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代共和国史没有熟悉到这个份上，但大三实习的时候看到满街蜘蛛人山人海，和同学探讨了一下这个问题。

一则里甲制度的论文提到了明清时代后期，朝廷在乡村的经理人如粮长等，改变了经营策略。

之前的经理人们，和乡亲们一同应付朝廷的赋税徭役，保证自己小共同体的生产，之后的经理人改为和朝廷合作，掠夺、毁灭小共同体，逼使许多人流离失所。这一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也没有多少改变。

在近世乡村社会崩溃以后，道德沦丧，丛林社会，失去了有德行的仲裁人，官府只看钱，民众不去找他们打官司和解决纠纷。

捻军前身捻党、白莲教（想象的共同体，通俗读物马伯庸的《两京十五日》中讲的挺老生常谈的，白莲教是一个幽灵，盘旋在明清中国上空的一个幽灵）、义和团都是这种情况下，民心所向，填补了空白。如义和团暴走的导火索之一，山东冠县梨园屯教堂用地纠纷，农民被欺负，先去找县令仲裁，县令选择送妈以后，农民去找大师兄仲裁，这是一个经典的——清室失鹿，大师兄逐之的案例。

清朝屡屡剿杀义捻白，并在宣传中丑化他们，农村自己人也迷茫了，精神生活中，他们知道该听从官府的，但现实生活中，他们从来不考虑听从官府，因为官府过于送妈，一则太平天国时期的史料故事说：

太平天国时期，地主跑路了，佃户得以耕种田地，只交给洪秀全政权赋税，天京陷落以后国家灭亡，地主回来，佃户要缴纳给地主、政府两份赋税，佃户们向官员求助，说交税后他们连口粮都不足，这样下去他们只有死亡。而清朝官员的回答是：你身为佃户就该交给地主粮食，‘安问汝不足？’我为什么要关心你够不够吃？

从未改变的经济高压，掠夺，像《白鹿原》所提到的那种社会，斗争激烈，盲从，几种道德策略疯狂变化。

官府、天灾和经济无时无刻不在致力于使农民家破人亡，农民就无时无刻不需要一个保护人，现实、精神上的双重濒死，农村社会因此崩溃了。迫使人们遵从最原始的动物性竞争策略，就是多生孩子，去应付武斗、争抢，和利用子宫这个最后的人权，去创造动物水平的共同体，建立足够抵御风险的合伙经营。

这件事共产党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人民公社，邓小平弃疗，而明代的解决方案有二，一是朱元璋要求的遍地自耕农，小国寡民、男耕女织、自给自足，不参与市场生产，每个县公有制经济，储存全县收入的三分之一作为备荒仓库。这样天灾无法使农民破产，农民不参与市场也就不会因种种原因卖地，每年耕种的够自己吃，人生目的就完成了，如此子子孙孙世世代代。

二是明中期许多士绅提出的，如王阳明，恢复小共同体，王阳明建立了乡约制度，一个乡约中，民主选举出一个领导人，乡约研究我没看多少，不太熟悉。以及自发的许多家族共同体的重建，在从前因市场经济而涣散的家族，在明中后期再次团结起来，这个有个典型是某省的庞氏宗族家训，许多明代社会研究的书籍都会提到。庞氏家训中要求子孙不得离开家乡去外地谋生，且规定了内部互相来往的送礼额度，如原文提到人家送你一个猪头，你还送人家三钱银子，细致到这个份上。