地的实际，是他进行研究的着眼点。综合以上两位学者关于宇喜多氏权力和检地相关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一是宇喜多氏想通过检地来抑制寺社势力和在地领主，二是检地所造成的家中混乱为后来的宇喜多骚动埋下了伏笔。

继しらが康义提出检地与宇喜多骚动的关联后，结合文禄三年的总国检地乃是为了应对“唐入”（指侵朝）而实施的这一观点，寺尾克成（米原正义先生古稀纪念论文集刊行会编《战国织丰期的政治和文化》（续群书类丛完成会、1993）所收寺尾克成《宇喜多氏检地的再检证》）、森胁崇文（《年报赤松氏研究》第2号（2009）所收森胁崇文《丰臣期宇喜多氏文禄四年寺社领寄进的基础考察》）、渡边大门（《皇学馆论丛》第257号（2010）所收《丰臣期宇喜多氏检地再考》）及本文笔者归纳并承袭了上述研究成果。

しらが康义还更加深入地分析了留存下来的寺领帐，认为通过检地收公了寺社领，只对其自作地进行了发还，而领主得分地没收后，成为了大名的藏入地。寺尾克成则对此观点提出了疑问，指出了宇喜多氏的检地政策乃是因为秀家的豪奢而收公了寺社领和家臣知行地这种基于《备前军记》的通说乃是错误的，他主张秀家对于寺社领，会根据总国检地的结果，重新进行一齐寄进。

针对上述关于寺社领检地两种截然相反的说法，森胁崇文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宇喜多秀家通过总国检地而将收公寺社领进行再分配，并通过金山寺遍照院的僧人圆智，对宇喜多氏领国内的寺社秩序进行整编。纳入金山寺统一监管的寺社被要求执行《寺僧社僧之掟》，从而被迫放弃了原先具备的审查裁决权，并负责宇喜多氏的相关祈祷事宜。

此外，森胁崇文不仅在总国检地方面提出了新的见解，对于秀家时代宇喜多氏的权力确立过程也进行了阐述（《历史》第225号（2011）所收森胁崇文《丰臣期大名权力的变革过程—以备前宇喜多氏为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直属于当主负责分国事务运营的“直属奉行人”的概念及关于庶流苗字“浮田”的创出。在宇喜多秀家幼年时代，以冈、长船、户川为首的直家时代的宿老拥立秀家，自然而然成为了领国政务运营的主体。但在文禄年间以后，秀家赐予直属奉行人中忠诚、有能之人以浮田苗字，借以推进大名权力的改革（即当主集权化），并试图将一门及宿老层从政务运营体制的核心中剥离。这也正是秀家亲政的一个分水岭，以总国检地为主要方式，宇喜多氏的权力开始致力于推进分国的一元化。

森胁崇文的缜密论证再加上几乎同期光成准治对于同一问题的指摘（《年报赤松氏研究》第3号（2010）所收光成准治《中·近世移行期的村落统治与法—以备前·美作为中心》），均是非常值得借鉴的观点。光成准治是从宇喜多直家至秀家时期的法的秩序角度着眼，论证备作地区的在地支配形态，也是非常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的。

笔者基于しらが康义、森胁崇文等先学的研究，特别是按照しらが康义提出的关于秀家以丰臣政权为强力后盾和秀家经验不足导致的家臣团统御不彻底两点，将宇喜多秀家的权力编成措施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以丰臣秀吉为后援，强化对于家臣团的统御；

2、通过叙任官位明确秀家及家臣的身份序列；

3、领国支配的主导权由有力家臣向直属奉行人转换；

4、通过总国检地将领主权向当主秀家集中，以重新整编家臣团。

笔者做出上述归纳，除了综合了多位学者的成果，还基于对宇喜多氏的家臣团进行了深入研究，主要有宇喜多忠家、浮田左京亮、户川达安、花房秀成、长船纪伊守、中村次郎兵卫、明石扫部等人，包括了丰臣期宇喜多氏麾下的大部分家臣，笔者又将这些家臣大致分成了四类：第一类为谱代重臣，主要包括户川达安、长船纪伊守等；第二类为宇喜多氏一族，主要包括宇喜多忠家、浮田左京亮等；第三类为直属奉行人，如中村次郎兵卫；第四类为客将，如明石扫部。

最后，再来介绍一下渡边大门近年的研究成果（《年报赤松氏研究》第5号（2012）所收渡边大门《关于宇喜多氏家臣的一考察》）。渡边大门根据先学的研究，非常重视直属奉行人这一结论，强调了宇喜多氏对于家臣团掌控不够彻底，并通过对不破氏、角南氏、大森氏、近藤氏等家臣的检证，更加深化了上述结论，捋清了基本事实。此外，渡边大门也论及了宇喜多氏的检地政策，他基于金井圆和柴田一的研究，提出秀家的检地政策的基调是为了保护寺社领，虽然通过检地将寺社领收公，但又下赐替地，并重新寄进等等，将负面影响转嫁于家臣、农民。但也有些学者认为渡边大门的研究成果虽然借鉴了寺尾克成和しらが康义研究的部分内容，但并没有很好的阐述《寺僧社僧之掟》等寺社统治政策，所以学者依藤保指出，渡边大门的研究成果在与先学研究的关联性方面仍有深入检证的余地（《三木史谈》第41号（1999）所收依藤保《答渡边大门的批判》）。

第八章 宇喜多骚动

关于宇喜多骚动的考证，虽然有些断片的研究，但真正基于实证去对其进行深入的检证却是没有。柴田一曾经论及过《备前军记》中关于此事的情况，しらが康义也依据《鹿苑日录》对中村次郎兵卫遭袭之传闻、宇喜多家臣内乱、很多家臣致仕等情况进行过指摘，但瓶颈还是因为史料的欠缺，导致无法通过实证性研究充分还原此事的来龙去脉。

为了打破上述瓶颈，本文笔者对于宇喜多骚动的经过进行了总体的检证和一连串的研究（《冈山地方史研究》第109号（2006）所收大西泰正《宇喜多氏的家中骚动》、《日本历史》第727号（2008）所收大西泰正《秀吉死后的宇喜多氏—以宇喜多骚动为中心》）。借用森胁崇文的说法就是：“尝试之前并没有多大进展的关于宇喜多骚动的研究，应该一边对骚动的发生过程进行缜密的再论证，同时大幅订正通说中的一些说法”。具体来说的话，宇喜多骚动的背景大致是想要强化自身权力的宇喜多秀家及作为其助力的侧近、吏僚层与浮田左京亮、户川达安等在大名权力下保有一定自立性的有力家臣的对抗所致，否定了之前一直作为通说的因天主教徒与法华宗徒对立所引发的的说法，总国检地等集权化政策的推进是造成家中骚动的背后原因，而且秀家的后盾丰臣政权的影响和集权化政策的主导者长船纪伊守之死，造成了家中混乱的表面化，即浮田左京亮的蜂起和中村次郎兵卫遭袭事件等等。至庆长五年（1600）正月，通过德川家康的调解，骚动暂时被平息。但以户川达安为代表的骚动主导者却在当年五六月份又与秀家发生了冲突，从而脱离了主家。骚动制约了宇喜多秀家的行动，也阻碍了作为五大老之一的宇喜多氏权力的发展，更对秀吉死后丰臣政权的混乱和德川家康的势力扩张造成了一定影响。但在笔者研究成果发表后，前文提到的利用后世编纂物来论证一些问题的这点被光成准治提出（光成准治著《关原前夜—西军大名们的战斗》（NHK出版、2009）），并指出笔者的主张不彻底和对史料的读解有问题等等而加以批判（《日本史研究》第573号（2010）所收大西泰正《关于宇喜多骚动—对光成准治著<关原前夜>第五章的反论》）。

之后，学者石畑匡基在对宇喜多骚动的研究过程中，非常重视笔者运用《看羊录》内容和相关见解（冈山地方史研究会2012年1月例会报告中难波修的报告《对近世编纂物中宇喜多骚动关系记载的再检证》），学者难波修也指出作为宇喜多骚动的调停者的大谷吉继、神原康政和津田小平次三人，都是与宇喜多氏有姻亲或其他关系的人物，由他们进行骚动的仲裁者也是必然的选择。

此外，对于宇喜多骚动的原因，渡边大门也提出了其看法（渡边大门著《战国期浦上氏·宇喜多氏与地域权力》（岩田书院、2011）），即骚动的原因当与宇喜多氏到底是继续作为丰臣方还是加入德川方的政治斗争有关，户川达安及其他宇喜多家臣后来出仕于德川家康便是其佐证。但是，宇喜多骚动爆发于庆长四年（1599）至五年的上半年，因此家中的混乱和矛盾的累积肯定在此之前就已出现，而此时德川家康也不过是丰臣政权麾下的一介大名，所以似乎渡边大门所述的德川·丰臣双方对立导致宇喜多氏内部混乱和对立的说法并不能成立，而且他所谓的佐证也并不充分和客观，没有对骚动发生前关于德川·丰臣双方对立及对宇喜多家臣团造成影响的论述。

对于宇喜多骚动的评价，しらが康义提出，骚动所造成的家臣团及其军事力的崩坏导致以其为主力之一的关原合战决战中的败北乃是必然，更是宇喜多氏灭亡的导火索。笔者也认为，因宇喜多秀家的经验不足及对家臣团统御的不彻底所造成骚动，致使家中陷入崩溃境地。但森胁崇文也提出虽然经历了骚动，但秀家完成了家臣团的洗牌，可以将其指令贯彻到底层家臣的这一见解。笔者对于此点持保留的态度，希望今后对于宇喜多氏的研究，不断能够出现建设性的说法。

原作者 大西泰正

原文出自《论集战国大名与国众11·备前宇喜多氏》（岩田书院2012）

原文题目为《総論 備前宇喜多氏をめぐっ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