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 早上走路，看见一个老太太??在共享单车上贴东西，我以为又是个借贷广告，走近一瞟贴的大法好????尼玛这旁边就是派出所，现在轮友都这么猛的吗。
和人老头老太说民主自由，人家转头就走。说烧香拜佛发大财，贴你大腿上撵都撵不走。
回复： 民斗说要启蒙百姓，百姓痛骂公知自以为人上人，共产党说我是懂王都该让我管管，没我你们只会瞎鸡巴选，百姓说太对了哥
我觉得不至于泄气。现在泄气只能说明心态还很幼稚。有变化才有机会，而且事实总是客观的，经济发展，人口，资源都是
回复： 【拼多多猝死门】熬夜卖菜用命换钱 高薪广告业女高管分享美国人如何看待996奋斗模式
至少美国纽约广告业，也是加班严重，当然，不可能有996007常态化这么严重。
所以问题在于，他们有不加班的选择。俺们呢？
所以问题在于，他们有不加班的选择。俺们呢？
主题： 一曲挽歌
#讨论
官兵平等民主讨论是草创时期的特征，后续规模扩大，等级秩序重新建立，平均主义破灭。表面上是物质生活的分化，核心问题是权力重新结构化。
中共强化军事集权有两个重要特征，政治委员制度确立，政治保卫局的膨胀。
政治委员制度，表明红军从党委制向政委制的转变。党委制，重大问题由党委委员集体讨论决定；政委制，则是个人专权独断，凌驾党组织之上。
当时，中央和毛泽东等军事将领的分歧和争议越来越大，红军俨然有挣脱中央管控的风险。接苏俄指示后，中共中央迅速强化军事集权，提高政委地位。政治委员被赋予绝对领导权。
如果说，取消士兵委员会，意味着自下而上的纵向民主被终结；政委制取代党委制，则代表横向的民主也遭到挤压。
中共军队集权的另一特征是设立政治保卫局。中央政治保卫局设立于1931年，前身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特务大队，是肃反的主要机关。红军在肃反过程中冤杀、枉杀事例数不胜数，可自行寻找详论。政治保卫局横行无忌，造成军内人人自危，从权力控制角度看，集权体制之建立，恰恰需要暴力和恐怖。
在权力架构上，保卫局是垂直式管理，与各级军队和政府只发生横的联系，“地方政府及红军指挥机关无权改变或停止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命令”，如有异议，只能到人民委员会解决。政治保卫局若逮捕政府机关、红军与各革命团体负责人时，只需拘捕前通知该机关的最高负责人，“该机关最高负责者即使不同意亦不得阻挠其行动”，只能向上级抗议。可以发现，政治保卫局是一个非常封闭和独立的体系，对“反革命分子”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地方保卫局直接由同级党委书记领导，军队里面的保卫局（方面军和军团保卫局）自成建制，不属于政治部系统。政治保卫局在军队和地方上都形成一个非常独立的建制。在军队上政治部管不了，在地方上政府管不了。长征以后，政治保卫局才归属到政治部里去。解放后，地方保卫局转化为公安系统。正是因为没有制衡机关，政治保卫局专权独断，所以很多冤假错案难以得到有效纠正。
其次，在权力行使上，政治保卫局非常蛮横。处理“反革命”案时，这一机构可以任意严刑拷打，甚或是直接枪毙。暂且不论它制造了多少冤案，仅只是此种行事方式，就完全窒息了民主空间。政治保卫局一手遮天，任何反对或不满的言语行为，都有可能被当作“反革命”来处理。据彭德怀回忆，肃反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军队内部民主受到很大压制。特别是原属政治部的锄奸部，改为保卫局，与政治部平列，不受政治机关领导，形成特殊化、神秘化，严重地脱离群众，造成互不信任。政治保卫局专权独断，稍有不满者即被视为反革命。受害者没有申辩的余地，正是集权主义的特征。1932年江西省委的一段批评很有代表性，在其看来，“省保卫处自认为是代表党，代表政府的，一切问题独断独行，形成一个超党、超政权的组织”。因为它的权力毫无约束，所以在打击反革命时，也往往出现陷害异己、假公济私的行为。如粤北区一个村的肃反委员，与苦力争野老婆，便将其捉来，诬陷成ab团，严刑拷打，“并用香火将肚子烧烂一块”。如果连争“野老婆”都可以被牵连到肃反案件中，那么可想而知，政治保卫局的权势已经张狂到何种地步。
肃反本身对士兵和民众构成一种巨大的威慑力，不同的意见很难被表达出来，窒息了民主空间。
提及红军，外人最直观的影响是民主和平等，但这一过程只存在于草创阶段十分短暂。
此文稍稍提出一点不同视角的看法。纯粹从作战的角度看，压缩民主是有道理的。但问题是，即使英雄专权也得有个“度”，一旦走向极端，极易导致不可挽回的灾难，苏维埃区的疯狂肃反，便是实例。然而，“度”的考量只是后人的期待。
因为，集权一旦开始，就很难停歇
官兵平等民主讨论是草创时期的特征，后续规模扩大，等级秩序重新建立，平均主义破灭。表面上是物质生活的分化，核心问题是权力重新结构化。
中共强化军事集权有两个重要特征，政治委员制度确立，政治保卫局的膨胀。
政治委员制度，表明红军从党委制向政委制的转变。党委制，重大问题由党委委员集体讨论决定；政委制，则是个人专权独断，凌驾党组织之上。
当时，中央和毛泽东等军事将领的分歧和争议越来越大，红军俨然有挣脱中央管控的风险。接苏俄指示后，中共中央迅速强化军事集权，提高政委地位。政治委员被赋予绝对领导权。
如果说，取消士兵委员会，意味着自下而上的纵向民主被终结；政委制取代党委制，则代表横向的民主也遭到挤压。
中共军队集权的另一特征是设立政治保卫局。中央政治保卫局设立于1931年，前身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特务大队，是肃反的主要机关。红军在肃反过程中冤杀、枉杀事例数不胜数，可自行寻找详论。政治保卫局横行无忌，造成军内人人自危，从权力控制角度看，集权体制之建立，恰恰需要暴力和恐怖。
在权力架构上，保卫局是垂直式管理，与各级军队和政府只发生横的联系，“地方政府及红军指挥机关无权改变或停止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命令”，如有异议，只能到人民委员会解决。政治保卫局若逮捕政府机关、红军与各革命团体负责人时，只需拘捕前通知该机关的最高负责人，“该机关最高负责者即使不同意亦不得阻挠其行动”，只能向上级抗议。可以发现，政治保卫局是一个非常封闭和独立的体系，对“反革命分子”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地方保卫局直接由同级党委书记领导，军队里面的保卫局（方面军和军团保卫局）自成建制，不属于政治部系统。政治保卫局在军队和地方上都形成一个非常独立的建制。在军队上政治部管不了，在地方上政府管不了。长征以后，政治保卫局才归属到政治部里去。解放后，地方保卫局转化为公安系统。正是因为没有制衡机关，政治保卫局专权独断，所以很多冤假错案难以得到有效纠正。
其次，在权力行使上，政治保卫局非常蛮横。处理“反革命”案时，这一机构可以任意严刑拷打，甚或是直接枪毙。暂且不论它制造了多少冤案，仅只是此种行事方式，就完全窒息了民主空间。政治保卫局一手遮天，任何反对或不满的言语行为，都有可能被当作“反革命”来处理。据彭德怀回忆，肃反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军队内部民主受到很大压制。特别是原属政治部的锄奸部，改为保卫局，与政治部平列，不受政治机关领导，形成特殊化、神秘化，严重地脱离群众，造成互不信任。政治保卫局专权独断，稍有不满者即被视为反革命。受害者没有申辩的余地，正是集权主义的特征。1932年江西省委的一段批评很有代表性，在其看来，“省保卫处自认为是代表党，代表政府的，一切问题独断独行，形成一个超党、超政权的组织”。因为它的权力毫无约束，所以在打击反革命时，也往往出现陷害异己、假公济私的行为。如粤北区一个村的肃反委员，与苦力争野老婆，便将其捉来，诬陷成ab团，严刑拷打，“并用香火将肚子烧烂一块”。如果连争“野老婆”都可以被牵连到肃反案件中，那么可想而知，政治保卫局的权势已经张狂到何种地步。
肃反本身对士兵和民众构成一种巨大的威慑力，不同的意见很难被表达出来，窒息了民主空间。
提及红军，外人最直观的影响是民主和平等，但这一过程只存在于草创阶段十分短暂。
此文稍稍提出一点不同视角的看法。纯粹从作战的角度看，压缩民主是有道理的。但问题是，即使英雄专权也得有个“度”，一旦走向极端，极易导致不可挽回的灾难，苏维埃区的疯狂肃反，便是实例。然而，“度”的考量只是后人的期待。
因为，集权一旦开始，就很难停歇
主题： 红军民主向集权的转变
#讨论
民主平等，一个关乎权力分配，一个关乎物质分配。从政治运作角度看，资源分配的背后其实是权力分配。红军中，最重要的体现形式是士兵委员会制度。
士兵委员会起源于苏俄。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军中有短暂实践。共产国际内部有争议，一派认为起义军不完全掌握在共产党手中，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党支部，一旦搞起民主，士兵就不服从指挥。另一派认为建立士兵委员会是因为共产党人只拥有不足够的权力，如果中共有足够的组织力量，则可以不要士兵委员会。可以看到，有一点是相通的，士兵委员会是和中共的领导权对立起来，前者认为士兵委员会增添麻烦，应该越过，直接掌控军队；后者认为士兵委员会可以帮助中共取得领导权，等军权稳定之后，再取消。无论那种看法，士兵委员会都是一个过渡的手段。
秋收暴动失败后，起义部队分崩离析，只剩几百人。毛泽东为重振旗鼓，27年9月进行三湾改编，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建立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制度。士兵委员会初期，权力极大，凡重要事务都须经其讨论，官长亦须受其监督。军队中向来都是官长命令士兵，中共骤然改弦更张，士兵地位空前提高，这带来相当大的震动。三湾改编给红军带来的最大变化不是支部建在连上，以前也有党代表，营以上单位，士兵见党代表并不困难。三湾改编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连以上建立各级士兵委员会。这个组织可以监督官长，其规定，官兵平等，官长不准打骂士兵；政治上士兵有开会说话的权力和自由；经济公开，士兵监督执行。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推行的这个制度更现实的原因是，作为主帅，他没有物质手段控制士兵，只能依靠精神力量来凝聚人心。
士兵委员会运作主要靠选举，组织体系分成三级。全体士兵选代表会成员，代表会成员选出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选出常委会。可以看到，全体参与，又在执行层面能够用金字塔体系将权力集中化，使得“民主”落到实处。当然红四军规模小是实行直接民主的重要因素。
士兵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参与军队管理，维持红军纪律，监督军队经济，同时也做政治教育工作。军官都要受士兵委员会监督，可以受到委员会的批评和制裁。这个制度根除了旧式军队的习气，许多事情并不是靠命令，而是与士兵商量解决，当然这主要是因为共产党还没有之后的权力。士兵委员会是连队最高权力机关，一切问题都要经过它的决议才能执行。可以说，正是得益于士兵委员会的强势，中共官兵平等的传说才流传起来。
在该制度造成的物资生活平等，权力共享的结果下，士兵的革命主动性被极大的激发出来，写标语发传单组织群众都很积极。很多革命者罗荣桓聂荣臻宋任穷等都在回忆录中表达了对井冈山时期的士兵委员会制度念念不忘。可以看到那时的民主氛围确实是一代人的记忆。
但是，光和暗总是一体两面。
通常来讲，军队最需集权，战争形势瞬息万变，必须当机立断，若事事民主讨论，必贻误战机。战略部署，将领的天才通常起决定作用，民主讨论未必能得出最优决策。民主最大优点事防范最坏的结果，因为它有试错的机制，一旦发现错误，可以投票推翻重来。但战争是没有试错机会的，错误代表万劫不复。
战争最重指挥和服从，士兵委员会极大的削弱了这种上下级的服从关系从而影响到官长最终的战略决策。战争需要集体奉献需要个人牺牲，而民主代表了追求个人权益。其次，效率的冲突，越是广泛的民主，越难达成共识。士兵动辄有意见，不利军事行动，但作战往往需要迅速决策和统一行动。
29连朱毛之争就涉及民主和集权的问题，毛泽东力主集权，红军七大被选举出局，朱德领导红军继续民主化实践，当然后续出现失利。九大古田会议上，开始纠偏，毛泽东会上提出“要从理论上铲除极端民主化的根苗”，在组织上“力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要求”上级机关的决议，凡属重要一点的，必须迅速地传达到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中去”。军事民主必须受严格限制，这是古田会议的重要内容。
古田会议的急遽转向，一方面于毛加强个人权威有关；另一方面，也和整个战争态势有关。井冈山时期，队伍规模较小，而且人心散乱，用民主来维持团结是很好的选择。但1929年后，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队伍急剧扩大，军费粮草相对充足，面临的是如何指挥作战的问题而不再是维持队伍的问题。总体来讲，民主在军队力量菠萝时能够发挥最低限度的笼络作用，而一旦形势不稳，就要退出，否则，碍于军队的进一步整合，这是战争的内在需求。
古田会议时候，中共军事民主日益萎缩，集权趋势明显，突出性标识是士兵委员会的取消。古田会议前后，毛泽东有意思的限制士兵委员会权力，让其只管生活，不得过问军事问题，应该说，这样一种取舍是比较得当的，军事作战与日常生活分离，使得民主和集权可以在各自的领域发挥作用。
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并不认可毛泽东的策略。共产国际当时给出指示，称士兵委员会与党组织平行存在，他们试图监督、指挥和进行政治工作的任务，所以他们隐藏着最坏意义上的“委员会至上”因素，潜伏着对抗党组织的危险。共产国际因此建议：首先是士兵委员会在政治上不起领导作用，其次，应该伺机将其取消。自此，截止1932年，“士兵委员会”一词基本不在红军文献中出现。大致上，1928年建立，1930年开始限制。
压缩民主，集中权力，是红军迈向正规化的趋势。在队伍规模较小时，民主可以有效维持部队团结；但当规模达到几十万之众时，开始集中统一指挥，不再搞民主，当组织的力量足够强大时，民主便可以退出。总体而言，民主不是目的，只是手段，士兵委员会的兴起和消逝，可算作一个例证。
民主平等，一个关乎权力分配，一个关乎物质分配。从政治运作角度看，资源分配的背后其实是权力分配。红军中，最重要的体现形式是士兵委员会制度。
士兵委员会起源于苏俄。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军中有短暂实践。共产国际内部有争议，一派认为起义军不完全掌握在共产党手中，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党支部，一旦搞起民主，士兵就不服从指挥。另一派认为建立士兵委员会是因为共产党人只拥有不足够的权力，如果中共有足够的组织力量，则可以不要士兵委员会。可以看到，有一点是相通的，士兵委员会是和中共的领导权对立起来，前者认为士兵委员会增添麻烦，应该越过，直接掌控军队；后者认为士兵委员会可以帮助中共取得领导权，等军权稳定之后，再取消。无论那种看法，士兵委员会都是一个过渡的手段。
秋收暴动失败后，起义部队分崩离析，只剩几百人。毛泽东为重振旗鼓，27年9月进行三湾改编，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建立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制度。士兵委员会初期，权力极大，凡重要事务都须经其讨论，官长亦须受其监督。军队中向来都是官长命令士兵，中共骤然改弦更张，士兵地位空前提高，这带来相当大的震动。三湾改编给红军带来的最大变化不是支部建在连上，以前也有党代表，营以上单位，士兵见党代表并不困难。三湾改编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连以上建立各级士兵委员会。这个组织可以监督官长，其规定，官兵平等，官长不准打骂士兵；政治上士兵有开会说话的权力和自由；经济公开，士兵监督执行。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推行的这个制度更现实的原因是，作为主帅，他没有物质手段控制士兵，只能依靠精神力量来凝聚人心。
士兵委员会运作主要靠选举，组织体系分成三级。全体士兵选代表会成员，代表会成员选出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选出常委会。可以看到，全体参与，又在执行层面能够用金字塔体系将权力集中化，使得“民主”落到实处。当然红四军规模小是实行直接民主的重要因素。
士兵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参与军队管理，维持红军纪律，监督军队经济，同时也做政治教育工作。军官都要受士兵委员会监督，可以受到委员会的批评和制裁。这个制度根除了旧式军队的习气，许多事情并不是靠命令，而是与士兵商量解决，当然这主要是因为共产党还没有之后的权力。士兵委员会是连队最高权力机关，一切问题都要经过它的决议才能执行。可以说，正是得益于士兵委员会的强势，中共官兵平等的传说才流传起来。
在该制度造成的物资生活平等，权力共享的结果下，士兵的革命主动性被极大的激发出来，写标语发传单组织群众都很积极。很多革命者罗荣桓聂荣臻宋任穷等都在回忆录中表达了对井冈山时期的士兵委员会制度念念不忘。可以看到那时的民主氛围确实是一代人的记忆。
但是，光和暗总是一体两面。
通常来讲，军队最需集权，战争形势瞬息万变，必须当机立断，若事事民主讨论，必贻误战机。战略部署，将领的天才通常起决定作用，民主讨论未必能得出最优决策。民主最大优点事防范最坏的结果，因为它有试错的机制，一旦发现错误，可以投票推翻重来。但战争是没有试错机会的，错误代表万劫不复。
战争最重指挥和服从，士兵委员会极大的削弱了这种上下级的服从关系从而影响到官长最终的战略决策。战争需要集体奉献需要个人牺牲，而民主代表了追求个人权益。其次，效率的冲突，越是广泛的民主，越难达成共识。士兵动辄有意见，不利军事行动，但作战往往需要迅速决策和统一行动。
29连朱毛之争就涉及民主和集权的问题，毛泽东力主集权，红军七大被选举出局，朱德领导红军继续民主化实践，当然后续出现失利。九大古田会议上，开始纠偏，毛泽东会上提出“要从理论上铲除极端民主化的根苗”，在组织上“力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要求”上级机关的决议，凡属重要一点的，必须迅速地传达到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中去”。军事民主必须受严格限制，这是古田会议的重要内容。
古田会议的急遽转向，一方面于毛加强个人权威有关；另一方面，也和整个战争态势有关。井冈山时期，队伍规模较小，而且人心散乱，用民主来维持团结是很好的选择。但1929年后，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队伍急剧扩大，军费粮草相对充足，面临的是如何指挥作战的问题而不再是维持队伍的问题。总体来讲，民主在军队力量菠萝时能够发挥最低限度的笼络作用，而一旦形势不稳，就要退出，否则，碍于军队的进一步整合，这是战争的内在需求。
古田会议时候，中共军事民主日益萎缩，集权趋势明显，突出性标识是士兵委员会的取消。古田会议前后，毛泽东有意思的限制士兵委员会权力，让其只管生活，不得过问军事问题，应该说，这样一种取舍是比较得当的，军事作战与日常生活分离，使得民主和集权可以在各自的领域发挥作用。
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并不认可毛泽东的策略。共产国际当时给出指示，称士兵委员会与党组织平行存在，他们试图监督、指挥和进行政治工作的任务，所以他们隐藏着最坏意义上的“委员会至上”因素，潜伏着对抗党组织的危险。共产国际因此建议：首先是士兵委员会在政治上不起领导作用，其次，应该伺机将其取消。自此，截止1932年，“士兵委员会”一词基本不在红军文献中出现。大致上，1928年建立，1930年开始限制。
压缩民主，集中权力，是红军迈向正规化的趋势。在队伍规模较小时，民主可以有效维持部队团结；但当规模达到几十万之众时，开始集中统一指挥，不再搞民主，当组织的力量足够强大时，民主便可以退出。总体而言，民主不是目的，只是手段，士兵委员会的兴起和消逝，可算作一个例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