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领土范围。聪明人其实看到这地图就什么都懂了。

“夏”古拟音是 ɢˁra，读出来基本就是 SIRA。在中原本土被叫成夏。

北线，希腊叫 SERES；
南线，印度叫 CINA；
东线，朝鲜叫 SILLA，到日本是 SHIRA，也就是现在的 SHIRO， 全都是同一个意思。

各种口音而已。这条线一直就没断过。

上一个帖子说过，这条谱系的图腾从来没变过。SILLA，朝鲜半岛的“新罗”。什么意思？光，白，太阳。

到了日本变成：日出之国。


夏朝的图腾是什么？

《说文解字》：山雉尾长者。段玉裁注：翟，褕翟，阙翟，翟羽饰衣也。

翟，又名“夏狄”，为华夏五正色 “青、朱、黄、白、玄” 来源。同时也有可能是华夏“凤鸟”的原型，也可能是商人“玄鸟”的原型。

《尚书》中记载，夏朝末代君主夏桀面对民怨沸腾时，极其傲慢地说过一句话：“天之有日，犹吾之有民，日有亡哉？日亡吾亦亡矣”。天上有太阳，就像我有百姓。太阳会灭亡吗？太阳灭亡了，我才会灭亡。

夏、商、东夷各部，韩，日的传统图腾完全相同。全部是鸟和太阳。


夏商大概率属于同一个谱系，而不是史书里写的夏来自西北。很简单的逻辑：上古神话里，夏朝甚至夏之前那点故事，全部都是东夷地界里的事情，那个时代似乎只关乎于东夷。如果夏是一个持续这么久的这么强大的政权，上古神话怎么存在感几乎为零？尤其还是在周疯狂需要夏这个“西北政权”来给自己合法性背书的时候。

这个也不是我乱说的，我查了下史学界有相关研究。美国著名汉学家 Sarah Allan 在 The Shape of the Turtle 等书籍中有过类似观点。中国考古学者比如如孙华，也提出过“二里头即早商”的假说。以前有很多传统学者死磕二里头就是夏都，但现在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表明，二里头文化和后来的商朝文化，比如郑州商城、殷墟，在青铜器铸造、宫殿布局上有着极高的继承性。

总之可以确定，真正来自西北的是周，而且在现代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有一个基本共识：中国历史上最疯狂、最彻底、也是最成功的一次历史大篡改，就是周朝人干的。后世的朝代，比如清朝修《明史》，充其量只是在具体的事件和数字上做手脚，或者抹掉一些对自己不利的记录。但周朝人的疯狂之处在于，他们直接从底层代码上，重写了中国人的世界观，甚至可以说，是周朝人发明了我们今天理解的中国历史。

不扯远了。总之此后东夷人一步步退守，又耗了几百年，直到最后莱国也被吞了，整个东夷系就完蛋了，大把人跑路到半岛和列岛。日本人迷恋古支那文化不是没缘由的，不过是怀念自己跑路后的支那的那段历史罢了，民族基因。

东夷系在支那的核心影响大致维持到春秋战国，后来支那的农耕逼属于是有点借壳上市了。再往后，支那整个獠化，越来越拉跨，天天被游牧揍，直接导致后面游牧爹也随便学着入主中原借壳上市，也喜欢自称中原。


支那人到底是不是农耕民族？


首先在支那语境里，无论“农耕民族”还是“北方游牧民族”，都完全是政治叙事。

实际上支那人嘴里的“北方游牧民族”里，只有匈奴、突厥或者蒙古因为地理环境确实没有规模化的农耕，并且在他们的文化里只有穷人和奴隶才会种地。不过他们并不是拒绝碳水，他们也会从支那抓奴隶去种地。而同样是“北方游牧民族”的鲜卑、契丹、女真，全都有正经的规模农业。无论东部还是西部或者“北方游牧民族”，都有旱作，并且农耕区和游牧区都是接壤的，甚至有大量重叠的农牧交错带，旱作只是食物来源的一种。


这里还是要插入讲一下水稻和旱作的区别。


水稻不是种在土里的，是种在水洼里的。为了保住水，你必须把土地修得绝对水平，哪怕有一点坡度，水就流光了，然后必须修筑田埂，必须挖沟渠。造田或者修筑堤坝，绝不是一家一户能干的，它需要几百上千个壮劳力一起抛石填土，最后一起分享果实，这往往就转化为须依靠血缘为纽带的宗族集体动员，需要多生孩子。
每天都要去巡视水位，水多了要排，水少了要车水。而“插秧”，这是古代最摧残人类脊椎的劳动。你需要先在一个小池子里育秧，等秧苗长出来，再全家男女老少齐上阵，光着脚踩在蚂蟥和烂泥里，弯着腰，一棵一棵地把秧苗插进水田。这个过程必须在短短几天的节气内抢完，劳动力需求在这一刻会呈现核爆式增长。相对于旱作属于地狱级别的麻烦。
南方的水稻农民，是没有农闲的。 稻田需要极度精细的管理，除草、施肥、防虫，后来南方还发展出了一年两熟甚至三熟的占城稻。水稻农民一辈子都被死死地钉在泥水里，一年到头不得闲。你甚至不可能搬家，因为水田的沉没成本太高了。

还有水地只有那么多，怎么争夺资源？又或者堤坝修好了，水闸怎么开？天旱的时候，上游村子把水截流了，下游村子的稻子就会全部旱死。村族之间必须要有强有力的族长或官僚来分配水权。如果靠领导也解决不了怎么办？打！

广东最著名的就是宗族械斗。为了争夺水源和沙田，村与村之间经常爆发几千人规模的武装冲突，动用土炮、抬杆火枪。在这种残酷的生存环境下，这也要求村子里必须有一个绝对权威的族长来指挥战斗。
这就是獠口心心念念的那种甚至带有军事化色彩的“宗族”社会。


而种小米和小麦，只要把地翻松，撒下种子，剩下的基本就靠天吃饭。虽然也需要除草，但不需要搞极其复杂的水利工程，也不要求土地绝对水平，所以黄土高原的坡地也能种。上古时期的北方农民以及所谓“游牧民族”的打游击式种地，经常是牵着牛拉犁，一个人在前面赶牛，一个人在后面顺着犁沟撒种子，用土一掩就完事了。根本不需要育秧，不需要弯腰插秧。
北方的旱作农民，有大把的农闲时间。 种子撒下去之后，除了中间除几次草，直到秋收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是不需要天天长在地里的。冬天更是漫长的绝对农闲。因此有时间，有剩余的劳动力。

为什么隋唐以前最强悍的军队都在北方？因为北方旱作农业允许男人在农闲的时候脱产去训练、去打猎、去打仗。平时种地，冬天练兵，打仗的时候自备武器上阵。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兵农合一。如果换成南方水田，男人全去打仗了，水利系统几个月没人管，整个村子当年就得饿死。

又或者沿海的东夷人，打着鱼种着粟米，农闲的时候干什么？他们还去海边煮盐，去开采铜矿冶炼青铜器，去造船，去搞跨海贸易！因为他们的土地没有像水稻那样把劳动力全部榨干，所以他们才能点出各种科技树。

聪明人到这里应该已经看明白，支那人身上那点毛病：对土地的极度依附，爱支、爱家乡；绝对的宗法制，集体主义，护短，爱生孩子；顺从的性格，爱吃苦，无效劳动，内卷，互害，奴隶……这些纯正的农耕逼味，就是从水田里泡出来的。



北方很难孕育出这些东西。集体主义？渔猎系或者说海洋系，甚至有明显的反集体主义路径。

诸子百家时代，即便作为海洋系的影响在支那的最后一口气，依旧不难看出当年那种“自由市场的思想大乱斗”。管仲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意思是：别整天拿集体主义洗脑，让人吃饱穿暖、发财致富才是硬道理。庄子，极其厌恶国家机器和集体对个人的绑架。楚王请他去当宰相，他怎么说？他说：我宁愿做一只在泥巴里打滚的活乌龟，也不要做死后被供在庙堂上的神龟。 
墨家更像是一个独立的武士集团或航海工会。他们不认同血缘宗法不搞儒家那套只爱自己家人的自私，他们讲究“兼爱”。靠手艺和武力吃饭，谁打侵略战争，他们就帮弱国守城。这是一种带有极强游侠精神和独立人格的思想。

甚至被黑的最惨的儒家也是獠口的宋明理学改造搞坏的，真正的儒家是啥？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是一种双向契约。孟子直接说“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意思是老板把我当泥巴，我就把老板当仇人。那时候的士，也就是知识分子/武士，是完全自由的。孔子在鲁国干得不爽，周游列国；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他们有着极强的个人自尊，绝不是盲目服从集体的奴才。

“集体主义”根本不是先秦时代的底色。春秋战国时期，恰恰是中国历史上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商业实用主义最巅峰的时代，没有之一。


但这又牵扯到一个问题，秦制是怎么来的？

商鞅在秦国发明的秦制，比如编户齐民、保甲连坐，其实就是在高强度的压制统治区的反对势力，这其实是任何侵略者坐上王位后都会做的事。但这在北方的旱作区其实是极度违反人性和自然规律的。当秦始皇或者汉武帝把赋税和徭役压榨到极限时，北方农民是可以逃跑的！他们可以逃进深山变成流民或者盗贼，也可以向北逃亡，投奔匈奴，并且这在汉代极其常见。

正是因为这种水土不服，所以秦朝这种把专制开到极限的北方政权，仅仅15年就原地爆炸了。并且在唐宋之前，这套“绝对专制”的秦制，是基本破产、无法落地的。但它并不是完全失败，而是被迫采取了一种挂羊头卖狗肉的妥协模式，大概是三个阶段：

1、秦始皇是最头铁的，试图把入主关中平原压制反对势力的那套打散宗族、编户齐民、绝对控制的模式，生搬硬套到整个中原，并且还要自己控制每一个人。结果六国旧贵族、地方豪强和平民根本不买账，仅仅过了15年就因为高压和反弹，原地爆炸了。完全失败。

2、刘邦和汉武帝吸取了秦朝暴毙的教训，他们发现：朝廷根本没有足够的能力去直接管理全天下的几千万农民。于是退了一步，找地方上的地头蛇合作。汉代的基层其实是被地方豪强，也就是拥有大量土地、私人武装的大地主控制的。皇帝只管到县一级。县令到了地方上，必须跟当地的豪强大家族拜码头。豪强帮朝廷收税、维持治安，作为交换，朝廷允许豪强在地方上称王称霸。但是！当东汉末年朝廷没钱没兵的时候，那些地方豪强瞬间就能拉出几万私兵，直接把大汉帝国撕成了碎片，这才有了三国军阀混战，本质上就是豪强兼并。此时的秦制依旧是完全不成立的。

3、魏晋到隋唐，直接变成了寡头政治。这是皇权最憋屈的几百年，所谓的秦制直接被既得利益集团给夺舍了。地方豪强进阶成了门阀士族。他们不仅控制了土地，还通过九品中正制垄断了做官的权利。 表面上看，帝国有三省六部，有郡县制，这是秦制，但实际上，坐在这些位子上的人，全都是那几个超级家族的人。这时候的皇帝，充其量只是“贵族董事会”推举出来的董事长。如果董事长不听话，或者损害了贵族集团的利益，底下的股东随时可以废立皇帝。

总的来说，可以认为秦始皇是在历史记载上，第一次按下了秦制的按钮，但在此后的八百年里，直到唐宋之前，秦制就是根本玩不转的，历朝历代就一直没成功过，基本只是保持在帝国能存在的基本要求上运行，皇权是很表面的，一直被极其强大的力量死死按在地上摩擦，也就是前面提到的门阀士族和豪强地主，你下一道圣旨，人家门阀在地方上根本不鸟你，甚至能把你派去的官员给架空或者弄死。皇帝每天想的不是怎么压榨百姓，而是怎么跟这些门阀贵族玩政治平衡。这就是北方的结构，在纯粹的旱作区，法家的“绝对专制”是不可持续的，根本不兼容，它依旧只能看作最初那种为了应对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

但秦制一直在等一个完美的宿主。

这一天很快来了。唐末。随着汉语獠化，已经有了声调同时失去了复辅音。同步发生了彻底改变中国政治基因的大清洗，黄巢起义。黄巢的流寇大军在北方对那些传承了几百年的门阀士族进行了物理意义上的肉体消灭，所谓“天街踏尽公卿骨，内库烧为锦绣灰”。随着北方贵族集团的团灭，北方的旱作经济彻底崩溃，中国的经济命脉完全转移到了南方的江南和湖广的水稻田，把农民死死绑在土地上。紧接着宋朝大力推广科举制，制造了大量原子化的做题家官僚，直接面对皇帝的，变成了无数毫无反抗能力的、散沙一样的做题獠和小自耕农。直到这一刻，支那完成了华丽变身，支那的北方骨架彻底坍塌，蛰伏了一千年的秦制，才终于在南方水稻和科举制的加持下，真正的上位。皇权得到了空前的释放。

稍微懂点历史的，都知道宋明是支那最支的朝代吧？顺便说一下，这也是母獠最爱的裹脚大力发展的时期。哪怕北宋吧，缠足也就是刚开始从宫廷传出，主要局限于上层社会的贵族和官僚家庭。而且当时的缠足只是用布将脚裹得相对纤细笔直，并没有到后来强制折断脚骨的地步。北宋逃到南宋，读书獠将裹脚与女性的温婉、娇弱、顺从挂钩，从思想文化上确立了缠足的地位。到了元朝，蒙古人懒得管，但这种放任反而产生了一个极其微妙的心理反应：在异族统治下，汉獠士大夫和民间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文化防御心理。为了在外观上把汉族女性和蒙古女性严格区分开来，缠足被赋予了坚守汉族文化传统和男女大防的道德意味。结果是，在元朝，缠足不仅没有衰退，反而从原本上层社会的风雅，开始加速向下层社会蔓延，并且裹得越来越小。直到明朝，最终还是出现了“三寸金莲”这种要求折断脚底骨骼、将脚掌严重弯折的极端病态操作。在这一时期，脚的大小甚至直接决定了女性的婚姻阶层和社会评价。至于清朝，一般人都知道了，满人对缠足是深恶痛绝的。他们认为这种风气不仅摧残身体，还会让人变得柔弱，违背了满族尚武、健硕的传统。雷厉风行下达禁令，最终以惨败收场。甚至在这种情况下，汉獠反而彻底放飞自我，清代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缠足最疯狂、最极端的时期，“三寸金莲”的病态审美也是在清朝达到顶峰的。

谁也救不了獠口的自毁。

回到前面说的，秦制上位的问题。简而言之，主要是伴随着唐宋开始的獠口大量上位。

首先就像前面分析的，为什么獠口完美适配秦制？

1、绝对的沉没成本以及零逃亡率。开垦一块水稻田，不管你是梯田还是沙田，需要祖祖辈辈修水渠、筑田埂、平整土地。这块地就是一家人几十代人的命。水稻农民是绝对无法逃亡的！ 就算朝廷收90%的税，只要还能留下一口锅底的粥，他们也会死死趴在泥水里继续种。因为离开水田，他们什么都不会，必死无疑。

2、水稻需要极其精密的水利工程。防洪、开渠、分配水权，这种跨村落的大型工程，反而必须依赖强大的中央集权来调度。水稻天然呼唤一个能管事、能调配资源的大政府。

3、种水稻太累了，它几乎榨干了人类所有的卡路里。一年两熟到三熟的连轴转，让南方农民根本没有北方农闲时那种“骑马打猎、习武练剑”的精力。他们变得极度勤劳、温顺、逆来顺受。

其次，秦制为什么能在这时候上位成功？

1、宋代以后，再也没有那种能跟皇帝拍桌子的“世家大族”了。取而代之的，是南方通过科举考上来的官员。贵族做官，靠的是自己家族的私兵和封地，皇帝不敢杀。但科举文人做官，靠的是皇帝发的工资和考试名额。皇帝杀他们，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所以，宋朝的宰相就只能站着跟皇帝说话了，到了明朝，大臣甚至只能跪着跟皇帝说话，动不动还要被当廷打屁股，俗称廷杖。

2、散沙化、原子化的水稻农民。南方的农民被死死绑在极其精密的、需要极度内卷的水稻田上。他们没有马匹，没有私兵，每天光是种地就耗尽了所有的精力。面对朝廷派下来的县令，这些原子化的农民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皇帝的圣旨，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可以毫无阻碍地穿透到每一个村落。

3.、暴力的极致，特务统治。当硬件，也就是南方经济和散沙化农民准备好后，明清两代的皇帝终于把秦制的潜力发挥到了人类历史的极限。朱元璋直接废除了宰相，中国历史上存在了两千年的职位没了，皇帝直接兼任政府首脑。然后发明了锦衣卫、东厂等特务机构，直接对全国进行无死角的监控。

皇权的绝对专制，真正成型是什么时候？就是这时候。明朝。獠口第一次当皇帝的时候。皇上一句话，天下无人敢放屁。绝对的专制时代。

明清两代的首都虽然在北京，但支撑这个恐怖官僚机器运转的税收、粮食，90%来自南方水田里的獠口！同时科举与内卷的极致，也都是在这时候出现的。随着伴随“中原南下汉族”发生的人口基因以及社会结构的交流，南方水稻变得高产，养活了爆炸的人口。没有地种的人怎么办？只能去考科举。南方的士大夫，江浙湖广的读书獠，此时已经完全垄断了官僚系统。他们把儒家的忠君思想和法家的驭民之术结合到了极致，反向输送给统治阶级。


獠口疯狂上桌就是倒反天罡之际。并不是说獠口天生邪恶、喜欢专制。而是因为水稻这种作物的物理属性，决定了它是专制帝国最好的燃料。

如果中国一直停留在北方的旱作经济里，它顶多是一个类似欧洲封建制、或者中东部落联盟的国家，因为统治成本太高，稍微压迫狠一点，底盘就碎了。而水稻獠被征服收编后，他们自身的超级内卷、绝对定居、超高产的稻作模式，把中国人的耐受力阈值拉高到了人类文明的极限。

皇帝们终于发现：原来南方的水稻不仅能产出几倍于北方的粮食，而且这帮种田的獠居然会被死死绑在土地上，连反抗的力气都没有，那我自然可以随便压迫。

就像狼终于找到了那只完美的，怎么剪羊毛都不会跑的超级绵羊。


这就是为什么，专制起于公元前的秦始皇，但却最终是在这么久之后，在以南方水稻为经济基础的明代走向了令人窒息的巅峰。


谁才是真正的农耕逼呢？又是谁孕育了极权专制呢？


长三角珠三角獠口们回想一下，自己祖先在没开埠喝到洋墨水之前凸着嘴在水洼里插秧每年劳作896.4天的样子。始终不肯正视自己的历史并说出各种抹杀祖宗的存在的话，良心应该痛一下的。

韩国自己史书《三国史记》和后来的《三国遗事》原封不动地把《三国志》里的那段话抄了进去：“辰韩，亦名秦韩……其老言，避秦苦役，来适韩国”。

朝鲜半岛最早的辰国，三韩，以及后来的新罗，政权核心都是从支那跑路的东夷人。而且所谓新罗，其实就他妈是辰国的意思。

Silla（新罗，辰，白，空） = Shiro（辰，白，空） = Sora（空） 

本来是同一个词源。日本叫自己什么？日出之国。辰国的翻版。

大汶口/龙山文化最核心的信仰就是鸟崇拜和太阳崇拜，比如著名的少昊氏就是以鸟为图腾。日韩完全继承这一点。

日本弥生时期图腾就是鸟，而现在的菊花实际上是太阳。在神话《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日本人将天皇家族的祖先追溯为天照大神，而“白”正是光明的具象化，代表着最高级别的神圣、纯洁无垢。

而韩国就更夸张，无论新罗还是高句丽（这个是从支那传过去的），都是鸟崇拜和太阳崇拜。在朝鲜半岛的历史上，三足乌被认为是居住在太阳中的神鸟，象征着天地宇宙的绝对权力和神明。

其实都是同源的。

语言学上的问题：日韩这么小这么近的两个国家，竟然独立发展两门不能归到同一类的语言？但是骨架又高度同构，只是词源不同？还都不是阿尔泰？但又跟中文完全不同？到底从哪来的？

如果套进去东夷这个成分，其实就解答了。学界的一个高度共识，日韩语有一个共同的基质，比如 Alexander Vovin 提出的 Peninsular Japonic 理论。其实就是东夷语。韩国这边因为后续被高句丽统治了很久，所以跟秽貊扶余融合了，前面说的 Silla 就是一个缩影，本在日韩是通用的，但是韩国被高句丽的的词源hae/haya覆写了。反观日语应该更接近原始东夷一点。

而支那本土的东夷语，是在秦之后才被消灭。历史上轻描淡写一句“语言被统一”，没明说的是这些被消灭的语言根本不是方言，而是完全不一样的语言。


至于日本的弥生人，其实也是个筐，什么都往里扔。日本人通过现代古DNA测序已经把弥生人的成分扒得干干净净，根本不是单一民族，而是一个跨海的跑路联盟，无论东夷还是獠口，都算成弥生人。但是政治上回避讨论。

不过日本天皇是弥生人，这个是没悬念的。官方认证的日本标准弥生人长相：高颅窄面，高鼻，身材高大。不就是东夷人吗？弥生时代不过两千多年前的事罢了，渡来人还能是哪里来的？50年代的土井之滨遗址就已经通过颅骨形态测量确定这批高颅窄面特征人群跟东夷系龙山文化人群具有高度的形态相似性。但日韩两国为了政治和民族构造，尤其还牵扯到二战的问题，都把这不过两千多年前的事给模糊化处理了，有意无意的写成神话。

只是随着当下分子人类学和古基因组学的技术进步，日本关于自己民族来源的舆论风向变了。

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T2P2162T2PTIPE00QM.html





这新闻里还提到了“支石墓”，文化的核心区就在胶东半岛、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南部。这是典型的莱夷或者说北东夷的葬俗。


当下学界已经开始尝试区分弥生人（东夷人为主）和之后的古坟人（高浓度吴越獠口），三篇关于渡来人种的论文，有兴趣可以看看：

Movement during the Yayoi Period: An Examination of the Western Burial Area of the Doigahama Site Using Strontium Isotope and Cranial Morphological Analyses (2025)
https://www.jjarchaeology.jp/contents/pdf/vol012/12-1_031-057.pdf

Ancient genomics reveals tripartite origins of Japanese populations (2021)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4533991/

Dual structure model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Japanese population (1991)
https://nichibun.repo.nii.ac.jp/record/3298/files/kosh_004__297__245_251__297_305.pdf




甚至支那自己史书其实就把日韩称作“东夷”，只是当下被故意曲解成前“东夷”概念的外扩，尤其是明清以后的正统史观为了维护中原华夷之辨的纯洁性，经常把《汉书》、《三国志》里的“东夷”解释为仅仅是“因为在东边所以借用了一个远古的老词”。我突然想到当时初中还是高中好像学过这个部分，当时就觉得有点太随意了吧。

南朝宋国的史学家范晔在编写《后汉书·东夷传》时，专门写了一篇长长的序言，把东夷的族谱理得很清楚。他没有上来就写半岛和日本，而是从上古时代的伏羲太昊写起，详细罗列了远古的九夷，即畎夷、于夷、方夷等，这些都是正儿八经活跃在山东和江淮的古东夷。写完远古东夷被商周打压的历史后，笔锋一转直接接上“秦并六国，其淮、泗夷皆散为民户。其海外者，或臣或骄……”，然后紧跟着就开始分章写夫余、高句丽、东沃沮、濊、三韩、倭。

这说明了什么？

在范晔的认知逻辑里，淮水、泗水流域的东夷人，和逃到海外的东夷人，是同一个族群的两条分支。留在内地的变成了汉朝的编户齐民，跑到海外的继续当他们的“东夷”。

不仅如此，如果真是后世曲解的“仅仅是因为在东边所以叫夷”，那么两拨人应该只有地理位置的共性，没有性格共性。但史书的记载恰恰相反。中国最古老的字典《说文解字》解释“夷”字：“东方之人也。从大从弓……夷俗仁，仁者寿，有君子不死之国”。孔子在鲁国觉得礼崩乐坏时，甚至感叹过“欲居九夷”。中原对古东夷的刻板印象是：从大从弓（擅长射箭）、尚仁（性格温和）。陈寿的《三国志》和范晔的《后汉书》在描写三韩和日本时，其实非常刻意地照搬了这套描述。史书是反复强调半岛和列岛的东夷人“天性柔顺”、“其人性本谨愿”，并且特别强调他们使用的特殊弓箭，如倭人的“木弓短下长上”，扶余的“檀弓”。本意就是“同源”。

史官用同一套“尚仁”、“善射”的文化模板去套海对岸的人，说明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眼里，海对岸的政权就是当年那批“君子不死之国”原班人马的海外飞地。而且这群知识分子也显然对本土政权不满而向往东夷的流亡政权。

而且汉代史书其实从来不掩饰早前的中原政权精英大规模向东跨海建国的事实。《史记》记载，商朝灭亡后，商纣王的叔叔箕子不愿臣服周朝，率领商朝遗民东渡到了朝鲜半岛。要知道，商朝虽然在中原建立政权，但它本身就是个泛东夷政权，箕子带走的那批人就是东部沿海的部族。而《三国志》记载辰韩人是“避秦役来适韩国”，这也是被韩国官方史书原样编入的内容。秦代逃役的人，主要是离半岛最近的齐国人和燕国人，而且齐国本身就是踩在莱国东夷的尸体上建立的，民间全是东夷底色。




整个东亚中日韩三国历史，就是真正的东部原住民的跑路TV故事。西北下来的大一统殖民政权，跟东部原住民打了几百年，过程中把周围蚕食殆尽最后靠规模取胜，偷了原住民的土地和文化，而且持续污名化原住民。东夷最拉跨的后代反而是留在大陆的这些。沙东驴现在认齐鲁当祖宗是最好笑的事情，就像支那人认蒙古人女真人当祖宗。徐夷那就更好笑了，已经说上河南话了。东夷故地到底还剩多少东夷血统要打个问号。

其实这段史实不仅应该是很容易被发现的，反而应该是学界心照不宣的。

支那如果分裂了，我猜前东夷集团是有可能抱团的，甚至把东北也吞下去，因为不管肃慎还是秽貊都死绝了，现在东北大把沙东驴后代。獠口成分？没那么重要。日本古坟时代也跑去了大量獠口，事实就是只要吃稻米的地方都有獠口，日韩獠口含量也都在50%左右，比支那低一点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