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 重磅，中国给出了新冠起源于美国的证据！ 美国2019年秋其实已经大量感染，隐匿疫情，甩锅武汉，污蔑中国，结果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上个月：溯源工作必须遵循科学研究的方法
这个月：推特上面有人说……，这表明美国是新冠病毒的源头。
这个月：推特上面有人说……，这表明美国是新冠病毒的源头。
回复： 你支这两天拿牌拿得有点起劲啊，阿美大爹你加把劲啊，你这次派了这么多人要是让支那拿了第一那支蛆们得叫嚣得多厉害。有无老哥分析一下阿美后面超你支的点都在哪些项目。
的确看阿美后面能不能发力，另外今年除了美国以外其他的国家的发挥也很好。
回复： 一直没理解共产主义到底是什么
老马从来没有进入过权力中枢，也没有在他所憧憬的工人运动的车间里面做过活，所以他的理论实际上是十分”纯粹“的，他把理想中认为的情况（根据他的那个时代的思潮，一战前，浪漫主义的顶点，人们认为已经征服了宇宙）作为了他的主义的指引。也因此他的徒子徒孙们（号称延申、应用，改造了他的理论的这些人）从一开始就背离了他设计的主义和路线（如果有这么个路线的话），直到进入了彻底的南辕北辙的状态。
回复： 一直没理解共产主义到底是什么
共产党宣言说“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
马大爷的意思是共产主义理想国是一个没有阶级制度、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实现人类自我解放的社会，而革命运动中共产党需要存在和共产党借助无产阶级的原因是”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以及 ” 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这个国家到底是谁，他怎么避免无产阶级内部分化出统治和被统治阶级，
马大爷提出了一个”自由王国“和”必然王国“的概念，摘去杂七杂八的枝节，你大约可以理解为”自由王国“和”必然王国“相加=共产主义理想国。 马大爷要的是全世界人民的真正的自由，劳动是为了获取劳动成果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剥削的情况，因此理想状态中是没有政府、没有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本质上是田园牧歌的另一种形式。
因为没有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区别，因此也不存在无产阶级内部分化出统治和被统治阶级——甚至在共产主义社会，如前所说，是没有无产阶级的。
按照老托头的意思，他们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是”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过渡”的开始，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全世界，资本主义秩序正在土崩瓦解，阶级社会正在分崩离析。他们坚信，全世界各民族终于起来了，不甘做无组织社会生产力的玩物，不能容忍无政府状态的生活方式。他们设想：全世界人民已经完全准备好，要把自己从为谋生而不得不做牛做马、流血流汗的苦难命运下解放出来——并准备好去结束人统治人的时代。
而终极状态就是老马头说的"发展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的能力，开始真正的自由王国"。
如何防止这个“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背叛无产阶级，如何解决不是所有人接受共产主义教育后都认同共产主义的问题。
然而老马头严重低估了人性以及权力运行的普遍模式，在18世纪、19世纪那股浪漫主义气息下，其实本质上是带着一股自由主义的老马头的哲学发明很快就被改造成了集权工具。一部分人背叛无产阶级这是必然的，老马头的理论（虽然他不想）并没有涉及到制约背叛的实操（这实在是为难他一个哪怕连议员都没干过一天的政治外行）。
第一个所谓的马列主义党所领导的国家自夺了国祚之初就处于崩溃边，而且向西和向东的输出革命实际上都面临了极大的问题，这就天生地为集权主义又提供了土壤。
”直到斯大林假借马克思的名义散播了弥天大谎，以及由于西方世界对马克思极其无知，才使马克思被视为自由的敌人。对于马克思来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自由，但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由具有比现存民主所设想的自由远为彻底的意义，这种自由是在独立意义上的自由，其基础是人立足于自己，使用自己的力量，并通过生产使自己跟世界发生关系。马克思说：“自由是人的本质，这是如此明显，以致甚至它的反对者都认识到这一点，……没有一个人向自由开战，他至多只是反对其他人的自由。因此每一种自由始终只是一个时候作为一种特权，而在另一个时候作为一种普遍的权力而存在的。“（杜那耶夫斯卡娅，《马克思主义和自由》）
斯大林这样的人出现是必然，此时"产业工人阶级原是被指望去实现其专政的，现在也被彻底摧垮了，这就是这场斗争所带来的冷酷无情和自相矛盾的结果。最勇敢、最有政治头脑的产业工人不是在内战中献出生命，就是在新的行政机关、军队、警察、企业管理及和大批新建社会机构与公共团体中担任要职。这些从无产者中来的人民委员由于意识到自己的出身而引以为荣，但事实上他们已不再属于工人阶级了。随着时间的消逝，他们当中的多数人逐渐成为工人的陌路人并被官僚主义的环境所同化。大部分无产阶级也失去了其社会地位。在饥荒年代里，大批工人群众从城镇逃亡到乡村；他们原来大都是第一代城镇居民，还没有丢掉乡村的根子，因此很容易重新被农民阶层所吸收。在新经济政策初期，相反方向的人口迁移开始了，人们离开农村涌向城市。一些老工人又回到城市，但大多数新来者都是未经训练的、没有文化的农民。他们没有政治传统，更不必说文化传统了。不过，1921年至1922年，人口从乡村向城市的迁移只不过是涓涓细流而已。老的工人阶级的涣散给城市俄国造成了一个真空地带。独立自主、有阶级觉悟的昔日的工人运动（连同它的许多社会机构、组织、工会、合作社和教育俱乐部）过去总是回响着情绪高昂的论争，沸腾着政治活动——现在，这个运动只剩下一个空壳了。一小部分参加过阶级斗争的老战士时而在不同地方相聚，讨论着革命的前途。他们曾经组成了工人阶级真正的“先锋队”。而现在他们只是一小撮人；他们看不到自己背后的那支阶级主力，这支阶级主力过去总是听取他们的意见，接受他们的指示，跟随他们投入到最激烈的社会斗争中去。" (《全俄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中布哈林、洛佐夫斯基和米柳亭的报告。).
无产阶级专政取得了胜利，但无产阶级本身却差不多消失了。无产阶级从来只占这个国家人口的微不足道的少数，而它却在三次革命中都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不是由于它的数量，而是由于它的政治思想、首创精神和组织性所具有的非凡力量。在最好的时候，俄国大型工业的雇佣工人也超不过300万。到了内战结束时，大约只有半数工人还被雇用。实际上，就是这些工人大部分也由于工厂开工不足而无所事事。政府只是为一个社会政策问题才把他们保留在企业的工资册上，以便将来可以保留工人阶级的核心力量。这些工人实际上是领取救济金的穷人。如果一个工人领工资的话，那么他的工资由于卢布灾难性的贬值实际上已值不了多少钱。工人要活下去，哪怕活得很差，也必须去打零工，到黑市做买卖，或者跑到乡下去搜寻粮食。如果这个工人领到的是实物工资，特别是工厂里的产品，他就会急忙从工作台边冲到黑市上去，用一双鞋或一块布换点儿面包和土豆。到了无物可换时，他就跑回工厂偷出一件工具、一些螺丝钉或一袋煤，然后再回到黑市上去。工厂失窃普遍。据估计，有半数工人经常盗窃他们自己生产的产品。
唯独农民作为一个社会阶级完整无损地保留下来。世界大战、内战、饥荒等当然曾使他们损失惨重，但却没有损伤农民的元气，没有削弱农民复原和再生的力量。甚至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也未能使人数众多的农民消散。因为农民几乎像自然界一样是不可摧毁的，为了继续生存，他们只需要与自然界保持接触；而产业工人则不同，一旦他们赖以生存的人造工业机构崩溃了，产业工人也就流散了。农民保存了他们的社会特点和社会地位，并牺牲地主贵族来增强自己。现在，农民可以从从容容地来清点革命在带给他们的损失之外又带来的收益了。余粮收集制已经停止，农民指望最后能从他们增长的财富中获得完全的补偿。诚然，农民生活在赤贫中，但是贫困以及伴随贫困而来的落后都是他们的社会遗产的一部分。农民被从封建领主的庄园制度下解放出来后，却宁愿选择在他们自己的一小块土地上的贫穷生活，也不要城市鼓动分子在他们眼前展示出来的、不被他们所理解的共产主义制度下那种富裕生活的远景。俄国农夫不再经常受到城市鼓动分子演说的打扰了。他们发现，最近以来，这些人尽量避免得罪他们，甚至力图亲近和奉承他们。俄国农民一时成了急于重建城乡之间“联系”和“工农联盟”的布尔什维克政府的宠儿。由于工人阶级不能显示出举足重轻的地位，农民的分量也就愈重了。每月每周都可举出成千上万的新例证来证明农民新的重要性；农民的自信心因而也相应提高了。
然而，这个唯一能保存其社会特点和地位的社会阶级，在政治上却是天生的低能儿。马克思曾用极其生动的形象将其比做“来自农村社会的白痴”,100年前它阻碍过法国农民用自己的名义来维护他们的阶级利益。这形象完全可以适用于20世纪20年代的俄国农民：
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拄，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加强了。在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上，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和应用任何科学，因而也就没有任何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没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了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了一个省。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了，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俄国农村也是这样的一大袋马铃薯，它也证明它同样不能“以自己的名义”保护自己的利益。过去，民粹派亦即社会革命党知识分子代表过它的利益，做过它的代言人。但是社会革命党因其拒不支持土地革命而声誉扫地，后来被布尔什维克赶到地下并被消灭，完全失去了作用。这袋马铃薯体积庞大，形象可怕，一声不响地躺着。没有人能离开它、忽视它或者任意践踏它而不受惩罚。它曾经击中俄国城市的要害，布尔什维克统治者不得不向它低头。然而，这袋马铃薯对于这个四分五裂、溃不成形的社会却不能提供任何支柱、结构、意志，也提不出任何建议或要求。
马大爷的意思是共产主义理想国是一个没有阶级制度、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实现人类自我解放的社会，而革命运动中共产党需要存在和共产党借助无产阶级的原因是”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以及 ” 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这个国家到底是谁，他怎么避免无产阶级内部分化出统治和被统治阶级，
马大爷提出了一个”自由王国“和”必然王国“的概念，摘去杂七杂八的枝节，你大约可以理解为”自由王国“和”必然王国“相加=共产主义理想国。 马大爷要的是全世界人民的真正的自由，劳动是为了获取劳动成果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剥削的情况，因此理想状态中是没有政府、没有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本质上是田园牧歌的另一种形式。
因为没有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区别，因此也不存在无产阶级内部分化出统治和被统治阶级——甚至在共产主义社会，如前所说，是没有无产阶级的。
按照老托头的意思，他们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是”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过渡”的开始，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全世界，资本主义秩序正在土崩瓦解，阶级社会正在分崩离析。他们坚信，全世界各民族终于起来了，不甘做无组织社会生产力的玩物，不能容忍无政府状态的生活方式。他们设想：全世界人民已经完全准备好，要把自己从为谋生而不得不做牛做马、流血流汗的苦难命运下解放出来——并准备好去结束人统治人的时代。
而终极状态就是老马头说的"发展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的能力，开始真正的自由王国"。
如何防止这个“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背叛无产阶级，如何解决不是所有人接受共产主义教育后都认同共产主义的问题。
然而老马头严重低估了人性以及权力运行的普遍模式，在18世纪、19世纪那股浪漫主义气息下，其实本质上是带着一股自由主义的老马头的哲学发明很快就被改造成了集权工具。一部分人背叛无产阶级这是必然的，老马头的理论（虽然他不想）并没有涉及到制约背叛的实操（这实在是为难他一个哪怕连议员都没干过一天的政治外行）。
第一个所谓的马列主义党所领导的国家自夺了国祚之初就处于崩溃边，而且向西和向东的输出革命实际上都面临了极大的问题，这就天生地为集权主义又提供了土壤。
”直到斯大林假借马克思的名义散播了弥天大谎，以及由于西方世界对马克思极其无知，才使马克思被视为自由的敌人。对于马克思来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自由，但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由具有比现存民主所设想的自由远为彻底的意义，这种自由是在独立意义上的自由，其基础是人立足于自己，使用自己的力量，并通过生产使自己跟世界发生关系。马克思说：“自由是人的本质，这是如此明显，以致甚至它的反对者都认识到这一点，……没有一个人向自由开战，他至多只是反对其他人的自由。因此每一种自由始终只是一个时候作为一种特权，而在另一个时候作为一种普遍的权力而存在的。“（杜那耶夫斯卡娅，《马克思主义和自由》）
斯大林这样的人出现是必然，此时"产业工人阶级原是被指望去实现其专政的，现在也被彻底摧垮了，这就是这场斗争所带来的冷酷无情和自相矛盾的结果。最勇敢、最有政治头脑的产业工人不是在内战中献出生命，就是在新的行政机关、军队、警察、企业管理及和大批新建社会机构与公共团体中担任要职。这些从无产者中来的人民委员由于意识到自己的出身而引以为荣，但事实上他们已不再属于工人阶级了。随着时间的消逝，他们当中的多数人逐渐成为工人的陌路人并被官僚主义的环境所同化。大部分无产阶级也失去了其社会地位。在饥荒年代里，大批工人群众从城镇逃亡到乡村；他们原来大都是第一代城镇居民，还没有丢掉乡村的根子，因此很容易重新被农民阶层所吸收。在新经济政策初期，相反方向的人口迁移开始了，人们离开农村涌向城市。一些老工人又回到城市，但大多数新来者都是未经训练的、没有文化的农民。他们没有政治传统，更不必说文化传统了。不过，1921年至1922年，人口从乡村向城市的迁移只不过是涓涓细流而已。老的工人阶级的涣散给城市俄国造成了一个真空地带。独立自主、有阶级觉悟的昔日的工人运动（连同它的许多社会机构、组织、工会、合作社和教育俱乐部）过去总是回响着情绪高昂的论争，沸腾着政治活动——现在，这个运动只剩下一个空壳了。一小部分参加过阶级斗争的老战士时而在不同地方相聚，讨论着革命的前途。他们曾经组成了工人阶级真正的“先锋队”。而现在他们只是一小撮人；他们看不到自己背后的那支阶级主力，这支阶级主力过去总是听取他们的意见，接受他们的指示，跟随他们投入到最激烈的社会斗争中去。" (《全俄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中布哈林、洛佐夫斯基和米柳亭的报告。).
无产阶级专政取得了胜利，但无产阶级本身却差不多消失了。无产阶级从来只占这个国家人口的微不足道的少数，而它却在三次革命中都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不是由于它的数量，而是由于它的政治思想、首创精神和组织性所具有的非凡力量。在最好的时候，俄国大型工业的雇佣工人也超不过300万。到了内战结束时，大约只有半数工人还被雇用。实际上，就是这些工人大部分也由于工厂开工不足而无所事事。政府只是为一个社会政策问题才把他们保留在企业的工资册上，以便将来可以保留工人阶级的核心力量。这些工人实际上是领取救济金的穷人。如果一个工人领工资的话，那么他的工资由于卢布灾难性的贬值实际上已值不了多少钱。工人要活下去，哪怕活得很差，也必须去打零工，到黑市做买卖，或者跑到乡下去搜寻粮食。如果这个工人领到的是实物工资，特别是工厂里的产品，他就会急忙从工作台边冲到黑市上去，用一双鞋或一块布换点儿面包和土豆。到了无物可换时，他就跑回工厂偷出一件工具、一些螺丝钉或一袋煤，然后再回到黑市上去。工厂失窃普遍。据估计，有半数工人经常盗窃他们自己生产的产品。
唯独农民作为一个社会阶级完整无损地保留下来。世界大战、内战、饥荒等当然曾使他们损失惨重，但却没有损伤农民的元气，没有削弱农民复原和再生的力量。甚至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也未能使人数众多的农民消散。因为农民几乎像自然界一样是不可摧毁的，为了继续生存，他们只需要与自然界保持接触；而产业工人则不同，一旦他们赖以生存的人造工业机构崩溃了，产业工人也就流散了。农民保存了他们的社会特点和社会地位，并牺牲地主贵族来增强自己。现在，农民可以从从容容地来清点革命在带给他们的损失之外又带来的收益了。余粮收集制已经停止，农民指望最后能从他们增长的财富中获得完全的补偿。诚然，农民生活在赤贫中，但是贫困以及伴随贫困而来的落后都是他们的社会遗产的一部分。农民被从封建领主的庄园制度下解放出来后，却宁愿选择在他们自己的一小块土地上的贫穷生活，也不要城市鼓动分子在他们眼前展示出来的、不被他们所理解的共产主义制度下那种富裕生活的远景。俄国农夫不再经常受到城市鼓动分子演说的打扰了。他们发现，最近以来，这些人尽量避免得罪他们，甚至力图亲近和奉承他们。俄国农民一时成了急于重建城乡之间“联系”和“工农联盟”的布尔什维克政府的宠儿。由于工人阶级不能显示出举足重轻的地位，农民的分量也就愈重了。每月每周都可举出成千上万的新例证来证明农民新的重要性；农民的自信心因而也相应提高了。
然而，这个唯一能保存其社会特点和地位的社会阶级，在政治上却是天生的低能儿。马克思曾用极其生动的形象将其比做“来自农村社会的白痴”,100年前它阻碍过法国农民用自己的名义来维护他们的阶级利益。这形象完全可以适用于20世纪20年代的俄国农民：
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拄，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加强了。在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上，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和应用任何科学，因而也就没有任何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没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了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了一个省。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了，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俄国农村也是这样的一大袋马铃薯，它也证明它同样不能“以自己的名义”保护自己的利益。过去，民粹派亦即社会革命党知识分子代表过它的利益，做过它的代言人。但是社会革命党因其拒不支持土地革命而声誉扫地，后来被布尔什维克赶到地下并被消灭，完全失去了作用。这袋马铃薯体积庞大，形象可怕，一声不响地躺着。没有人能离开它、忽视它或者任意践踏它而不受惩罚。它曾经击中俄国城市的要害，布尔什维克统治者不得不向它低头。然而，这袋马铃薯对于这个四分五裂、溃不成形的社会却不能提供任何支柱、结构、意志，也提不出任何建议或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