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九四九年後中国大陆的政治文化的形成起了最重要作用的是知识份子阶层。以当时的所谓“第三势力”为代表。

第三势力对一九四九年後大陆的政治文化到底起了什么作用？怎样起作用的呢？简单地讲，第三势力最终放弃了他们原先想要走的第三条道路，事实上卷入了共产党用暴力推翻执政的保守的国民党政权的革命，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特别是他们对於共产党人对国民党人进行的政治迫害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卷入及认可，是形成中国大陆一九四九年後以政治迫害为内涵的政治文化的根本原因。

以宋庆龄、罗隆基、史良和储安平为代表的第三势力，主要是一批国民党时期政治上失意但又极具政治野心的人物，他们对国民党又有着太多的直接的嫉恨，在共产党的“民主联合政府”，“政治协商会议”口号下，终於放弃了第三条道路，成为共产党人迫害国民党人的“同盟者”。他们自信共产政权的建立中“包含着自己的努力乃至功劳”。(见戴晴《储安平与“党天下”》)这使这批“第三势力”及代表人物在中共建立政权後有强烈的功臣感和优越感，他们对共产政权有着极高的认同。

另外有必要提到的是共产党内的文化人，以周扬、丁玲、贺敬之为代表，更是这场革命的直接参与者。他们对於共产党人对国民党人的迫害更有着根本上的认同，即使延安整风(对这批党内文化人的政治迫害)及枪毙王实昧，也没有能改变他们的信仰。因为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之间的仇恨已使这批激进的知识份子没有再选择的余地了。

不难理解，出於政治利益上的考虑，共产政权第一代人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国民党人及其同情者的可能的报复。因此，政权建立初期的几次大规模政治迫害首先是针对国民党人及其同情者的。值得注意的是，这几次政治迫害也是以後的持不同政见者们最少提及的：

一九五０年十月，镇反，镇压反革命运动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反”，主要整肃国家机关中国民党时期的留用人员

一九五五年下半年，肃反，肃清国家机关、革命团体、民主党派和党内的反革命份子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的是，用政治迫害取消了国民党人的政治空间，那么留给迫害者本身的空间也就所剩不多了。共产政权的第一代人在迫害国民党人的同时，也铺下了自己政治生命的轨道。认同对国民党人的政治迫害，就是认同了政治迫害的合法性。

政治迫害的合法性在後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表现就是历次运动中受到政治迫害的人很少会有机会再获得政治地位和权利，并且会受到社会的普遍的歧视。这些人更不会被後起的持不同政见者认同。

“平反热”中的那些事告诉我们，受到政治迫害的共产党人及其同路人，并没有否定政治迫害的合法性本身，而祗是否定自己是反革命。政治迫害没有错，祗是迫害的对象找错了。这就是“平反热”的主旋律。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些遭受过政治迫害的人重新工作後，还是用政治迫害的手段来对付自己过去的，现在的，和潜在的政敌。这也就是以“平反”热开始以大屠杀告终的八十年代在中国政治历史上的意义。

李禄，八九天安门学生抗议运动的领袖，讲过：“我们这一代人面临的问题，没有历史感，没有历史知识。”但是这位自称为“比较特殊，知道得比其他同学多一些”的学生领袖，在同一次采访中也说出了“我们不知道共产党过去杀过人，也没想到这次共产党会杀人。”诗人老木说：“当广场的学生被问及魏京生为何许人时的(不知道)这一回答，实际上已经暗示了八九中国民运的必然失败。”这一代人不会不知道共产党曾经杀过“国民党反动派”，不会没听说过“镇压反革命”，祗不过从来没有把这种“革命行动”与血淋淋的杀人联想起来，以政治迫害的角度进行思考。八九民运的领袖人物的话说明这样一个事：四十年持不同政见运动的经验积累是一片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