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各方反应

3.1 国民党与中共的反应

随着中日战争的爆发，中华民国逐渐加强了舆论管制。1937年7月，国民政府修订《出版法》，为战时言论管制奠定基础，8月，制定《修订战时报刊检验标准》，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从南京撤至武汉、重庆。这进一步加强了对报纸，杂志和书籍的检查。在这种审查之下，主要报刊发布的信息都是国军大捷以及鼓舞士气的一些文章，关于前线的惨状以及发生在南京的屠杀没有丝毫的提及。就连在之后蒋介石谴责日本的演讲中，也没有明确提到南京大屠杀的存在。

中共对于事件的提及更是少之又少。在暴行刚发生的一个月内，仅有一份中共党内报纸在简要的提及了发生在南京的暴行。即使在战争后，中共政府也少有提及南京大屠杀，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大规模宣传要到80年代以后才出现，这跟邓小平政府的政策是分不开的，这点将在最后ccp是如何将南京事件作为仇恨教育的工具这一部分集中展开。

3.2 欧美的反应

南京城内的欧美记者记述并报导了发生在南京的惨案。相关的报导最初在纽约时报、泰晤士报和芝加哥每日新闻都有出现，并且陆陆续续的报导一直持续到1938年5月。在回到德国后，拉贝也公开了一些能够证实大屠杀存在的录像。这些报道以及日军对欧美国家民用船只的攻击都引发了欧美进一步的反日运动。

3.3 日本的反应

由于日本在战时实行的严格的舆论管制，在日本社会的报纸上没有对于南京事件的论述。日本驻南京总领事以及上海总领事发给外务省的电报中对发生在南京的事情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东亚局局长石射猪太郎对这一事件的描述大致如下：“从上海发来的电报中了解的惨状让我目不忍视。这对于所谓的皇军是何等悲哀。这对于日本社会会产生难以磨灭的坏影响，国家的民心将会动摇。”东亚局第一课长上村伸一也描述到：国际委员会的抗议、发来的报告和照片堆得像山一样。虽然在列席会议中东亚局向陆军发出了抗议并提出来重整军队的建议，广田首相也敦促陆相杉山元整理军纪。但这一问题并未上升至内阁会议，多数阁僚都对此一无所知。1938年1月，陆军将松井石根召回东京并派遣本间雅晴少将进行对事件的调查。

教育总监畑俊六写道：“支那派遣军在长时间的作战后军心涣散、军纪底下，犯下的强奸、抢劫行为并非个例。应该逐渐更换现役派遣军，用预备役去补充，并应该召回松井石根并让其他人接手派遣军。应该做好军队人员以及管理人员的轮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