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战国的前言：一直以来，织田信长作为日本战国时代绝对的主角而备受关注，“革命儿”、“天才”、“革新者”这样的称呼层出不穷，各种作品也将其描绘成一副高大上的形象（当然也会有些作品中将其作为暴君或者以终极boss的形象出现）。加上有《信长公记》这样的一手史料，可以说关于信长的各种研究是海量的。但随着近几十年来的实证主义史学研究的兴起，原有的一些信长的人物像被推翻或订正，另有一些问题尚处在众说纷纭的状态，所以即便对于信长这种日本史上著名的人物，还是有很大的深入研究的余地的。

相信但凡对日本历史有点了解的人，都不会不知道织田信长，其出身履历想必不少人也是耳熟能详，但是为了加深印象，特别是一些细节问题，笔者特从《信长研究的最前线》（洋泉社、2014）一书中遴选了三篇文章，与读者共享。

第一篇 织田信长与足利义昭

永禄十一年（1568）九月，足利义昭受织田信长拥立而上洛，于十月十八日顺利就任梦寐以求的征夷大将军一职，成为室町幕府的第十五代将军，开始主持幕府的政务。三个多月前，义昭还滞留于越前朝仓氏那里，感到朝仓义景并没有拥其上洛之意，后转而托庇于织田信长，并在短时间内实现了自己的夙愿。

永禄八年（1565）五月十九日，室町幕府第十三代将军，即足利义昭之兄足利义辉被以三好长逸为首的三好三人众及松永久通势所袭击而战死（根据近年的研究，松永久秀并未参与袭击将军一事，参与者乃是其子松永久通，但江户时代的军记物语《常山纪谈》却将此罪名安在了久秀头上，并成为了后世的通说——不懂战国注），史称“永禄之变”。足利义辉死时尚无儿子，所以空缺出来的将军之位只能在同母弟足利义昭及从兄弟足利义荣两位最有力的继承候选人之间竞争了。

“永禄之变”发生时，足利义昭正在奈良兴福寺的一乘院出家，称觉庆。得知义辉死亡的消息后，义昭立即还俗，经近江逃到了与足利氏有亲戚关系的若狭武田氏那里（时任若狭守护的武田义统的正室乃是足利义晴之女，即足利义昭是其舅子——不懂战国注）。但此时若狭国内的情势也并不安稳，武田氏陷于内乱，无力助义昭出兵复权，所以义昭只得又辗转到邻国越前，投靠越前的大名朝仓义景。这就回到了前文一幕，义昭离开朝仓义景那里后，受信长拥立而上洛并就任将军，也是室町幕府的最后一位将军。元龟四年（天正元年，1573），足利义昭举兵反抗信长，最终败北而被流放。

一般说起足利义昭及战国末期的室町幕府，特别是在一些文学及影视作品中，足利义昭都给人以“信长的傀儡”、“阴谋家”、“顶着将军权威光环的虚张声势的人物”等等负面的印象，特别是与影视作品中呈现的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等正面的高大形象相比，足利义昭的形象更被矮化和歪曲。

但实际的对于室町幕府的研究，以及在对织田信长的研究的过程中，都不免会碰触到对足利义昭研究的这一课题，这无论如何也是不该被忽略的。一直以来，对于足利义昭及义昭期室町幕府的研究，都是作为织田信长在天下统一过程研究的一个方面而已，对于义昭作为将军而行使的权力及当时室町幕府的权力实质则关注的并不多，顶多也就是和后来的织田权力及信长的特异性进行一下比较罢了，并未单独地深入论证足利义昭及幕府权力的构造。

最早发表足利义昭与织田信长之间关系研究成果的是著名史学家渡边世祐，在其论文《关于足利义昭与织田信长关系研究》（《史学杂志》22-1,1911）中，虽然提及了两人的关系，但最终还是认为义昭不过是信长的傀儡罢了。五十年后，学者奥野高广的《足利义昭》（吉川弘文馆，1960）一书出版，乃是足利义昭相关研究的一个飞跃。此书从足利义昭的成长，到就任将军，再到与信长对立导致被从京都流放，后又托庇于毛利氏，最后在丰臣秀吉时代死亡，通过对史料的考察大致还原了足利义昭的一生。但单从在义昭就任将军后与信长的关系一点来看，仍将其定位为信长的傀儡，即便在被从京都流放后仍不顺应时势，妨害信长建立政权。由此可见，此时关于足利义昭的人物评价依然是很负面的。至上世纪七十年代，学者今谷明提出了所谓的“京兆专制体制”（即管领细川京兆家从细川政元时期开始，架空将军权力，自己掌握幕府实权的专制体制——不懂战国注），并对足利义昭时代以前的幕府进行了再评价。同期，学者胁田修和染谷光广等也分别撰文，论述以足利义昭为首脑的幕府与织田信长的关系。其中胁田修通过对足利义昭期室町幕府运作的实际情况的检证，得出义昭仍保有一些权力，作为将军和幕府首脑而并非单纯是信长傀儡的结论；染谷光广也首次对足利义昭在京时期的构成幕府运营机构的奉公众和奉行众（奉公众可以简单理解成幕府的军事力量及幕臣，而奉行众则是负责政务运营的文官类幕臣——不懂战国注）等幕臣进行了检证。虽说有了很大的飞跃，但实际上仍未完全颠覆“义昭就是信长傀儡”的传统印象，且还是在与信长的比较中进行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织田信长的研究也是逐年递增。反之，自胁田修、染谷光广等人之后，关于足利义昭及战国期室町幕府的研究却几无进步。应该如何去看待这个问题呢？自应仁之乱爆发至足利义昭被流放的一百余年时间里，足利将军家及室町幕府虽然时有纷争和断续，但基本是一直存续下来的。由于缺乏实证性的、有针对性的研究，应仁之乱之后的将军和幕府经常给人以有力大名的傀儡的印像，而实际上却没有什么史料能够证明后几代室町幕府将军甘于成为傀儡。特别是在二战前以“皇国史观”为主流的历史学研究的形态下，作为“朝敌”的足利将军家和室町幕府更是评价不高，即便到了战后，关于室町幕府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南北朝时代、足利义满至义政时代等。所以可以说，在对战国期幕府的研究方面，从认识上往往就是不充分的，最终产生足利义昭就是织田信长的傀儡的这种印像也就不奇怪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从前文提到的学者今谷明开始，开始对战国时代的将军权力进行重新的认识和研究。他通过对于天文年间以后细川京兆家、三好长庆、松永久秀等大名在畿内构筑的权力进行检证，提出了相对于将军和幕府，乃是以细川京兆家为中心的“京兆专制体制论”；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学者设乐薰和山田康弘对于所谓的“京兆专制体制论”进行了批判和反证，其研究结论认为战国时期的幕府和将军并非傀儡，通过史料证明了将军仍持有相当的权力。由此开始后数年间，对于战国时期的幕府和将军的研究更加深入，更加多角度。

通过今谷明、今冈典和、浜口诚至、奥村徹也、西岛太郎等学者的研究得出，大内义兴、细川高国之于十代将军足利义稙、六角定赖之于十二代将军足利义晴，都积极参与了幕府政务的运营。所以强力大名参与幕政，并非以信长为首次的。虽然其参与方式目前并未有专文进行比较论证，但也不能把信长单独提出来作为一个特例存在。

进入二十一世纪，学者久野雅司提出了所谓足利义昭和织田信长的“二重政权论”，此外还有黑岛敏对《光源院殿御代当参众并足轻以下众觉》（即《永禄六年诸役人附》）的研究；金子拓对足利义昭侧近三渊藤英的研究；川元奈奈对于当时幕府奉公众的研究；高梨真行对于政所长官伊势氏和摄津氏的研究；芜木宏对足利义昭花押变迁的研究等等；藤田达生甚至着眼于从京都被流放后的天正年间的足利义昭权力，提出了著名的“鞆幕府论”。关于足利义昭的研究开始活跃起来。

在这些研究成果中，格外引起注目的就是久野雅司提出的“二重政权论”，他认为足利义昭上位后，因足利义辉意外死亡而造成的丧失了机能的室町幕府又得以恢复，例如各种纷争的裁决和安堵、财政权、守护补任权、军事动员权等等，与织田信长之间也是借助其军事实力不断完善和加强自身权力的互补关系，乃是对畿内进行直接支配的“最大的政治权力”。此说法直接否认了历来的足利义昭只是信长手中的傀儡这一通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山田康弘则认为不该把足利义昭时期的幕府形态当作十分特异的存在来看待，义昭之前的将军及有力大名也出现过类似情况，即前面提到的细川高国、大内义兴甚至六角定赖等，要是没有将军及有力大名之间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在当时便不是十分完整的权力政治体，所以义昭和信长之间的“二重政治”只是前代政治形态的延续。

从织田信长的角度来看，虽然他成功拥立足利义昭上洛，但实际上他在京都尚未有任何权力基础，所以更不能无视以足利义昭为首脑的室町幕府的作用。在久野雅司的观点提出前，史学界关于义昭上洛后的京都支配情况主要围绕着织田信长与幕府的关系和织田家臣（主要指村井贞胜）进行京都支配两点来展开的。

关于织田家臣进行京都支配的情况主要是通过奉行人来实施，除了遵行信长的朱印状外，也有信长直接处理纷争并进行裁决的情况。山田康弘通过检证当时的官方文书，即幕府奉行人的奉书与信长朱印状的关系，认为信长的朱印状只是继承了旧来的守护遵行状及副状的模式（主要是指守护等遵行将军命令的文书——不懂战国注）。所以可以认为信长发布的关于京都支配的文书，并非完全是信长个人的意思或者说完全自主，乃是在遵从了传统的将军和大名关系的基础上进行的。

在元龟年间的幕府奉行人的奉书中多有“按照信长之意实行”的言语，而在足利义稙和足利义晴时期在幕府奉行人奉书中分别对大内义兴和六角定赖也有此类言语，可见不是在信长身上首见。所以与其说是信长强行介入幕府的政治，不如说文书接受者想要通过信长获得幕府的认可或安堵。

在足利义昭被流放后的天正年间，织田信长主要通过京都所司代村井贞胜进行对京都的支配。虽然一部分幕臣随同足利义昭离开了京都，但仍有一部分原幕臣残留，所以学者染谷光广认为，这些残留的幕臣在织田政权下继续担当实际政务的实行者，其地位和作用也不能忽视，幕府有经验的实务型官僚的作用和经验还是可以想见的。

从一般的历史课本上看，元龟四年（天正元年，1573）七月足利义昭举兵对抗信长，后降伏并被从京都流放，室町幕府灭亡。奥野高广的《足利义昭》一书中也将天正年间的义昭表记为“前征夷大将军”，且对此后的义昭权力不再进行评价。但实际上在当时的史料《公卿补任》中，仍将其记为现任的征夷大将军，号令各家大名打倒信长，自己要再次上洛云云。

近年，学者藤田达生对于历来的足利义昭权力表示出了疑义，并提出了“鞆幕府论”，对义昭的外交权限、与毛利氏的关系、荣典授予、军事动员权、财政方面等及足利义昭天正年间的存在意义进行了再评价。藤田达生认为当时的情势相当于义昭“鞆幕府”和信长的“安土幕府”并立，“征夷大将军足利义昭”仍保有一定的公仪，并受到西国的反信长势力的拥戴，和之前足利将军家分裂、对抗的情况差不多。但实际上这种说法并未受到所有学者的认同。而且藤田达生还认为就任征夷大将军并非幕府存立的必要条件，而是就任了右近卫大将的具备了公仪的权力者所建立的政权。山田康弘则认为基于将军和大名的互补关系建立起的机构才是幕府。所以关于“幕府”的定义，未来还有检证的余地。

综上所述，战国时代的幕府和将军与有力大名之间一般是互补的关系，不应存在所谓傀儡一说。在幕府灭亡前，将军仍然保有着相当的纷争处置及裁决权、守护补任权、大名间的调停权、军事动员权等等，不仅不是傀儡，反而还积极参与着政务的运营。关于信长与义昭的关系，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特异性，仍处于幕府与诸大名权力互补关系的延长线上。至于天正年间足利义昭的权力实质，还是要继续深入研究的。

第二篇 织田信长的官位

所谓官位，就是官途和位阶的统称，其中位阶表示了在朝廷中的序列，而官途本来基于律令制的官位体系应与位阶相对应，以示地位。但进入中世之后，律令制的官位体系逐渐崩溃，特别是室町时代以后，武家更加无视正统的官位体系，再提起官途和位阶的对应关系便显得没什么意义了。

用于名字中通称的武士的官途（比如织田上总介中的上总介，后文还将有描述——不懂战国注）本来应该从朝廷那里获得正式的任官才能称呼，但到了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时期，官途私称化的情况也越来越严重，无论是自称还是从主君那里获得的官途许可，从将军的角度来看，只要不是将军的直臣，不是通过将军正式的推举的渠道叙任（叙指位阶叙位，任指官途任官）的官途，都可以视作是私称。所以对于斯波氏家臣的织田氏的官途，也是私称。而且不被主君或周边势力承认的官途私称，实际上也没有什么意义，因此私称的作用范围也是有限的。还有很多官途是一家多代相传和继承下来的，即“家的官途”，也有的是因某些政治目的而选择的。总之在室町时代，武家私称官途的情况已经非常普遍了，在武将元服后到称官途之前的这段期间内，一般用假名来称呼，比如大家比较熟悉的太郎、孙次郎、平三等等。

织田信长的假名为三郎，官途有上总介、三介（即常陆介、上总介和上野介的统称——不懂战国注）、尾张守、弹正忠，在流放了足利义昭后又顺序升进右近卫大将、权大纳言、内大臣，最终至正二位的右大臣。至天正六年（1578）四月突然辞官，位阶保留。天正十年（1582）五月，朝廷试图推举信长就任征夷大将军、关白和太政大臣之一（即所谓的三职推任），但因本能寺之变信长死亡而告吹，并给后世留下了谜团。

来回溯一下信长的官位（途）历程。天文十五年（1546）信长元服，称三郎信长（《浅井文书》）。其父织田信秀当初也称三郎（《言继卿记》），因此信长的这种假名继承也是当时武家的普遍现象，以示其织田家继承人的嫡子地位。信长还有一位兄长织田信广，自然也就只能是庶子了。

天文二十三年（1554）十一月，信长开始称“上总守”（《冰室和子氏所藏文书》），这明显也是自称、私称。本来律令制官位体系中，上总乃是亲王任国，上总守也是亲王任官，所以代其处理国政的当是次一等的“上总介”，这也是作为臣下能够任官的上总国的最高官途，所以即便武家私称，也是使用上总介。但信长不知是因为什么原因，很突兀的用了上总守之称，四天后又赶忙改成了上总介（《尾张文书通览》）。一般情况下作为家督继承者的嫡子都应该使用所谓“家的官途”，信长父信秀的官途是弹正忠和备后守（虽然从朝廷那里获得了三河守的叙任，但信秀没有正式使用过），而信长却使用了与本家没有什么渊源的上总介。虽然没有信长选用上总介这一官途目的的直接史料，但据推测或许与当时织田氏的敌对势力今川氏有关。今川义忠、氏亲、氏辉、义元均使用过上总介之官途，所以上总介可以视为今川氏“家的官途”，而信长以上总介为官途，自然也有着取代和对抗今川氏的愿景，而且之前取“上总守”之官途，或许也是为了盖过今川氏吧。

永禄三年（1560）五月，信长在桶狭间之战中击杀今川义元。至永禄六年（1563），改称三介（《毛利利七郎所藏文书》）。实际上自桶狭间之战后，便没有了信长称上总介的史料了，具体何时改称的尚不明确，也有说法“三”是“上”的讹字，“三介”当为“上介”，即上总介的简称，但这种说法并不能为学界所认可。据《日本国语大辞典》关于三介的解释是常陆介、上总介和上野介三国亲王国的次官的统称，还一种意思是指关东三介即千叶介、上总介和三浦介，这种意思在十八世纪初的《书言字考节用集》中出现，所以前一种说法更符合信长的时代。由于永禄四年（1561）或五年今川氏真开始使用了上总介的官途（《真崎文书》、《先照寺文书》），不管是与信长的“上总介”官途对抗，还是作为今川氏家督“家的官途”，考虑到当时今川氏与公家交流的频繁和兴盛，今川氏真这个“上总介”很有可能获得了朝廷的认可，或者至少让人觉得比信长的私称有分量，所以信长只得使用“三介”这个在上总介之上的官途了吧。而且随着今川义元的战死和松平元康的独立，消除了来自于信长领国东侧的威胁，实际上已经没有意义继续使用上总介甚至三介的官途，至永禄七年（1564）十一、二月间，三介也已不再使用了。三介的用例从全国来看在天正年间使用的较多，信长则算是使用较早的。

永禄九年（1566）六月以前，信长的官途已由三介改称尾张守。大概是见德川家康从朝廷获得了三河守的任官，因此也想通过尾张守来彰显对尾张支配的正当性，在当时足利义昭给信长的御内书中便使用的是尾张守官途（《和田家文书》）。虽然在御内书中出现此官途，但实际上这还是信长的自称，要是在信长致力于统一的过程中使用尾张守还情有可原，但在永禄八年（1565）二月犬山城落成后，信长基本达成了统一尾张这一目标，次年再开始使用尾张守的实际意义并不是很大，有些违和感。所以继续使用尾张守的官途也只可能是让朝廷、足利义昭及周边大名都知道自己已经实际控制了尾张并获得了义昭的追认而已。

永禄十一年（1568）八月，信长改称弹正忠。弹正忠是负责京都警察、亲王及大臣违法行为纠察的机构弹正台的第三级官途，“忠”之上还有“尹”和“弼”两级。信长称弹正忠的时期正是拥立足利义昭上洛的时期，也是天文十二年（1543）信长之父织田信秀向朝廷献上禁里修理费用十万疋时所称的官途（《御汤殿上日记》）。既然有了上洛的志向，那么使用中央的官途弹正忠自然比代表尾张的正当支配者尾张守这样的地方性官途更有效果。此后信长成功上洛，“洛中贵贱都认为信长上洛乃是前代未闻之名誉”，直至后来流放将军，位列公卿。值得一提的是，在信长上洛时期表示臣从的松永久秀此前的官途是弹正少弼，此为弹正忠的上级官途，所以或许是为了避讳而改称山城守。

综上所述，信长至此的官途都是私称。即便在拥立足利义昭上洛后，有条件通过将军的推举而正式叙任官位，但信长一直还是称弹正忠，现在尚无史料证明其接受过叙任的邀请。《信长公记》中记载在永禄十三年（元龟元年，1570）二条城完工之际，时任将军足利义昭劝说信长任官，与其说是担任幕府役职，也可认为是朝廷官位的叙任，但不管是哪种说法，都被信长拒绝了。

对于私称的官途，外界如何称呼也是个问题。例如武田胜赖延续父亲的官位自称大膳大夫（曾在给上杉景胜的书信中有所署名——不懂战国注），但实际上信长一直称之为“四郎”。所以特别是对敌对势力来说，都使用其假名或其他官途来称呼而不用其自身主张的官途。

流放将军的次年，即天正二年（1574）三月十八日，信长叙任从三位参议并具备升殿资格，位列公卿；天正三年（1575）十一月四日，叙任从三位权大纳言，七日兼任武家栋梁的象征官途右近卫大将（《公卿补任》）。权大纳言是征夷大将军足利义昭的现任官途，而且在义昭之兄足利义辉就任将军时，其父义晴就是右近卫大将，再加上义昭当年曾公开称信长为“御父”，所以套用父·右近卫大将足利义晴—子将军足利义辉这一状况，形成了“御父”·右近卫大将织田信长—子将军足利义昭的这种图示，姑且不论这种说法是否严谨，但信长把自己架在了足利义昭的上位是无疑的。

天正三年（1575）五月，织田·德川联军在长筱之战中大破武田军；七月，明智光秀等家臣接受了朝廷的任官；八月，信长又平定了越前一向一揆，并与本愿寺达成了暂时的和睦。因此信长在此刻军政相对稳定的前提下接受朝廷的推举叙任了权大纳言兼右近卫大将，超越了足利义昭的政治高度。

在信长兼任右近卫大将的同一天，其子织田信忠叙任正五位下秋田城介（此时间当为口宣案的追溯——不懂战国注）。十一月二十一日，信忠率军攻落美浓岩村城，建立了无比军功。以此为契机，信长将织田家督之位让与信忠，并使其直接支配尾张、美浓。而信长作为其上位的存在。

天正四年（1576）十一月，信长叙任正三位内大臣，次年十一月叙任从二位右大臣，天正六年（1578）叙位正二位。但仅在两个多月后，信长突然辞去右大臣和右近卫大将，并解释说天下尚未平定，先行辞官，待天下平定后再行复官，同时想将官位让与子信忠（《兼见卿记》、《总见寺文书》）。如此来看的话大概是想进一步稳固后继者信忠的地位，而且暂时关闭了由右大臣进一步升进，比如到达太政大臣的通路，以示不直接利用朝廷官位体系这一传统渠道达成统一全国的目的。

虽然辞官，但正二位的位阶尚且保留，信长也并非完全与朝廷隔绝，留下了日后复官的余地。如果同时辞去官途和位阶，不仅与朝廷隔绝，给朝廷方面也会带来很大的不安。对于信长来说，保留位阶才能有日后的诸如“三职推任”这种再任官的选择。

此后朝廷虽然认可了织田信忠乃是信长后继者的地位，但却没有再授予信忠显职或者升进，从朝廷的角度来看似乎还是固执地希望信长才能有更高的官位，所以织田方也未做强求。从织田方的角度来看，信忠在织田政权内部的地位不会再有什么变化，本愿寺、毛利、上杉、武田甚至反叛的荒木村重等依然健在，畿内及织田领国周边的政情并不安稳，对于织田氏来讲这些才是需要亟待解决的问题。到了天正十年（1582）三月前，本愿寺势力消逝、荒木村重、别所长治等人的反叛被扑灭，武田氏灭亡，上杉氏也是风烛残年，所以在攻灭武田氏之后，信长给予了信忠“天下仪御与夺”的权限（管理天下之权），官位的再升进也就是自然而然之事了。

天正九年（1581）二、三月间，信长在京都举行了盛大的马揃仪式，引人侧目。之后朝廷向信长派遣了使者，想推举其为左大臣。信长借机提出条件，请正亲町天皇让位给其子诚仁亲王。朝廷对此事感到为难，因此信长任官一事也就不了了之了。关于朝廷试图推举信长任左大臣一事历来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即朝廷主动发起和由信长强制发起。前者比较好理解，就是朝廷仍想将信长纳入到传统的官位体系中来；后者是因朝廷无法接受天皇让位及信长就任将军的打包条件而想出的替代方案而已（关于信长自己想要就任将军一事，似乎还没有绝对有力的证据，姑且按照原文——不懂战国注）。一般情况下，还是前一种说法较为获得认可，前文已述，信长辞官时同时想让朝廷给予信忠显职，但朝廷并未响应，所以此时朝廷想要求信长复官，信长不接受也并不奇怪。

至天正十年（1582）五月，织田信长已经攻灭宿敌武田氏，朝廷再次向已经回到了安土的信长派出了敕使（《晴丰日记》），传达朝廷关于“三职推任”的意思。此“三职推任”究竟是朝廷的意思、还是信长的强迫、抑或是京都所司代村井贞胜的独断决策目前尚未有个明确的定论；而且站在信长的角度，到底是想就任征夷大将军开幕，还是像平清盛、足利义满那样就任太政大臣，抑或是想就任没有武家先例的关白，甚至信长仍没有任官的意思，因本能寺之变和信长的死亡而留下了悬念，即便到了现在，在史学界仍是众说纷纭，成了一桩无头案（本能寺之变后，羽柴秀吉曾致信毛利辉元，信中称信长为大相国，即在非官方的舆论中信长似乎要就任太政大臣；但在《晴丰日记》中又有就任将军的可能性的记载；在前文曾提到过信长的意思是待天下平定后再行任官，此时毛利、上杉等敌对势力尚存，所以信长可能还是没有任官之意。所以三职推任在没有令人信服的一次史料出现之前，仍将是个引起争论的话题——不懂战国注）。

第三篇 织田信长与武田氏

说起现代人对于织田信长和武田信玄的评价，很多人认为信长是提前迈进新时代的天才革命家，大量装备了铁炮等新兵器，通过兵农分离等新政策，战胜了以武田氏为代表的传统战国大名。但这种评价真的中肯么？至少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是否定的。

关于织田信长与足利义昭的关系，前文也进行了简要概述，在永禄十一年（1568）九月拥立义昭上洛后，信长打出了以武力平定将军所支配的领域，即畿内的政治标语——天下布武，作为战国大名之一支持着足利义昭及其体制（现在学界基本已不再认为所谓“天下布武”的口号是以武力统一日本了，只是通过实力平定将军的“天下”，即畿内，至少在与足利义昭协作时是如此——不懂战国注），至元龟四年（天正元年，1573）七月流放足利义昭（按照信长本人的话，是义昭舍弃了“天下”），信长才以天下人的身份来继续推进领国的支配。

一般来说，信长给人以掌握绝大权力的独裁者的印象，织田政权与其他战国大名也有着本质的不同。但通过近年对于分派到各地域进行支配的家臣的作用及其权限的研究，在以强大军事力为依托，对领国和家臣支配方面来说，信长与普通的战国大名的区别也并不很大。而且织田领国麾下也有不少从属于强大势力的同时，维持着独立支配领地的在地领主。平山优、丸岛和洋、柴裕之、小笠原春香等学者就是通过对织田、武田两家的同盟与战争状况及所涉国众在其中的作用加以研究，复原了两家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