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长元年（1596），蛎崎庆广派遣嫡子盛广前往江户拜见德川家康；庆长四年（1599）十一月，庆广与其次子忠广一起赴大坂，再次与家康会面；庆长五年（1600）三月，一直滞留在畿内的庆广与弟弟吉广与家康第三次会面后回国。其中在庆长四年（1599）的那次会面中，庆广向家康展示了虾夷地区的地图，席间家康提起了“北高丽”一事。北高丽指的是朝鲜半岛北部至我国东北一带，家康也从传教士口中得知一些日本北方的地理形势。根据学者纸屋敦之的研究，认为家康恐是担心明军和朝鲜军会从虾夷方向反攻日本，因此较为关注北高丽的情况。之后家康又问起了关于蛎崎氏的家系情况。《新罗之记录》中没有记载庆广是如何回答的，但从蛎崎氏一直以来的自我彪炳来看，可能是仍在自圆其说自己乃是若狭武田氏的同族，甚至与同为所谓的清和源氏出身的德川家康拉近距离。

值得一提的是，此时的蛎崎庆广已改苗字为松前。通说中松前苗字中的“松”取自于德川家康原来的苗字松平，“前”则取自于前田利家之苗字。在丰臣秀吉时期，庆广混用蛎崎和松前苗字。按照《松前家记》的说法，最后庆广统一使用松前苗字，但按照《福山秘府》的说法，是源自德川家康的指示。真实的改苗字理由已不可考，但也只有松前庆广及其儿子们更改，庆广的兄弟们仍使用蛎崎苗字。或许是向同族宣布，只有松前氏才是日后历代家督之选。

在经历了庆长五年（1600）的关原合战后，德川家康于三年后的庆长八年（1603）二月就任征夷大将军，开创了江户幕府。松前庆广于同年十一月前往江户拜谒了德川家康，并于次年一月二十七日获得了支配虾夷的黑印状，即幕府下达的认可松前氏为虾夷岛主的官方文书。主要内容大致是不经过松前氏的许可，诸国商人不得与阿依努人进行交易；不得私自渡海，行商必须申报；禁止做出对阿依努人的不法行为。如违反上述条令必将严惩。

这份黑印状虽然是幕府对于松前庆广虾夷支配权的官方认可，但却与一般大名的本领安堵的文书样式不同。一般的认可文书中记明国名、郡名、村名及其石高，十万石以上的大名使用领地判物，十万石以下的使用领地朱印状。但给松前氏黑印状中却是以掟书的形式下达。

对于此份黑印状的解读，史学界历来有多种说法，以下只取一般性的通说。如果比较秀吉朱印状和家康黑印状的内容，只有严禁对阿依努人做出非法之事的条款相同。关于船役税的征收权在秀吉朱印状中有所规定，但在家康黑印状中却没有，取而代之的是渡海至虾夷从事交易者，必须得到松前氏的许可，理论上也应该会被松前氏课以交易的相关税种。再从家康黑印状中附则所说的各国来到松前的商人不得直接与阿依努人进行交易，必须通过松前氏的中介，这与秀吉时代只要缴纳船役税便可与阿依努人直接进行交易的情况有所不同。也就是说松前氏独占了与阿依努人的交易权，其收益也必然大于秀吉时期。同样在黑印状的附则中也提到，对于阿依努人的往来则没有约束限制，也就是说，松前氏管理的是虾夷及各方前来的和人，幕府对于阿依努人则没有过多管制，因此特意在黑印状中进行了明确。

松前氏从以德川氏为权力顶点的江户幕府那里获得了对于与阿依努交易的独占权，意味着松前氏成为幕藩体制下的一家大名，松前藩诞生。但在黑印状下发之时，阿依努人并不在松前氏的完全支配之下，幕府认可其活动相对自由。对于松前氏来说，自由往来的阿依努人从各地带来的珍品可以从与其独占的交易渠道获取，也是一件不错的事。

松前氏还有一点显著与其他大名不同的是，一般的大名获得幕府官方认可的支配地一般以石高来表记，主要通过其领内米的收获量来衡量。但本身贫瘠的虾夷却无法以石高的方式进行衡量，因此松前氏也是后世俗称的“无高大名”。

一般大名前往江户城谒见将军时，其参觐所在的房间也是根据序列决定的，因此无高的松前氏则游离于这个序列之外了。在初代藩主松前庆广时期，因为幕府本身的各项制度尚不十分完善，所以无法得知庆广登城时的具体情况。根据学者河野常吉的推测，松前氏以虾夷岛主的身份享有宾客待遇（《北海道史·第一》），这种宾客身份严格来说并非德川氏的家臣。后来随着幕府各种职制的整备，直到宽文年间（1661-1673），松前氏才作为无高大名进入幕府的正式序列，此为后话。

关于松前藩的领地，由于和人及阿依努人的居住地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地域界线之分，且在考古挖掘中还发现城馆中有和人和阿依努人混居的现象，再加上从西部上之国到东部志利内均未设置关卡，居民可以自由往来，因此无法确认松前藩的领地边界。在元和年间（1615-1624）前往虾夷布教的传教士安吉利斯在其旅行记中也提到如果想前往虾夷的话任何时候都可以过去（《安吉利斯第一虾夷报告》），可见虾夷对于人们日常往来管控的并不非常严格。

那么松前藩依靠什么来维持它的藩政和经济基础呢？自然主要是依靠获得了官方认可的与阿依努人的独占交易了。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矿山收入。在第二代藩主松前公广时期的元和六年（1620）在领内发现了金山，后来公广向将军德川秀忠献上了黄金一百枚，秀忠委任公广管理虾夷的金山（《德川实记》）。在前面提到的安吉利斯的记录中也侧面记载了松前氏从金掘众那里获得收益一事，松前藩每月可以从每名金掘众那里获得四克黄金。到了元和五年（1619）、六年左右，前往虾夷从事黄金业的达几万人。可见，松前氏虽然在名义上只是幕府的宾客身份，且领内农业产品产量不敢恭维，但通过独占通商和松前公广时代以后的矿山收益，松前藩的经济情况并不能说拮据，反而相对富裕。

和人与阿依努人的交易形态，比起以前也有了很大变化。江户初期松前藩采用的是“城下交易体制”，即和人和阿依努人商人集中在松前城下进行交易，市场也较为繁荣。根据《新罗之记录》中的记载，元和元年（1615）在松前庆广出兵大坂之时，有数十艘阿依努商船来到松前，其首领带来数十张海獭皮前来贩卖。其中一张长七尺（约2.1米），宽二尺八寸（约0.85米），乍看像是一张熊皮，首领也很得意地称其为前所未见之物。松前藩的老臣们见到此物后议论纷纷说：“只有在上代季广大人时代见过白色的海獭皮，但如此巨大的海獭皮确实从未见过”，家臣们便将此宝贝买下，后来松前庆广将这张海獭皮献给了德川家康。由此可见，阿依努人的交易对象并不限于和人商人，连松前藩士也参与其中。此外，从传教士安吉利斯的记录中也可窥一斑：每年从东虾夷的米纳西地区开往松前的阿依努商船有一百余艘，满载着鲑鱼干、青鱼干以及海獭皮等；虾夷西部的天塩国开来的商船中除了海产品及海獭皮外，还会有些中国产的丝织品；而从日本本土大概每年有三百艘左右的商船来到虾夷，带来了米和酒等（《安吉利斯第一虾夷报告》元和四年条）。

从交易品的种类来看，阿依努人主要使用各种海产品、兽皮来交换和人的米等粮食以及小袖、木绵等衣着类相关产品，此外还有酒和酒麹。以上交易中都不使用货币，是以物易物的形式。可以想象，松前城下的与阿依努人的交易市场还是相当繁荣热闹的。由此可见，江户时代初期开始，由于松前氏与阿依努人的交易往来越来越频繁和活跃，双方的关系也日趋融洽，毕竟以与阿依努人的交易为立国之本的松前氏持续维持这种友好的关系，才是其第一要务。

除了阿依努人以外，松前氏还致力于与其他大名建立联系。战国时代的蛎崎氏给人的感觉是除了与名义上的主君安藤氏及号称出身家的若狭武田氏之间保持联系外，与其他大名的联系并不显著，好像是被孤立在了虾夷岛上一样。但实际上松前庆广也并未忽视与其他大名构建关系。

蛎崎氏与南部氏自中世以来实际上因缘不浅，但直到松前庆广时期也不能说关系。但随着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相继拥有天下，庆广也开始扭转与南部氏的关系。先是将三子松前利广送到盛冈藩初代藩主南部利直那里为养子，利广之名可能就是获得了利直的偏讳。利广在南部领内的糠部郡待了两年，但后与利直不和而回到了松前，成为养子一事最终未能成行。元和元年（1615），松前氏拒绝南部氏的船只在松前一带靠港，作为报复，南部氏拒绝松前氏向幕府献上雄鹰的使者通过盛冈藩领内。之后两藩的关系也不大融洽。

再来看松前藩与弘前藩的关系。初代弘前藩主津轻为信与松前庆广的关系似乎也不怎么样。根据《新罗之记录》的记载，文禄元年（1592）津轻为信上洛时，乘船刚出海就遭受暴风雨袭击，船被冲到了松前一带。松前庆广得到消息后想设宴招待为信，但被为信拒绝。前文提到过，松前庆广是获赐了浪冈北畠氏当主北畠显庆的偏讳，与浪冈北畠氏的关系匪浅，但津轻为信恰是攻灭了浪冈北畠氏之人，或许为信觉得庆广招待就是鸿门宴。后在庆长四年（1599），片桐且元在大坂城举行茶会，津轻为信在茶会上的茶道做法不符合礼法，被松前庆广当众指出。津轻为信作为远方的田舍大名在茶会这种风雅场合出现错误也可以理解，而松前庆广则是与里村绍巴及京都公家有过交往的文化人。在公开场合指出为信的失误也可能是好心，但为信可能觉得庆广让他丢了面子。后来松前庆广想改善与津轻氏的关系，因此勒令已嫁与津轻北部土豪喜庭直信的次女离婚，改嫁津轻为信的长子信建。此前信建的正室是秋田（安藤）实季之女（《津轻藩旧记传类》），但此女早逝。因此松前庆广正好趁此机会与津轻氏结姻。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此女于庆长七年（1602）趁津轻信建上洛时，在城内上吊而死（《青森县史·资料编近世1》），两家的婚姻关系解除。在津轻为信的三子信枚就任弘前藩的二代藩主后，两家关系有所改进，通过与津轻氏关系不错的幕府老中安藤直次的斡旋，庆长二十年（元和元年，1615），松前庆广造访弘前城，并受到了津轻信枚的热情款待。双方还交换了太刀，信枚还赠送与庆广良马，两家建立了不错的关系。

再来看松前氏与佐竹氏的关系。佐竹氏在关原合战之后的庆长七年（1602）被转封至出羽的秋田，此前两家没有过任何接触。庆长十五年（1610）五月，松前庆广在秋田久保田城受到了藩主佐竹义宣的款待，在此期间，庆广还请托佐竹氏重臣涉江政光帮助协调自己的八子松前满广过继给佐竹义宣为养子之事。佐竹义宣如何答复的在史料上并没有记载，涉江政光后来在大坂冬之阵中战死（《秋田武鉴》），而满广也在宽永元年（1624）十八岁时早逝，养子一事不了了之。除了松前满广入继一事外，庆长二十年（1615）三月，松前庆广再次访问秋田并接受了佐竹义宣的接待，席间庆广向义宣赠送了渴望已久的濑户肩付茶入，义宣大喜，作为回礼赠送十枚黄金给庆广。此后松前氏和佐竹氏一直维持的非常亲密的关系，松前藩主前往江户城参觐交代时，必在秋田久保田城逗留。

关于松前氏与伊达氏的关系，两家在战国时代没有任何交情。至江户时代初期，松前庆广开始谋求与伊达政宗建立联系。庆长十四年（1609）冬，松前庆广在前往江户城参觐的途中拜访了仙台城，仙台藩主伊达政宗答应庆广许可其七子松前安广出仕为仙台藩士。庆广死后的元和九年（1623），通过伊达氏重臣茂庭纲元的斡旋，松前安广获赐千石的知行，并享受伊达氏准一门的待遇，称仙台松前氏。宽永二十一年（1644）又加增至一千二百石。宽永七年（1630），安广的长子三之助出生，其母是伊达氏重臣片仓景纲的孙女。由于景纲之子片仓重长无子，片仓家面临断绝的危机，因此便收三之助为养子，是为片仓小十郎景长。理论上作为长子的三之助未来应继承仙台松前氏的家名，但因松前安广的安排，成功入继了伊达氏重臣中的重臣片仓氏。而仙台松前氏由安广的次子松前广国继承。通过松前庆广、安广两代人的努力，终于将松前氏的血统植入了幕府重藩仙台藩中。之后松前藩与仙台藩之间一直保持和不错的关系。

松前庆广还将眼光瞄准了更远方，于庆长九年（1604）七月访问了加贺藩金泽城，与藩主前田利长会面。因得到加贺藩士筱原出羽守利次的斡旋，承诺让庆广的五子松前次广成为加贺藩士，但不巧的是次广在两年后在十一岁上夭亡，此事便作罢。

最后再来看松前藩与德川幕府的关系。在获得了德川幕府的黑印状后，松前庆广多次前往骏府城拜谒大御所德川家康。德川家康有一个习惯，就是自己调制药品服用，但有些中药材不大好找，其中有一味药材海狗肾只能依靠松前庆广来进献（《德川实记》），因为海狗肾是与阿依努人交易才能获得的珍品。而日本北方作为雄鹰的产地，庆广又向喜好鹰狩的家康献上了不少雄鹰，上述举措令家康很是开心。此外，松前庆广还将次子忠广带到江户，出仕二代将军德川秀忠。庆长十五年（1610），忠广成为幕府的旗本，并获得千石的知行（《朝野旧闻褒稿》）。

松前庆广将诸子送到幕府及有力大名家中，成功与其建立关系，大部分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但也有例外。庆广的四子松前由广为了吊唁亡母，于庆长十七年（1612）前往高野山参诣。回国途中顺便前往大坂城与大野治长、片桐且元等丰臣氏重臣会面（《新罗之记录》）。由于当时德川幕府与大坂方的关系逐渐紧张，在大坂城逗留的由广遭到怀疑。按照《新罗之记录》的描述，庆长十九年（1614），松前由广与家臣之间起了纠纷，被父亲庆广和二代藩主·季广之孙公广下令处分。根据《宽政重修诸家谱》的记载，由广因有内通丰臣氏的嫌疑，且一直与父亲季广和侄子公广关系不睦，因此被受庆广之命的工藤祐种所杀。

庆长十九年（1614）十一月，大坂冬之阵爆发，松前氏并未参阵。在次年处决了松前由广后，松前庆广、忠广父子参加了大坂夏之阵。庆广有必要以此为契机消除由广事件的影响，向家康表达自己的忠义，此时的庆广已经六十八岁了。而松前忠广则大奋迅，负伤两处，斩获敌将首级一颗，因功获得千石的知行加增。

随着大坂夏之阵的终结，丰臣氏灭亡，德川氏已经不再有敌人存在。元和二年（1616）四月十七日，德川家康亡。听闻此消息的松前庆广剃发，号海翁。同年十月二日，松前庆广亡，享年六十九岁。可以说松前庆广是蛎崎松前氏中兴的英主，从安藤氏的麾下独立，抑制了阿依努人的暴动，从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那里获得了对虾夷支配的官方认可，完成了自武田信广以来历代家督的夙愿。

庆广死后，松前氏的家督之位由庆广的长孙公广继承，因为此时义广的长子盛广已亡。元和三年（1617）十二月十六日，公广从将军德川秀忠那里获得了认可其继续独占虾夷交易权的黑印状，名副其实的成为松前藩的二代藩主，并在江户幕府内站稳了脚跟。

原作者 新藤透

原文出自《北海道戦国史と松前氏》第二至五章（洋泉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