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 你们是怎么接受支那这个词的
想一想穆斯林吃猪肉，
如果传统穆斯林看到别人在自己面前吃猪肉都接受不了，
但世俗化的穆斯林自己可能依然不吃猪肉但完全不会介意别人在自己面前吃猪肉了。
对于一个词是否接受也是如此，比如“老实人”这个词以前接受的人很多，
可现在谁都以为这个词是讽刺用的。
观念的改变不是接受或不接受这种二分对立的转变，
而是跳出原先的脉络就像跳到左右之上俯视才知道左右只是名词而已。
如果传统穆斯林看到别人在自己面前吃猪肉都接受不了，
但世俗化的穆斯林自己可能依然不吃猪肉但完全不会介意别人在自己面前吃猪肉了。
对于一个词是否接受也是如此，比如“老实人”这个词以前接受的人很多，
可现在谁都以为这个词是讽刺用的。
观念的改变不是接受或不接受这种二分对立的转变，
而是跳出原先的脉络就像跳到左右之上俯视才知道左右只是名词而已。
主题： 支那对人类的贡献
支那在两个维度上为人类搞实验、做贡献。其一是我们独特的社会实践,比如独生子女政策,全人类吸取经验,中国人民买单。其二,我们走在了世界的诸多负面趋势的最前沿,即支那将人类文明中一些因素的负面演绎到极致。
当代支那人的特色是什么?无信仰,工心计,实用主义,唯物主义。我不认为支那特色注定了我们隶属于一种制度。不,我要比这更悲观。我认为国人的特色决定了,我们能颠覆每一种考试——从语文、数学到托福;我们能颠覆每一种制度——我们不是社会主义成功的实践者,也非资本主义成功的实践者,我们太擅于钻制度的漏洞。这是教育实践与社会实践向我们呈现的同一的、坚硬的事实。如果没有一种动力激发众人的积极性,致力于大小制度的完善,中国的前景将是极其悲哀的。
当代支那人的特色是什么?无信仰,工心计,实用主义,唯物主义。我不认为支那特色注定了我们隶属于一种制度。不,我要比这更悲观。我认为国人的特色决定了,我们能颠覆每一种考试——从语文、数学到托福;我们能颠覆每一种制度——我们不是社会主义成功的实践者,也非资本主义成功的实践者,我们太擅于钻制度的漏洞。这是教育实践与社会实践向我们呈现的同一的、坚硬的事实。如果没有一种动力激发众人的积极性,致力于大小制度的完善,中国的前景将是极其悲哀的。
主题： 江山无限苦情伤——“六四”感言
·方舟子·
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总会有许多悲惨的特殊日子，浓缩成一串枯燥的数字，书写在心灵的日历上。我们总以为这样的日子是永恒的，至少对于亲身经历过那个特殊日子的那一代人，该是刻骨铭心的。我们总是天真地低估了忘却－－这件祖传的宝贝－－的威力。如果没有新的刺激，如果再也翻不出新的花样，再刻骨铭心的日子也同样会被慢慢地置之脑后。
“六四”已到了六周年，幸好，还有中国政府及时的逮人禁人，海外新闻媒介也还觉得有当年的内幕可挖，而当年丢下满船乘客不管独自跳海逃生的海员们更觉得还有自我吹嘘、互相揭揭谁也免不了会有的伤疤的必要，这一切，都还在提醒着我们这个日子的再次到来。然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它已不再是那么令人痛心疾首。每年的纽约（或是华盛顿？）的“六四”大游行，逐渐变成了以被九七阴影所笼罩的香港移民为主，据说连口号也改用广东话了。是的，我们无法年复一年都那么愤慨激昂，何况许多人越反思越觉得当年幼稚可笑呢？在天安门广场坚持到最后的人还可以在这个时候再回首回首往事，而对于其他的人，却连这种心情也未必有。
可是我相信我们都曾经激动过，不管是在天安门广场坚守还是在大洋彼岸观望，我们都曾因为一个已兴奋过许多代中国人的理想而兴奋，也因为这个理想被再次扼杀－－而且是令人发指的虐杀－－而愤怒。由此形成的记忆将是难以磨灭的，尽管我们或许已不愿再去唤醒记忆。然而，对于那些真诚的人和那些投机者，对于那些在自己的土地上奋斗的人和那些在大洋彼岸的观望者，同样是激动却会有不同的记忆，同样是反思却可以得出不同的结果。笔者曾经听过某海外民运组织负责人的演讲，据他说，八九民运之所以会失败，是因为没有做到“见好就收，见坏就上”。股票场上的投机者的信条竟然被我们的民主斗士奉为指导民主运动的八字真言，当时就把我吓得目瞪口呆。股票场上这八字真言大概不是什么秘密，可是依然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并没有人人都发财；即使让一场群众运动的参加者－－或者退而求其次，那些领导者吧－－人人把这八字真言背得滚瓜烂熟，又能怎么样呢？什么是好，怎么算坏，能不能收，敢不敢上，绝不是旁观者的几句风凉话，便一切都解决了。
而当时把我吓得目瞪口呆的，不是“见好就收”，而是“见坏就上”，它与最近被新闻媒介炒得沸沸扬扬的当年广场领导者的心里话－－“我们期待着流血，要用血来唤醒民众”－－倒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处的。这是一种“只要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的非人的革命哲学，而其手段却是要用别人的鲜血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也就更加卑劣。如果你期待着流血，就要有点“有之，自嗣同始”的勇气。不管是什么人，都只有权利期待着流自个儿的血，而不是别人的血。那不是一场革命，更不是两军对垒，千万别做“一将功成万骨枯”的美梦。
事实上，不管是被这些别有用心者所煽动，还是出于良知的自发行动，当时确实是“见坏就上”了，一宣布戒严，就去堵军车；一开始清场，就用石头对付子弹，用血肉之躯抵挡坦克。够坏了，上得也够快够勇敢了吧？对如此善良的人民，我们还能有别的奢望吗？可是结果又是怎样？结果是连本都赔光的完完全全的失败，在这场大悲剧中，没有赢家，只有成千上万人的鲜血染红了少数人头上的桂冠而已。
在这场运动中，我虽在国内，却基本上也是个旁观者。之所以旁观，是因为很清楚自己绝不是振臂一挥应者云集的英雄，在群众运动中只能深切地感到自己的渺小；而且我也很害怕自己会成为精英们的炮灰，中国的读书人向来就有鼓动别人“见坏就上”而自己却“见好就收”的传统，这我是知道的，我的同龄人大概也不会例外。“六四”之晨，在京城千里之外听着收音机传来的密集的枪声，我的同学们痛哭失声－－最坏的事情正在发生，有人期待着的鲜血正在流淌，而我们其实已知道后果将会是怎样，只是不愿就此罢休，因此还要上一上。象我这样的逍遥派，正是在这时候才觉得不好不上的。那一天晚上，在参加了那个城市最大规模的一次游行示威之后，我感到的不是“民众被鲜血唤醒”的欣慰，而是悲哀，理想主义终于要在中国彻底消失的悲哀。
当年匈牙利事件之后，二十万匈牙利青年越过奥匈边界，唾弃自己的祖国。“六四”之后愈演愈烈的大学生出国潮，以及在美国的所谓“血卡”事件，恐怕也有着相似的心态，都是理想主义破灭之后的后遗症。用我的一位同学出国前的留言所说：“这船马上就要沉了，大家跳海逃生吧。”我自己在登机前还很不甘心地宣布：“五年之后再杀回来。”而现在五年已到，却再也找不回那一点豪情，连当时最希望我以后能回国共同奋斗的一位朋友，现在也在得知我错过了“血卡”期限之后，颇感惋惜。
他是属于那些必须与船共存亡的人。在理想主义之后，取而代之的自然是世俗的拜金主义：只有钱是实在的，其它的，不管多么动听，都是虚妄。虽然不时地还从国内传出一些发牢骚的民谣，我们也能见识到一些冷嘲热讽的文艺作品，但那不过是“把暴君的残暴，化为轻松的一笑”（鲁迅语），即使是沉重的一笑，也只有文学价值，而少有政治价值。国内的人对于“六四”恐怕忘得比海外的人还要快，早在两年前的“六四”我的国内朋友就在信中抱怨没有几个人还记得这个日子有什么特殊，中国政府在这时候大动干戈纯属是作贼心虚。而面对这种世纪末的拜金热，海外居然还有人认为民运会每过几年就来一次，反思“六四”是为了给下一次民运提供经验教训，未免有点自欺欺人。在我看来，“六四”其实是为七十年来此起彼伏的中国学生运动划上了一个悲惨的句点。从此之后，中国的大学生再也无力承担社会良心的角色，而在一个一切向钱看的社会，社会良心越发显得重要。谁能够起而代之呢？海外民运人士的几声聒噪也仅仅是聒噪，而几个风烛残年的老知识分子的为民请命，在国内的反响绝不会比在海外大，而且他们所剩的时间也已不多。社会良心的丧失，恐怕正是“六四”最严重的后果。
当然，有时候理想的破灭并不一定导致颓废，反倒可能是成熟的起点，明白了梦想不是一夜之间可以实现的，急躁冒进反而会让它变成噩梦。只要心还没有死透，总会有水到渠成、美梦成真的一天的。以几百个人的生命，如果换得的是这么个教训，也不能说一无所获了。我真诚地希望在目前世俗的狂潮下，仍然有着梦想的暗流。虽然这希望也许只是一厢情愿，但除此之外也没有别的可以聊以自慰的了。
几天前填了一首《浪淘沙令》，改几个字，拉来结尾吧：
年少自轻狂
不费思量
凄风苦雨学彷徨
最是仓惶离国日
一样风光
往事已茫茫
梦醒愁长
江山无限苦情伤
芳草连天霜后绿
莫向残阳
在我的门前的草地上，曾经开满了黄色的蒲公英，在一夜的风雨之后，全部枯萎。但是，我知道带翅的种子正在形成，并且终将飘散。是的，希望，也许就是我们最后的希望。
1995.5.
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总会有许多悲惨的特殊日子，浓缩成一串枯燥的数字，书写在心灵的日历上。我们总以为这样的日子是永恒的，至少对于亲身经历过那个特殊日子的那一代人，该是刻骨铭心的。我们总是天真地低估了忘却－－这件祖传的宝贝－－的威力。如果没有新的刺激，如果再也翻不出新的花样，再刻骨铭心的日子也同样会被慢慢地置之脑后。
“六四”已到了六周年，幸好，还有中国政府及时的逮人禁人，海外新闻媒介也还觉得有当年的内幕可挖，而当年丢下满船乘客不管独自跳海逃生的海员们更觉得还有自我吹嘘、互相揭揭谁也免不了会有的伤疤的必要，这一切，都还在提醒着我们这个日子的再次到来。然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它已不再是那么令人痛心疾首。每年的纽约（或是华盛顿？）的“六四”大游行，逐渐变成了以被九七阴影所笼罩的香港移民为主，据说连口号也改用广东话了。是的，我们无法年复一年都那么愤慨激昂，何况许多人越反思越觉得当年幼稚可笑呢？在天安门广场坚持到最后的人还可以在这个时候再回首回首往事，而对于其他的人，却连这种心情也未必有。
可是我相信我们都曾经激动过，不管是在天安门广场坚守还是在大洋彼岸观望，我们都曾因为一个已兴奋过许多代中国人的理想而兴奋，也因为这个理想被再次扼杀－－而且是令人发指的虐杀－－而愤怒。由此形成的记忆将是难以磨灭的，尽管我们或许已不愿再去唤醒记忆。然而，对于那些真诚的人和那些投机者，对于那些在自己的土地上奋斗的人和那些在大洋彼岸的观望者，同样是激动却会有不同的记忆，同样是反思却可以得出不同的结果。笔者曾经听过某海外民运组织负责人的演讲，据他说，八九民运之所以会失败，是因为没有做到“见好就收，见坏就上”。股票场上的投机者的信条竟然被我们的民主斗士奉为指导民主运动的八字真言，当时就把我吓得目瞪口呆。股票场上这八字真言大概不是什么秘密，可是依然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并没有人人都发财；即使让一场群众运动的参加者－－或者退而求其次，那些领导者吧－－人人把这八字真言背得滚瓜烂熟，又能怎么样呢？什么是好，怎么算坏，能不能收，敢不敢上，绝不是旁观者的几句风凉话，便一切都解决了。
而当时把我吓得目瞪口呆的，不是“见好就收”，而是“见坏就上”，它与最近被新闻媒介炒得沸沸扬扬的当年广场领导者的心里话－－“我们期待着流血，要用血来唤醒民众”－－倒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处的。这是一种“只要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的非人的革命哲学，而其手段却是要用别人的鲜血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也就更加卑劣。如果你期待着流血，就要有点“有之，自嗣同始”的勇气。不管是什么人，都只有权利期待着流自个儿的血，而不是别人的血。那不是一场革命，更不是两军对垒，千万别做“一将功成万骨枯”的美梦。
事实上，不管是被这些别有用心者所煽动，还是出于良知的自发行动，当时确实是“见坏就上”了，一宣布戒严，就去堵军车；一开始清场，就用石头对付子弹，用血肉之躯抵挡坦克。够坏了，上得也够快够勇敢了吧？对如此善良的人民，我们还能有别的奢望吗？可是结果又是怎样？结果是连本都赔光的完完全全的失败，在这场大悲剧中，没有赢家，只有成千上万人的鲜血染红了少数人头上的桂冠而已。
在这场运动中，我虽在国内，却基本上也是个旁观者。之所以旁观，是因为很清楚自己绝不是振臂一挥应者云集的英雄，在群众运动中只能深切地感到自己的渺小；而且我也很害怕自己会成为精英们的炮灰，中国的读书人向来就有鼓动别人“见坏就上”而自己却“见好就收”的传统，这我是知道的，我的同龄人大概也不会例外。“六四”之晨，在京城千里之外听着收音机传来的密集的枪声，我的同学们痛哭失声－－最坏的事情正在发生，有人期待着的鲜血正在流淌，而我们其实已知道后果将会是怎样，只是不愿就此罢休，因此还要上一上。象我这样的逍遥派，正是在这时候才觉得不好不上的。那一天晚上，在参加了那个城市最大规模的一次游行示威之后，我感到的不是“民众被鲜血唤醒”的欣慰，而是悲哀，理想主义终于要在中国彻底消失的悲哀。
当年匈牙利事件之后，二十万匈牙利青年越过奥匈边界，唾弃自己的祖国。“六四”之后愈演愈烈的大学生出国潮，以及在美国的所谓“血卡”事件，恐怕也有着相似的心态，都是理想主义破灭之后的后遗症。用我的一位同学出国前的留言所说：“这船马上就要沉了，大家跳海逃生吧。”我自己在登机前还很不甘心地宣布：“五年之后再杀回来。”而现在五年已到，却再也找不回那一点豪情，连当时最希望我以后能回国共同奋斗的一位朋友，现在也在得知我错过了“血卡”期限之后，颇感惋惜。
他是属于那些必须与船共存亡的人。在理想主义之后，取而代之的自然是世俗的拜金主义：只有钱是实在的，其它的，不管多么动听，都是虚妄。虽然不时地还从国内传出一些发牢骚的民谣，我们也能见识到一些冷嘲热讽的文艺作品，但那不过是“把暴君的残暴，化为轻松的一笑”（鲁迅语），即使是沉重的一笑，也只有文学价值，而少有政治价值。国内的人对于“六四”恐怕忘得比海外的人还要快，早在两年前的“六四”我的国内朋友就在信中抱怨没有几个人还记得这个日子有什么特殊，中国政府在这时候大动干戈纯属是作贼心虚。而面对这种世纪末的拜金热，海外居然还有人认为民运会每过几年就来一次，反思“六四”是为了给下一次民运提供经验教训，未免有点自欺欺人。在我看来，“六四”其实是为七十年来此起彼伏的中国学生运动划上了一个悲惨的句点。从此之后，中国的大学生再也无力承担社会良心的角色，而在一个一切向钱看的社会，社会良心越发显得重要。谁能够起而代之呢？海外民运人士的几声聒噪也仅仅是聒噪，而几个风烛残年的老知识分子的为民请命，在国内的反响绝不会比在海外大，而且他们所剩的时间也已不多。社会良心的丧失，恐怕正是“六四”最严重的后果。
当然，有时候理想的破灭并不一定导致颓废，反倒可能是成熟的起点，明白了梦想不是一夜之间可以实现的，急躁冒进反而会让它变成噩梦。只要心还没有死透，总会有水到渠成、美梦成真的一天的。以几百个人的生命，如果换得的是这么个教训，也不能说一无所获了。我真诚地希望在目前世俗的狂潮下，仍然有着梦想的暗流。虽然这希望也许只是一厢情愿，但除此之外也没有别的可以聊以自慰的了。
几天前填了一首《浪淘沙令》，改几个字，拉来结尾吧：
年少自轻狂
不费思量
凄风苦雨学彷徨
最是仓惶离国日
一样风光
往事已茫茫
梦醒愁长
江山无限苦情伤
芳草连天霜后绿
莫向残阳
在我的门前的草地上，曾经开满了黄色的蒲公英，在一夜的风雨之后，全部枯萎。但是，我知道带翅的种子正在形成，并且终将飘散。是的，希望，也许就是我们最后的希望。
1995.5.
主题： 支那故事一则
**失业**
作者：沈从文
还不是忙的时候，局子里怪清静，人怪闲。新近接事不久的长途电话局管理员大忍，坐在墙角隅，管着那个传递文明的古怪机器，白瓷盘儿，铜条子儿，钉儿点儿，线儿丝儿，以及一串小灯泡，心中纳闷。他有点睡眠不足，消化不良，又似乎正在生谁的气。是的，他有点生气。一份新的生活压着他很沉重，很紧，他为这个生气。他正在写他的日记，记载昨天下午一个兵士打电话催烟款和商贩相骂的一段情形。军人与烟贩合作，把毒物派销到县里，商人照例得个二八回扣。
到时烟款不能缴足，一面急于要钱，一面无从设法，结果从电话里说不清楚，只得破口大骂。就是那么回事！和这种事相差不多的，每天有一件两件。
那日记上写着一片胡涂的言语，写了一段，他自己看看，很生气，还有应继续写的也不再写了，就顺手把前些日子写下的翻开来看看。
……说不明白是什么气运，我竟会来到这小县分里作电话局管理员。做这件事得有多大一个肚子，才装得下所受的闷气！这也是人干的？纵横数百里内牵上从外洋来的铜丝，各处冲要地方装上这种复杂接线机同传话机，“哈罗”，“哈罗”，“好呀”，“好呀”，工程司把“文明利器”装好，通了话，已无毛病，回省城同哇哇洋行办交涉分回扣去了。于是这方面择吉开张，县长，传达，肉铺掌柜的，王三家蹶子老婆，娘娘庵尼姑，不拘那一位掏出两角钱，“先生，你背章程给我听，我要接……”“我这里只八十四个铜子，少四大枚，先生你做好歹让我几个钱，接一接，我少说句话！”你要他自己读章程罢，不成，教育还不普及，王大娘不认识字。你要把钱凑足数吧，可怜的事，那八十四枚还正是各处凑来的。衙门的事更不好办，接慢了，那县公署传达会打官腔说你“延误公事”，哪怕算印子钱也是公事。还有军队里大爷们的电话，一开口就是：“接线的，你妈个东西，耳朵被鸡巴塞住了？”告他耳朵只是被嘴上的话堵住吧，那就有数。好好的告他原因，这些人可不是要明白“原因”的人。这是些挨骂挨打，立正站岗，剿匪骂娘，每月领三块四毛饷项，毫无正当职业，古里古怪活在中国叫作“副爷”的人物！中国南北各省，有上百万这种人。鬼知道他们是怎么来的，对国家有什么用处。
这是训练人明白做中国人的一个真的大学校，我应当学下去，我应当忍劳耐苦学下去。这职业将告给我中国是什么样子，有些什么。想在中国活下去的人，得明白多数人如何在那里活……管理员大忍还只是个年纪二十一岁的小伙子，刚从省立高中毕业，毕业后不即升学，一脑子事业理想，一脑子工作热忱，一脑子书生气。恰好省里注重建设，长途电话网刚装好，公开招考职员，六百人中拔取三十名那么拔萃拔优挑出来。中了选，才分发到这小县城来办事。多少人羡慕这个有保障有出息的好职业，多少人希望这位置却抢不到手！
事实上呢，这职业很可以说是宜于为其他人歆羡的。如象那种愿意在社会上多学点，有勇气准备认识“人生”而又期望将来用他的脑子同手过写作生涯的人，对这种人，真是再好没有的机会了。请想想，难道还有别的人比这个长途电话局管理员的耳朵更有经验？这是一个地方腐烂的灵魂交换总机关，什么下流话瞒得过接话人，什么新鲜古怪事不知道。
尤其是那几个衙门，凡关于衙门里的玩意儿，纳贿，舞弊，以多报少，作奸犯科，打官司讨价还价……一切不名誉而在目下中国又公认为极其自然的种种事情，需由电话中打商量办交涉的，谁都明白这事瞒天瞒地，可不能瞒电话局办事人。
也就因此，一县里各机关全愿意同电话局要好，把电话局办事的当做个心腹知己，对管理员一面无理麻烦，一面还是客客气气。
至于平民，这些人正因为无知识，还不配使用这个文明利器，虽事事同管理员打麻烦，然而对于管理员也怀了一种畏惧，正如同他们对于邮政局电报局的办事人员一样，不怕官，只怕管。电话局虽两毛钱一回给他们传话，却可以管住他们说话。用“没有空线”和“时候到了”对抗那种好麻烦人的人，不管你是乡巴佬或是城里人，奈何他不得。使电话局职员束手的是兵，但兵的事情却全盘在电话局管理人手里。
这管理员想起昨天军队剿匪的报告，心里大不舒服。看看时间还差三点多钟才有生意忙：就走出了办事室，到外面去看看街。电话局对面一家面粉铺，一个大胖子掌柜站在一张板凳上，小学徒扶着凳脚，正准备作周年纪念大减价的纸招。几个无事混的闲汉子，皆在街上袖手看热闹。街东有一个水塘，一妇人正赶鸭子过街，似乎送鸭子下水。一个穿灰军装的副爷忽然从弄里跑出来，装作很惊讶的神气，对那三只鸭子看了一会，看中了意后，又看看妇人，估计出了办法，便大踏步走过去追赶那鸭子，一面说：“嗨，老子哪里不找到你，你这扁毛畜生会飞，居然飞到这个地方来了！”
妇人一看情形不对，就追着兵士身后说，“怎么，怎么，副爷，你抢我鸭子！不成，这是我的！”
兵士眼尖手快，其时已捞着一只白毛鸭子的颈子，“这是我的！你偷我的鸭子，我要问你个收买赃物的……”妇人尖声大嚷，“不成，不成，副爷，你不能拿走，这是我的！我养大的！”
那兵士也便同样大声嚷着，“你养大的，你个婊子婆娘，偷了我鸭子还说谎，同我过东岳宫去！”
东岳宫是十殿阎王的衙门，如今却正驻扎有川军四十五军百×十团队伍。妇人稍稍愣了一阵，那兵士乘此抱着鸭子走去了。妇人于是坐在塘边幽幽的哭将起来。看热闹的汉子走过妇人身边去，知道是怎么回事，有些还笑笑的。妇人拭眼泪，却和一个熟人说这事。熟人怕事，看看四边，“嫂子，算了吧。鸭子又不会说话，到衙门找包公也不济事！戏台上包公可不管我们城里事！”
电话局那一个也走过妇人身边去，妇人却不哭了。有谁开口问：“这鸭子是你的？”
妇人说：“怎么不是我的！”
“是你的你去要回来！”
“我怕他们打我。算了，青天白日见鬼。”妇人仿佛用宿命观安慰着自己，一面便轻轻的骂着：“粮子上人全是抢匪，强盗，挨刀砍的，枪打的。”接着且扬起响杆，口中喽喽喽喽赶那两只鸭子下塘去了。
电话局管理员本预备问问妇人的，见妇人情形便不再说什么，就走回局里去。
回到电话机旁时，心里想，“这女子一定是个土娼，夜里兵士抱了鸭子来睡觉，沾了便宜，大白天又把鸭子捉回去，不然岂有大白天抢鸭子的道理。”
看看时间还早，心中为先前一件事很不愉快，终想走出去问问那个妇人，鸭子究竟是被兵士抢了，还是她先抢兵士鸭子，到后又被兵士用武力索回。一到局门外，便见着辛夷集乡长，正骑了匹健白乌云盖雪大骡子来到局门前。两人原认识一面，管理员大忍还不曾开口，乡长就在骡上欠身打拱说：“先生，早，早，早！”
“乡长您早！”
乡长一下了骡子又说：“麻烦，请接接我们集里。”
线接好了，乡长叫集里师爷说话，电话局那一个才知道这个乡长是昨天上城来报告集里有个青年土匪李三，请派队伍去捉匪的。军队大清早就出发了，一个大队长，两个副队长，一百二十名副爷。这乡长认真办事，还嘱咐师爷队伍由他招待！这不是儿戏，一百二十人的食量，实在可观！
电话打过后，乡长说说天气人事，匆匆跨上骡子赶回辛夷集去了。电话局管理员大忍望着乡长牲口后跟了两个乡下人，挑了两大担粉条肉菜，便自言自语说，“积点德，让这个姓李的走路，不是省事多了吗？”他知道队伍一出发，不止乡长办招待是件平民费钱的差事，到后还有那个报告，那种由电话传递到上峰，照例夸张不近人情的战事报告，结果才到凯旋献俘那一套。这一切皆俨然有个公式，不可免的，因为一切是“习惯”，所以极少有人怀疑。
到了下午，辛夷集电话果然来了。大队长的口气，叫接公署。虽把线转接县政府，局里的办事人还是一一听得分明。
这报告尚得局里抄录一份，备留案存查。
“……该李三率领匪众，顽强抗拒，经士兵奋勇上前，将其擒获。余匪五名见势不佳，方各向……逃去。此役共用去子弹约六百粒，坏拉筒枪一枝，我部队幸无伤亡……”一会儿，县公署的电话又接专员公署，县长同专员说话：“……一闻报告，职即亲率部队下乡……共耗费子弹约一千粒。”
好生意！抄了三次同样报告，不到的说到，没有的说有，战事既越说越厉害，子弹耗费也就越说越多。无怪乎报上说这些人剿匪那么认真，下乡那么勤快！
第二天，耳根一撮毛的大队长，最先来到电话局。
“辛苦，辛苦！队长下乡辛苦！”
“那里话，应该的。地方上事不办行吗？你们这边倒真是辛苦！这局里做生意营业，乡下人打麻烦的事多咧！又得作军事方面的……”官话打完了，接着说一点私话。
管理员大忍问：“队长，那土匪怎么的？听人说是个了不起的飞檐走壁之徒！”
“唉，别说了，什么张三李三，飞檐走壁好本领。一个逃兵，一个瘪小子，就只那么一个瘪小子，不知打那儿发了顺水，冒得两杆盒子，回到家乡来避风。既从不在本乡犯案，也就想不到有人卖他的水。直到队伍围庄时，这小子还呆呆的在秫秸上晒太阳。本地不做案，有什么亏心？嗬嗬！来了，小子明白有人走水，队伍是来弄他的时候，就向秫垛上爬，好的，两杆盒子皆上了红槽，拍拍拍动了手。这不容易办吗？一百二十个对一个，活捉张三，水缸里摸田螺，还费事？‘好兄弟，不要火，寨子围上了。把盒子丢下来，有话好说。’这小子看看，当真围上了，人识相，两杆盒子全抛下来了。人缚好了后拴在马槽旁打了一顿。……周乡长说：”队长，队长，辛苦辛苦，盒子留下来，我改天另外呈报县里。这是一百二十块洋钱，弟兄喝茶。你我好哥子弟兄，那个那个好说话。‘……事情就办完了。“
“多大年岁？”
“二十二岁，好一条汉子！”
“解上城里来了吗？”
“嗨，解上城来干吗？我问你。押上城里来，那一百二十块钱是做什么用的。”
“那你们报销子弹？”
“一共打了五夹半。”
“嗨，就那个了吗？”
“还不是嚓的一下……不那个，留下个活口有我们好处？
先生你真是……“
电话局管理员大忍，给他家乡的哥哥写信说：“哥哥，帮我换个工作吧，我不干了！我不干了！我不干了！”哥哥来信说：“不干了吗？好的，咱们想法过北京升学罢，干不了让别人干罢。”可是第二次来信却说：“你跑到哪里去，还不是一样？不干会失业的！”升学不成功，于是这个青年人当真就失了业。
作者：沈从文
还不是忙的时候，局子里怪清静，人怪闲。新近接事不久的长途电话局管理员大忍，坐在墙角隅，管着那个传递文明的古怪机器，白瓷盘儿，铜条子儿，钉儿点儿，线儿丝儿，以及一串小灯泡，心中纳闷。他有点睡眠不足，消化不良，又似乎正在生谁的气。是的，他有点生气。一份新的生活压着他很沉重，很紧，他为这个生气。他正在写他的日记，记载昨天下午一个兵士打电话催烟款和商贩相骂的一段情形。军人与烟贩合作，把毒物派销到县里，商人照例得个二八回扣。
到时烟款不能缴足，一面急于要钱，一面无从设法，结果从电话里说不清楚，只得破口大骂。就是那么回事！和这种事相差不多的，每天有一件两件。
那日记上写着一片胡涂的言语，写了一段，他自己看看，很生气，还有应继续写的也不再写了，就顺手把前些日子写下的翻开来看看。
……说不明白是什么气运，我竟会来到这小县分里作电话局管理员。做这件事得有多大一个肚子，才装得下所受的闷气！这也是人干的？纵横数百里内牵上从外洋来的铜丝，各处冲要地方装上这种复杂接线机同传话机，“哈罗”，“哈罗”，“好呀”，“好呀”，工程司把“文明利器”装好，通了话，已无毛病，回省城同哇哇洋行办交涉分回扣去了。于是这方面择吉开张，县长，传达，肉铺掌柜的，王三家蹶子老婆，娘娘庵尼姑，不拘那一位掏出两角钱，“先生，你背章程给我听，我要接……”“我这里只八十四个铜子，少四大枚，先生你做好歹让我几个钱，接一接，我少说句话！”你要他自己读章程罢，不成，教育还不普及，王大娘不认识字。你要把钱凑足数吧，可怜的事，那八十四枚还正是各处凑来的。衙门的事更不好办，接慢了，那县公署传达会打官腔说你“延误公事”，哪怕算印子钱也是公事。还有军队里大爷们的电话，一开口就是：“接线的，你妈个东西，耳朵被鸡巴塞住了？”告他耳朵只是被嘴上的话堵住吧，那就有数。好好的告他原因，这些人可不是要明白“原因”的人。这是些挨骂挨打，立正站岗，剿匪骂娘，每月领三块四毛饷项，毫无正当职业，古里古怪活在中国叫作“副爷”的人物！中国南北各省，有上百万这种人。鬼知道他们是怎么来的，对国家有什么用处。
这是训练人明白做中国人的一个真的大学校，我应当学下去，我应当忍劳耐苦学下去。这职业将告给我中国是什么样子，有些什么。想在中国活下去的人，得明白多数人如何在那里活……管理员大忍还只是个年纪二十一岁的小伙子，刚从省立高中毕业，毕业后不即升学，一脑子事业理想，一脑子工作热忱，一脑子书生气。恰好省里注重建设，长途电话网刚装好，公开招考职员，六百人中拔取三十名那么拔萃拔优挑出来。中了选，才分发到这小县城来办事。多少人羡慕这个有保障有出息的好职业，多少人希望这位置却抢不到手！
事实上呢，这职业很可以说是宜于为其他人歆羡的。如象那种愿意在社会上多学点，有勇气准备认识“人生”而又期望将来用他的脑子同手过写作生涯的人，对这种人，真是再好没有的机会了。请想想，难道还有别的人比这个长途电话局管理员的耳朵更有经验？这是一个地方腐烂的灵魂交换总机关，什么下流话瞒得过接话人，什么新鲜古怪事不知道。
尤其是那几个衙门，凡关于衙门里的玩意儿，纳贿，舞弊，以多报少，作奸犯科，打官司讨价还价……一切不名誉而在目下中国又公认为极其自然的种种事情，需由电话中打商量办交涉的，谁都明白这事瞒天瞒地，可不能瞒电话局办事人。
也就因此，一县里各机关全愿意同电话局要好，把电话局办事的当做个心腹知己，对管理员一面无理麻烦，一面还是客客气气。
至于平民，这些人正因为无知识，还不配使用这个文明利器，虽事事同管理员打麻烦，然而对于管理员也怀了一种畏惧，正如同他们对于邮政局电报局的办事人员一样，不怕官，只怕管。电话局虽两毛钱一回给他们传话，却可以管住他们说话。用“没有空线”和“时候到了”对抗那种好麻烦人的人，不管你是乡巴佬或是城里人，奈何他不得。使电话局职员束手的是兵，但兵的事情却全盘在电话局管理人手里。
这管理员想起昨天军队剿匪的报告，心里大不舒服。看看时间还差三点多钟才有生意忙：就走出了办事室，到外面去看看街。电话局对面一家面粉铺，一个大胖子掌柜站在一张板凳上，小学徒扶着凳脚，正准备作周年纪念大减价的纸招。几个无事混的闲汉子，皆在街上袖手看热闹。街东有一个水塘，一妇人正赶鸭子过街，似乎送鸭子下水。一个穿灰军装的副爷忽然从弄里跑出来，装作很惊讶的神气，对那三只鸭子看了一会，看中了意后，又看看妇人，估计出了办法，便大踏步走过去追赶那鸭子，一面说：“嗨，老子哪里不找到你，你这扁毛畜生会飞，居然飞到这个地方来了！”
妇人一看情形不对，就追着兵士身后说，“怎么，怎么，副爷，你抢我鸭子！不成，这是我的！”
兵士眼尖手快，其时已捞着一只白毛鸭子的颈子，“这是我的！你偷我的鸭子，我要问你个收买赃物的……”妇人尖声大嚷，“不成，不成，副爷，你不能拿走，这是我的！我养大的！”
那兵士也便同样大声嚷着，“你养大的，你个婊子婆娘，偷了我鸭子还说谎，同我过东岳宫去！”
东岳宫是十殿阎王的衙门，如今却正驻扎有川军四十五军百×十团队伍。妇人稍稍愣了一阵，那兵士乘此抱着鸭子走去了。妇人于是坐在塘边幽幽的哭将起来。看热闹的汉子走过妇人身边去，知道是怎么回事，有些还笑笑的。妇人拭眼泪，却和一个熟人说这事。熟人怕事，看看四边，“嫂子，算了吧。鸭子又不会说话，到衙门找包公也不济事！戏台上包公可不管我们城里事！”
电话局那一个也走过妇人身边去，妇人却不哭了。有谁开口问：“这鸭子是你的？”
妇人说：“怎么不是我的！”
“是你的你去要回来！”
“我怕他们打我。算了，青天白日见鬼。”妇人仿佛用宿命观安慰着自己，一面便轻轻的骂着：“粮子上人全是抢匪，强盗，挨刀砍的，枪打的。”接着且扬起响杆，口中喽喽喽喽赶那两只鸭子下塘去了。
电话局管理员本预备问问妇人的，见妇人情形便不再说什么，就走回局里去。
回到电话机旁时，心里想，“这女子一定是个土娼，夜里兵士抱了鸭子来睡觉，沾了便宜，大白天又把鸭子捉回去，不然岂有大白天抢鸭子的道理。”
看看时间还早，心中为先前一件事很不愉快，终想走出去问问那个妇人，鸭子究竟是被兵士抢了，还是她先抢兵士鸭子，到后又被兵士用武力索回。一到局门外，便见着辛夷集乡长，正骑了匹健白乌云盖雪大骡子来到局门前。两人原认识一面，管理员大忍还不曾开口，乡长就在骡上欠身打拱说：“先生，早，早，早！”
“乡长您早！”
乡长一下了骡子又说：“麻烦，请接接我们集里。”
线接好了，乡长叫集里师爷说话，电话局那一个才知道这个乡长是昨天上城来报告集里有个青年土匪李三，请派队伍去捉匪的。军队大清早就出发了，一个大队长，两个副队长，一百二十名副爷。这乡长认真办事，还嘱咐师爷队伍由他招待！这不是儿戏，一百二十人的食量，实在可观！
电话打过后，乡长说说天气人事，匆匆跨上骡子赶回辛夷集去了。电话局管理员大忍望着乡长牲口后跟了两个乡下人，挑了两大担粉条肉菜，便自言自语说，“积点德，让这个姓李的走路，不是省事多了吗？”他知道队伍一出发，不止乡长办招待是件平民费钱的差事，到后还有那个报告，那种由电话传递到上峰，照例夸张不近人情的战事报告，结果才到凯旋献俘那一套。这一切皆俨然有个公式，不可免的，因为一切是“习惯”，所以极少有人怀疑。
到了下午，辛夷集电话果然来了。大队长的口气，叫接公署。虽把线转接县政府，局里的办事人还是一一听得分明。
这报告尚得局里抄录一份，备留案存查。
“……该李三率领匪众，顽强抗拒，经士兵奋勇上前，将其擒获。余匪五名见势不佳，方各向……逃去。此役共用去子弹约六百粒，坏拉筒枪一枝，我部队幸无伤亡……”一会儿，县公署的电话又接专员公署，县长同专员说话：“……一闻报告，职即亲率部队下乡……共耗费子弹约一千粒。”
好生意！抄了三次同样报告，不到的说到，没有的说有，战事既越说越厉害，子弹耗费也就越说越多。无怪乎报上说这些人剿匪那么认真，下乡那么勤快！
第二天，耳根一撮毛的大队长，最先来到电话局。
“辛苦，辛苦！队长下乡辛苦！”
“那里话，应该的。地方上事不办行吗？你们这边倒真是辛苦！这局里做生意营业，乡下人打麻烦的事多咧！又得作军事方面的……”官话打完了，接着说一点私话。
管理员大忍问：“队长，那土匪怎么的？听人说是个了不起的飞檐走壁之徒！”
“唉，别说了，什么张三李三，飞檐走壁好本领。一个逃兵，一个瘪小子，就只那么一个瘪小子，不知打那儿发了顺水，冒得两杆盒子，回到家乡来避风。既从不在本乡犯案，也就想不到有人卖他的水。直到队伍围庄时，这小子还呆呆的在秫秸上晒太阳。本地不做案，有什么亏心？嗬嗬！来了，小子明白有人走水，队伍是来弄他的时候，就向秫垛上爬，好的，两杆盒子皆上了红槽，拍拍拍动了手。这不容易办吗？一百二十个对一个，活捉张三，水缸里摸田螺，还费事？‘好兄弟，不要火，寨子围上了。把盒子丢下来，有话好说。’这小子看看，当真围上了，人识相，两杆盒子全抛下来了。人缚好了后拴在马槽旁打了一顿。……周乡长说：”队长，队长，辛苦辛苦，盒子留下来，我改天另外呈报县里。这是一百二十块洋钱，弟兄喝茶。你我好哥子弟兄，那个那个好说话。‘……事情就办完了。“
“多大年岁？”
“二十二岁，好一条汉子！”
“解上城里来了吗？”
“嗨，解上城来干吗？我问你。押上城里来，那一百二十块钱是做什么用的。”
“那你们报销子弹？”
“一共打了五夹半。”
“嗨，就那个了吗？”
“还不是嚓的一下……不那个，留下个活口有我们好处？
先生你真是……“
电话局管理员大忍，给他家乡的哥哥写信说：“哥哥，帮我换个工作吧，我不干了！我不干了！我不干了！”哥哥来信说：“不干了吗？好的，咱们想法过北京升学罢，干不了让别人干罢。”可是第二次来信却说：“你跑到哪里去，还不是一样？不干会失业的！”升学不成功，于是这个青年人当真就失了业。
主题： 抗憂鬱劑
德瑞克到柬埔寨是為了研究「與危險共存」如何影響當地人的心理健康。（為了寫這本書，我也去了柬埔寨一趟）。無巧不巧，在他抵達前不久，抗憂鬱藥物才首度在柬埔寨上市。只是，藥商遇到了一點小問題，因為「抗憂鬱藥物」在高棉語中並無直接對應字，這是當地人不懂的詞彙。
德瑞克向他們解釋，憂鬱是一種擺脫不掉的嚴重悲傷感。柬埔寨人認真思索了一下，並回說當地確實有人遇到這種狀況。他們說了一個例子，有位農夫被地雷炸斷左腿，去看了醫生，裝了義肢，永遠無法復原，他對未來充滿著焦慮和絕望。
當地人說他們不需要這些新奇抗憂鬱藥，他們自有妙方。德瑞克沒聽懂，請他們說清楚一點。
當大家發現此人意志消沉時，醫生和他的鄰居與他比鄰而坐，跟他說著他的人生和苦惱。他們知道他就算裝了義肢，也很難回去做梯田的工作。持續的壓力和疼痛，斷了他的求生意志，使他想放棄。
於是，他們想到一個方法。他們認為他可以勝任酪農，因為比較不需要靠裝著義肢的腿走路，除了較不必忍受疼痛外，不愉快的回憶也會比較少。他們給了他一頭牛。
他的人生就此改變，嚴重憂鬱症狀煙消雲散。他們告訴德瑞克：「醫師，你看，牛就是止痛劑、抗憂鬱劑。」對他們來說，抗憂鬱劑的功能不是去改變大腦的化學狀態，那在他們文化中是奇怪想法──解憂方法是跟整個群體有關，讓抑鬱寡歡者有能力改變自己的人生。
德瑞克向他們解釋，憂鬱是一種擺脫不掉的嚴重悲傷感。柬埔寨人認真思索了一下，並回說當地確實有人遇到這種狀況。他們說了一個例子，有位農夫被地雷炸斷左腿，去看了醫生，裝了義肢，永遠無法復原，他對未來充滿著焦慮和絕望。
當地人說他們不需要這些新奇抗憂鬱藥，他們自有妙方。德瑞克沒聽懂，請他們說清楚一點。
當大家發現此人意志消沉時，醫生和他的鄰居與他比鄰而坐，跟他說著他的人生和苦惱。他們知道他就算裝了義肢，也很難回去做梯田的工作。持續的壓力和疼痛，斷了他的求生意志，使他想放棄。
於是，他們想到一個方法。他們認為他可以勝任酪農，因為比較不需要靠裝著義肢的腿走路，除了較不必忍受疼痛外，不愉快的回憶也會比較少。他們給了他一頭牛。
他的人生就此改變，嚴重憂鬱症狀煙消雲散。他們告訴德瑞克：「醫師，你看，牛就是止痛劑、抗憂鬱劑。」對他們來說，抗憂鬱劑的功能不是去改變大腦的化學狀態，那在他們文化中是奇怪想法──解憂方法是跟整個群體有關，讓抑鬱寡歡者有能力改變自己的人生。
主题： 宿命论
宿命论有多种形式。那些关于各种思维模式的争议大多数其实正是这些思维里关于宿命论形式互为矛盾造成的。有的宿命论是认为事情会按某种蓝图（命运或神意等等）慢慢展开，有的宿命论则认为事件是由自然法则所控制的，像弗落伊德的宿命论是认为过去的经历决定了未来，类似的还有遗传宿命论和环境决定论。当代最流行的宿命论莫过于科学宿命论，大众都认为科学总有一天会解决问题的，也许我们看不到那一天，但幸运的后代一定会看到。科学宿命论和同时代的资本信仰一样都相信未来。
宿命论的基本模型都是设定一些不可更改不能打破的规则和教义。一种对人类生命的观点认为个体即受制于宿命论的规则又受制于或然论的规则，从而否定了自由和有目的创造的意义。如果考虑到生命是由宿命法则来统治的，那么想要影响未来就是不可能的，因为一切都不是由人类本身来控制的。同时，如果或然论胜出，同样无法有意识的影响未来，因为一切都充满了机会性和不可预测性。
宿命论的基本模型都是设定一些不可更改不能打破的规则和教义。一种对人类生命的观点认为个体即受制于宿命论的规则又受制于或然论的规则，从而否定了自由和有目的创造的意义。如果考虑到生命是由宿命法则来统治的，那么想要影响未来就是不可能的，因为一切都不是由人类本身来控制的。同时，如果或然论胜出，同样无法有意识的影响未来，因为一切都充满了机会性和不可预测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