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县锁链女和托克维尔 -- 谈谈宏大叙事宣传带来的反效应
最近丰县锁链女事件沸沸扬扬，当局公告在舆论压迫下四易其稿，民意仍然不依不饶，可谓出尽洋相。
我在这里并不打算讨论四份公告之间的矛盾，也不是为了追究杨某侠到底是小花梅还是李莹，而是想谈一些更为宏观的现象：
在这个事件中积极发声的，除了各种反建制派、改良派之外，还有相当大比例的，被我们俗称为“岁静”和“小粉红”的亲建制网民。而众所周知，这两类人原则上一向都是倾向于维护当局的，区别只在于积极程度。
当然，这种转变的原因不止一个，比如事件的恶劣程度突破了现代人朴素良知的底线，又比如女性很容易由此产生直接的危机感和焦虑。但要知道，类似事件并不是第一次曝光在社会面前，在数年前也曾出现过情节类似的事件，却并没有引起这般反响。那么，这里面的差异是由何而起的呢？
有人认为，这是社会经济下行导致当局的洗脑效果松动。诚然，这可能确实是原因之一，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与此相反的原因：当局的洗脑过于成功，以至于导致了来自另一个方向预期崩盘。
众所周知，疫情以来当局为了稳预期，消弭民众对疫情责任和当局治理能力的怀疑，宣传机器马力全开，不遗余力地报道西方国家在防疫上的负面新闻，反衬自己的“防疫模式成功”以及“制度优越性”。不可否认，这一招效果拔群，国内舆论场上无论对本国防疫是否满意，多数人都相信“比西方国家强”。
而这种强力宣传全方位覆盖，再加上一些震惊系营销号进一步夸大其词，产生了一种“西方国家行将就木”的气氛。如果说2017-18年“厉害了我的国”传达的是“祖国正在迎头赶上欧美”，那么疫情以来的宣传基调就是在暗示“祖国已经达成了赶英超美的历史成就”。这一剂春药极大拉高了民众的预期，可以有效对冲封锁疫情和经济下行带来的不满情绪，是维稳工作的重镇。
然而讽刺的是，当丰县锁链女这类恶性事件曝光时，过去常用的“我国还在发展中，以后会慢慢改善”一类托词在如今的高预期下变得无法自圆其说。越是相信高预期宣传的民众，就越是无法容忍“已经赶英超美的祖国居然发生了奴隶社会才有的事情，而且很可能有普遍性”。
由于这些人主观上仍然是亲建制的，仍然相信党和中央政府“站在人民一边”，因此他们视自己的行为是在“帮助党中央”而不是“挑战党中央”，在呐喊时也就会更加的无所顾忌，而不像经验丰富的反建制人士那样有规避铁拳的意识。
于是我们看到了当局为了息事宁人，在四份公告中的步步退缩。到了第四份公告，无论是不是事实，至少提供了一个比较有安抚性的故事结尾：“（一部分）坏人受到了惩罚”。但质疑的声音仍然没有完全平息，关于杨某侠身份的疑点，以及对丰县官员包庇拐卖行为的质疑，仍然有大量声音在不依不饶。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有一段著名论述：“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们，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要好些……被消除的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未被消除的那些流弊，于是人们情绪更加激烈。”
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也表达了类似观点：社会变革导致期望膨胀，期望膨胀则会由于旧制度松动、新制度滞后而导致社会动荡甚至崩溃。
更多...最近丰县锁链女事件沸沸扬扬，当局公告在舆论压迫下四易其稿，民意仍然不依不饶，可谓出尽洋相。
我在这里并不打算讨论四份公告之间的矛盾，也不是为了追究杨某侠到底是小花梅还是李莹，而是想谈一些更为宏观的现象：
在这个事件中积极发声的，除了各种反建制派、改良派之外，还有相当大比例的，被我们俗称为“岁静”和“小粉红”的亲建制网民。而众所周知，这两类人原则上一向都是倾向于维护当局的，区别只在于积极程度。
当然，这种转变的原因不止一个，比如事件的恶劣程度突破了现代人朴素良知的底线，又比如女性很容易由此产生直接的危机感和焦虑。但要知道，类似事件并不是第一次曝光在社会面前，在数年前也曾出现过情节类似的事件，却并没有引起这般反响。那么，这里面的差异是由何而起的呢？
有人认为，这是社会经济下行导致当局的洗脑效果松动。诚然，这可能确实是原因之一，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与此相反的原因：当局的洗脑过于成功，以至于导致了来自另一个方向预期崩盘。
众所周知，疫情以来当局为了稳预期，消弭民众对疫情责任和当局治理能力的怀疑，宣传机器马力全开，不遗余力地报道西方国家在防疫上的负面新闻，反衬自己的“防疫模式成功”以及“制度优越性”。不可否认，这一招效果拔群，国内舆论场上无论对本国防疫是否满意，多数人都相信“比西方国家强”。
而这种强力宣传全方位覆盖，再加上一些震惊系营销号进一步夸大其词，产生了一种“西方国家行将就木”的气氛。如果说2017-18年“厉害了我的国”传达的是“祖国正在迎头赶上欧美”，那么疫情以来的宣传基调就是在暗示“祖国已经达成了赶英超美的历史成就”。这一剂春药极大拉高了民众的预期，可以有效对冲封锁疫情和经济下行带来的不满情绪，是维稳工作的重镇。
然而讽刺的是，当丰县锁链女这类恶性事件曝光时，过去常用的“我国还在发展中，以后会慢慢改善”一类托词在如今的高预期下变得无法自圆其说。越是相信高预期宣传的民众，就越是无法容忍“已经赶英超美的祖国居然发生了奴隶社会才有的事情，而且很可能有普遍性”。
由于这些人主观上仍然是亲建制的，仍然相信党和中央政府“站在人民一边”，因此他们视自己的行为是在“帮助党中央”而不是“挑战党中央”，在呐喊时也就会更加的无所顾忌，而不像经验丰富的反建制人士那样有规避铁拳的意识。
于是我们看到了当局为了息事宁人，在四份公告中的步步退缩。到了第四份公告，无论是不是事实，至少提供了一个比较有安抚性的故事结尾：“（一部分）坏人受到了惩罚”。但质疑的声音仍然没有完全平息，关于杨某侠身份的疑点，以及对丰县官员包庇拐卖行为的质疑，仍然有大量声音在不依不饶。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有一段著名论述：“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们，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要好些……被消除的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未被消除的那些流弊，于是人们情绪更加激烈。”
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也表达了类似观点：社会变革导致期望膨胀，期望膨胀则会由于旧制度松动、新制度滞后而导致社会动荡甚至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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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